关于大师的余话，郭沫若是最先拟订叙写中的一位。只是随时间的推移，一些幕后资料的出现，特别是为了写其他学者的余话而收集资料时，我时时能够看见那种堪称惊心或不耻的记录。于是我迟迟不敢动笔，或者说无心去写了。当中国文坛揭去那块遮羞红布后，台湾和海外的汉学融归之后，被称作新中国文学旗帜的郭沫若的处境显得十分尴尬，负面的东西纷纷出笼，原先身上的光环一个一个破灭，似乎已是一无是处了？　

到了某种极限时，人忍不住要反思！一个被称作旗帜的文化巨匠，真的是那么虚无缥缈？可是我又真的没有一个合适的诠释。李辉先生曾为他取了个“太阳下的蜡烛”的命题，只是无论李辉先生如何去圆写，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是很糟糕。作为一个受人们礼拜的大家，他似乎不仅需要等身的著作，还需要中国文化人所必须具备的文人气节。或者说四九年以前，或者说新文化初期，我们看见了他的激情和才华，也见识到了新青年的爱国热情和为民主科学献身的勇气。然而四九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的浪漫诗人不过是一个新体制下的旧式文人官僚。是的，我们在今天看待郭沫若不应该把他单纯地放在文化人的范畴中，他首先是个官僚，其次才是文人。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我们仰慕的历代文豪中，绝大部分都是这身兼两者的人物。于是乎许多不被人理解的事情就显得很自然了，只是他太注重文化方面的成就，他的文化“超人”的形象盖过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影响以至今天的人们几乎忘记了他是一个文化政客。　

翻开《郭沫若全集》，这恐怕是那一代中国文化人中最完善的一个集子，与其他同时代的大家相比，他显然多了些东西，那就是四九年以后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文章。一如常人我也喜欢他未入政治圈前的那些新诗，拿今天的标准来讲，那些诗多少显得有些幼稚，但是对于几千年的律诗绝句而言却是那么新鲜和充满生机。《女神》曾经是那般广为传诵在中国大地，直到《再别康桥》的出现，《雨巷》的诞生。我不喜欢他的小说，那是《沉沦》的延续，我也不喜欢他的剧本，即便是《蔡文姬》也只是命题式的作文。我无法揣摩他是以何种心态来叙写曹操的，但也正是这个曹操我才重新注意这位显赫一时的政治文人。难得他有勇气敢偏离中国百姓的习惯思维，偏离了中国戏剧中的典型塑造。或者剧本本身谈不上是经典作品，然而这角色的突破性创造，足以使之位列现代戏剧的经典之中。　

对于四九年以后的那些事情，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原谅他　。真的如果我们以一个普通人的理念上，我们可以原谅他的一切所为。因为能够在那年代保持自我人格的人，实在是没有。妥协只为了一个最基本的，生存这个要素。为了生存而必须去适应那个社会，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思想，为了生存不得不去批判或者践踏别人。作为郭沫若，我们的思维上发生了习惯性的错误，这时期他更多的身份是个领导人，而不是文化人，也不是文化方面的领导人。他有别于周扬和夏衍，也不同邓拓和吴晗。我们以文化巨匠来衡量他，自然有许多不能入目的言行，但如果我们以政治家的标准来看，他则是完全合格。要郭沫若达到陈寅恪那般的心态，确实是苛求之举，如同要一个名伶去传道受业。人各有志焉能等同。诚如他自己所说，要超过要有信心超过起码要在文字资料的掌握上超过陈寅恪。从这一段节节败退的语言上，恰恰表现了他的清醒。毛泽东在一次小型朋友式的聚会上对他的师辈们说，鲁迅如果还在，有两条路，一是听话，二是不说话。　

郭沫若选择了听话。其实他还说不上是选择，原本他就是其中一员。不说话的有沈从文，但他是郭沫若的直接加害者，巴金算半个，这是他的为人之道决定的，超越毛泽东对文人圈定的似乎是梁簌暝，这位老先生绝顶聪明，他以反派的角色，让毛泽东体现了一次君主的大气肚量，从而保全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其实郭沫若完全应该放弃变革后的文化人生活，或者说应该放弃他的纯文化的学术研究，如果他能够忘却自己曾经是一个学者的话，我们在今天根本不会去谈论他的是非，他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没有异议的卓越的文学家和政治家。然而他还是想做一个真正的文人，他的骨子里流淌着书香门第子弟的贵族血液，他是无法也不能够完全成为农民政治家的。小农思想和权阀思想的交错冲击，把他搞得可怜且可恨。可是我敬佩这一代文化人，他们在那种环境下面依然恪守学人的准则，不象今天的学者，偷几页老师的书稿笔记，抄几章学生的文章，便署上自己的名字。郭沫若有的特权只是能够到全国各地借阅他所需要的资料和典籍，抨击几个他所谓的文化对手。这使他很快在许多学术领域成为权威，同时也使许多学术领域的专家因为和他的意见相左而遭到批判。最典型的就是古文字（殷墟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和他的关于甲骨文的学说。其实这不过是学术研究中普遍的事情，百家争鸣嘛。唯一让人不舒服的是他们间的不平等地位。　

历史是公允的，时间能够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许多当时的成绩若干年后也许就是话柄。而郭沫若的话柄并不是学术上的。他有幸躲开了文字狱的劫难，却经受了比其他文化人更为无奈和耻辱。甚至他忍受着同时代老人所没有的痛彻心扉的事情。我不能够想象一个被冠为杰出诗人的人能够对任何事物激情讴歌，我更不能想象他在吟颂这样的诗时心境是何等的悲哀。一个曾经写出《女神》的诗人，他怎么可以把如同市井白话的东西当成诗篇，他怎么可以对一个低俗的女人即席献媚。或者他已经忘记了诗的神圣，又真的把那女人当成心中的女神，（或者他是以封建帝王母仪天下移植于此）除此之外，我想他的心在哭泣流血吧。　

他真的可怜。在声誉满天的晚年却没能挽留住自己儿子的年轻生命。当老妻夜枕哭泣哀求时，他一如许许多多的中国普通老人一样，除了叹息还有的变是泪水。如果在今天，他不需要那般显赫，更不需要那般的金阶玉堂，他就可以替儿子开脱，轻易地送儿子出国，并且攒他一笔足以颐养天年的美金。而他不能他甚至不敢开口。一个连自己儿子都救不了的父亲的心态，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够体恤到！　

我们真的可以原谅他了！　

补记　

如果我们能够原谅周作人的话，那么我们还应该敬佩郭沫若。毕竟在那个年代他在疾呼，他在奔走，他在努力替代鲁迅旗手的作用。尽管他的文章没有周树人那样犀利，他的影响没有鲁迅那么深远。但是他真的很卖力，他甚至写信给北平的周二先生，请他赴渝以免遗憾终身。这段历史是他最风光也最容人的时间。　

郭沫若与沈从文的关系是有些特别的，四九年他把沈从文等列为粉红作家加以批判，使中国缺少了一位小说家，可是却造就了一位伟大的学者。我们在沈从文四九年以后的唯一巨作《中国古代服饰大全》中看见了他的序言。说实话也只有这样的书法才配得上那样的文章。　

又想起李辉先生的标题，太阳下的蜡烛。我想他真的选错了发光的地方。　

本文已被编辑[漠孤寒]于2005-8-14　0:24:31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