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绵延数千年，成就非凡，发展到新诗阶段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个人拙见如下：

其一，在我国，白话诗的历史也堪称悠久，但始终处于民间流传的阶段，是一种原生态。即使也有文人的整理与总结，也不过是将民间诗归纳而为文言诗，仍然只是文言诗人的所为，白话诗并没有充分发展之可能性。因此，与文言诗词相比，白话新诗不仅是一块远未开垦的[ch*]女地，更重要的是文言文诗词是用一种特殊性的语言氛围造就的艺术形式。它与白话诗有着很深的“代沟”，虽然同为中国人所为，但并不具备一定的可过渡性。西文诗歌，虽说是用有别于汉语的其它语言写就的，然而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我们仍能充分地领略其堂奥。文言诗词则不然，它不是不可以翻译成现代汉语。但任何文言诗词的翻译都只是对其字面意义的理解，阐述，仿佛一件产品的使用说明书，是学术性的而非艺术性的，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能通过译诗来领略外来诗歌，因为汉译诗与外来诗具有同一“介质”---白话文。但文言诗词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脱离了它的语言环境，其艺术功用便大打折扣，甚至味同嚼蜡。显而易见，文言诗词只能基于方块字这一土壤才能滋生萌芽，不断成长，但我们不可忽视的却是文言诗词与白话诗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远甚于新诗与外来诗的区别，它仿佛方块字为方块字设置下的不可逾越的深沟壁垒，“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因此，尽管我们有着悠久的诗歌史，在诗歌创作方面我们还不能直接继承这一传统。譬如音乐，绘画，舞蹈，手工艺，建筑，乃至于小说，戏剧，我们尽可以毫无阻碍地继承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唯独诗歌艺术，却无法淋漓尽致地至少是自由地体现这一传统。之所以如此恐怕语言环境的改变起了决定性的因素。

其二．新诗是在一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骤然生成的，仿佛一种文化的断层，先天既存在不足，后天的营养滋补也不济。解放前的动乱频仍，建国后的极左思潮，十年文革等都严重地制约了新诗的发展。纵观二十世纪之中国，“形势比人强”，诗人们且来不及直面迅速发展的时代变迁，更无暇深刻的思考与反思，急剧变化的社会浪潮又倏忽而至，令人眼花缭乱，匪夷所思。形势之发展似乎超越了诗人的感受能力。新诗，毕竟只是处于其原始的萌芽状态，启蒙阶段，经受了过多的冲击和考验。因此，尽管有人曾断言“国家之不幸，诗家之大幸。”对于经历一定发展阶段的诗歌来说或许如此，对于处在初创阶段的新诗来说恐怕是冲击作用远甚于其促进作用，并不能一概而论。然而新诗却只能缘于这一不断变革的时代，否则它便失去了赖以产生的环境与动力，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它必须面对自身的和现实的种种制约，另一方面这也为新诗之发展留下了致命伤。

其三，从主观上来讲，我们对于新诗也有许多认识上的误区。这方面的盲点很多，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诗是新生事物，要促其长足发展必须向古典文学学习，向外来文学界学习。我们也不是没有这样做，但比较保守。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古典文学苛责过多，竟至于对于方块字本身都要否定了；我们所谓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际上，视同糟粕的多，取经的少。新诗是新诗，旧诗是旧诗，二者之间缺少默契。如果说向民间诗歌学习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向古典诗歌学习更有其必要性。我们需要客观地对待古典诗歌，同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言诗词相比较而言，现代诗还是个刚落地的娃娃，楞头青，只有将当代诗融入整个诗歌的发展史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我们固然需要向民间诗歌学习，但我们更需要花百倍千倍的精力向文言诗歌学习，因为古典诗歌代表了中国诗的精萃，是中国诗精神和美的最集中体现，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因循政治之短见。当然，新诗如何借鉴文言诗之菁华，本身便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不仅国内，国外也多有尝试，感觉得成功之作非常之少，看来这是有阶段性的，必须得天才的创造不可。凡此种种都极大地妨碍了新诗汲取我们民族这一丰厚的宝藏。我们过分地强调了“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一观点，而这是很有可能使得我们耳目闭塞而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却夜郎自大的。向外来文学学习并不妨碍我们创造，丰富和发展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关键在于如何灵活地把握之。事实上日本文学也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文言文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过程。然而无论是向古典文学取经还是向外来文学学习方面，日本文学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反观国人大体上极善于运用种种独到的犀利的批评武器，似乎真理仅仅只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实则不过是自话自说而已，真理的筛子眼过大，独缺少一种虚心之态度与魄力，极大地妨碍了我们汲取各种营养元素。中国并不代表所有的真理，中国文学也如此。

第二，我们也并没有充分地注意发掘我们民族语言的魅力和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要求作文为诗要力求“质朴无华”，对于作家，诗人那种追求精致华美的艺术倾向是很不以为然的。譬如朱自清先生，我们便只认可那些敦实厚重的散文，而对其充满灵性和美感的作品却多有非议，人为地将其割裂成多个方面，以其一方面来否定另一方面。这其实是有失公允的。我想如果要论及发掘我们民族语言文字的魅力和美，恐怕恰恰是先生的被我们长期极力贬斥的那一部分作品更好地表现了这一倾向，为我们所景仰所折服。现在大体上我们感觉到了这种观点的荒谬了，然而当初它却甚嚣尘上，煞是风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对一位作家的评价的问题，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很不好的创作倾向，对于文学创作是一种桎窖，极大地制约了文学创作的创造性与活力。纵观古中国人之为文，或质朴，或华美，激扬文字，挥洒自如，哪里如今人这般迂腐不堪，千篇一律！努力地发掘我们民族语言文字的魅力和美，应该成为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和诗人当仁不让的神圣责任和使命，非如此不足以产生我们这个时代的屈原，曹植，陶渊明；非如此不足以产生当下的李白，杜甫，苏轼，陆游；非如此也不足以产生我们民族的荷马，但丁，歌德，产生中国的拜伦，雪莱，惠特曼；不足以产生引我们为自豪的“民族诗歌的太阳”和“民族诗歌的月亮”。

