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告诉我，军文最近吃上“低保”了，我听了后很有一些感慨。

军文是我干调车组的时候的一个徒弟，上第一个班不到两小时，他嚷叫自己肚子痛就回家了；第二个班是夜半，到了后半夜军文嚷叫着自己没有把棉鞋穿上脚冻，就又回去了；第三个班，军文说自己家里有点事就又提前下班回家了。半年的学徒期，军文实际上班的时间还不到四个月，出徒单独定岗后，军文勉勉强强又上了半年的班之后就不来上班了。

我上军文的家去见了军文的父母，军文的父亲是一位机关干部，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父母都十分痛爱军文，说军文从小就没有吃过苦，调车组工作辛苦、危险；军文说啥也不愿意干铁路这一行。不久，军文就凭父亲的关系，调到南方一个风景秀丽，气候温和的大城市去做了一份舒适的工作。几年后，军文的父亲退休了，军文与妻子也双双下岗了。军文带着妻子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十几年来，军文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

我还有一位师傅，是一位老铁路的子弟。在调车组的岗位上干了十年，师傅带我的时候是单身，与我同住一个宿舍，说心理话，我是很有点小瞧师傅的，因为师傅是下过乡的被耽误的一代，双手写不好一个“8”字，还经常拿着“规章”问我不认识的字。师傅从制动员、连接员、调车长一步一步干起，后来又干上了调车区长、调度员、调车指导，我对师傅的敬业精神却是十分敬佩的。年年出满勤，就连班前休息都是认认真真。没有听说过他对工作的怨言，也没有听说过他“大展宏图”的言语。5年前我的师傅又干上了车间主任，起初，我想不通，当我打听到徒弟军文的一切消息后，我才逐渐地明白，两种心态，决定了两个人的不同命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