第三，我们对于文学创作的内容也有过多的限制。例如爱情诗歌的创作，在过去我们便很难越雷池一步，因为怕陷入“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泥沼，过于“小我”。实则爱情诗歌的创作也是很大我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其主旨之一便是反对“禁欲主义”，爱情诗无疑是一种最有力的文学工具，充当了“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功用，并非一味的卿卿我我之谓也。过去也有一种论调认为爱情诗如果写得太直白就不符合中国国情。日本人大约也很东方的，但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的诗歌创作便多有感情真挚热烈之作，说到底这种论调只是庸人自扰耳。现而今，现代派文学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地要否定生活，否定爱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人文精神的一种否定，对生活的一种否定，我想，倘若我们要对整个现代文学作某种程度的反思恐怕也少不得要发挥爱情诗歌的应有作用。

归纳起来说，我们既在汲取营养源方面有所保留，又在文学创作方法上固步自封，对文学的内容也多有不必要的限制，我们的文学（诗歌）创作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实在是未可知之数，恐怕需要认真的反思与总结。说些过头话吧，诸如我们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人便多有不平之声，我倒觉得这只是国人妄自尊大的一种表现而已。一则，我们所公认的那些大家之作品，还只是处在传统文学的阶段，尚跟不上西方文学之潮流；再者如前所述，中国固然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但至少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们实在没办法以这种伟大传统的继承人自居，一些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把对某位华裔作家的获奖看作是对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文学的一种补偿怕是很牵强附会的，并不必要。中国文人的虚火甚大，如果因此使得我们丧失了对现有文学的一种深刻反省，反倒是得不偿失。

第四，从哲学家产意义上来讲，中国文学居主流地位的思想是“人这初，性本善。”而西方则是“人之初，性本恶。”西方文学之出现《恶之花》，《荒原》并不偶然。不仅如此，如果说最初的现代派文学犹可以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人文关怀的话，那么在其后的创作实践当中，怕是香花毒草，为鬼为蜮，不一而足的。现代诗人指称传统文学种种滥觞，缺少生命力，然而从其在中国的实践来看，也是陈词滥调，不绝如缕，仅仅十数载工夫现代派诗歌便已日益式微，尽管某些人并不愿意正视之，但早已是昨日黄花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诗歌将何去何从恐怕还是未可知之数。那种将诗歌“妖魔化”，“去中国化”者可以休矣！

从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仍旧没有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歌，虽然我们确实是在用方块字在写作。我想所谓中国特色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出一种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是体现出一种我们民族的美学特征，当然能二者兼得是最好不过的了。关于此我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我们不仅需要反省，更需要创造。

诗歌创作是需要合适的土壤的。在此不妨将大陆诗坛与台湾诗坛作一些简单的比较。就我个人的直觉，台湾诗人有一种延续中国传统文学的强烈倾向。这可能是因为当初国民党政权败退至台湾后，一些迁延至此的文学大家，他们或者对风头主义并不太感冒，表现在文学上便是一股浓郁而清新的传统意味，这在他们是一很自觉的内在需要，与大陆文学界存在很大的不同。最近看到席慕容的新作种种，我的感想颇多，可以说数十年来女诗人都在运用同一种创作模式在写诗，古典而雅致。台湾的诗坛能宽容理性地对待，台湾的读者也能欣然接受。反观大陆诗坛，火药味太浓了，硝烟弥漫，绝没有喘息之余地；也太爱赶时髦了，唯恐不新潮，急于树旗帜，流弊所致，一波更甚一波，把个文学界搅拌得天昏地暗，毫无宁日。说到底这只是一种恶性循环，一种无所谓的内耗而已。正是在所谓的现代诗人的猛烈攻势下，老一代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只得纷纷住笔以求得内心之安宁；也正是在后起的新生代诗人的联合绞杀之下，风华正茂的现代派诗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在自己发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中缴械投降，铩羽而归（由此可见其杀伤力）。后来者居上，这似乎是没办法的事情，然而继起的这些人物们也没能幸存多久，似乎在将所有对手赶尽杀绝之后，也只有选择自行了断之穷途末路（显示出嗜血者之本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中国的诗歌终于出现了一片久违的真空地带！呜呼，中国诗人的写作寿命何其短暂，诗人之生活在中国何其悲哀恐怖，何其不幸也……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我希望中国文学能勇敢地反思与探索，走出骷髅城，走出荒原，努力地创作出富于我们民族精神的，符合我们民族美学特征的新文学。我坚信诗歌必将会寻找到其“回来的世界”，回归于人性，回归于理性，从而真正地成为人类心灵的一扇窗口；我同时也坚信会有那么一批优秀的文学家，诗人的诞生，他们将重新占领天空，陆地和海洋，重而揭开中国诗歌的崭新的一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