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勤县古称镇番县。在清初时此得的水生动植物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状况还是相当好的，这里“川湖罗列”，水源广布。如县东15公里的六坝湖，已垦为田；县东南8公里的大河，源脉甚多；蔡旗堡南5公里的月牙湖，中有乱泉，村民在这儿放牧；县西60公里的昌宁湖，与永昌县的宁远堡接壤，地基阔平，产芨芨草、红柳二种沙生植物。《秦边纪略》中对昌宁湖优良生态是这样记载的：“湖周百里，水甘冽清湛，水中鱼大小皆见，春深秋浅，匝岸皆小洲，榆杨荻苇生焉，鸟兽之所依栖。”县西北110公里的白盐池，傍有古井，甘冽可饮。县北13公里的天池湖，据传有龙隐其中，每祷雨于此。县北30公里的瞭江石，产枸杞最佳；县东及东北50公里之外的抹山、柳林湖、枪杆岭山、青上湖、白亭海等处，多已垦辟为农田，水草丰茂之处，间有屯户放牧。

如今,民勤所面临的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都源于清初的屯垦。清前期凉州垦殖主要在位于凉州府镇番县边外的柳林湖一带，该湖处于祁连山的三岔河下游，原本就是沙漠化严重的生态脆弱区，“镇邑地介沙漠，全资水利。播种之多寡，恒视灌溉之广狭以为衡”。镇番县城城墙就因沙害而坍塌。康熙元年（1662年），参将王三华重修的城西门楼，因城外流沙严重，只得以人工清理淤沙。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前，“军民顷搬沙，月无虚日，劳而无功，且沙已掀翻，易于漫溢，故罢其役。”至乾隆后期时，沙害更甚。据方志记载：“今各楼皆圮，池平桥坏，砌砖剥落，存者十仅二三，女墙缺，水洞亦淤，西北则风拥黄沙，高于雉堞；东南则土城墳起，危似　墙。惟逻铺粗有形迹耳。”

如此的生态环境，照理只能进行防沙防风植物的种植，以固定流沙不再无限制的蔓延，以保护其周围农田不再继续受侵害。可事实上却相反。雍正十二年（1734年），陕甘总督刘於义题准招民垦荒，修竣五渠，垦地二千四百九十八顷五十亩，以千字文编号，东渠地38号，西渠地24号，中渠地44号，外西渠、红沙梁、红柳园共地27号。共编号133，每号20户，或十余户，每户地一顷。官给牛车宅舍，银20两，限5年节次归还。每户给京石籽种6石，秋后除原种存官无息，余粮多寡平分。结果所贷银两不到5年时就奉旨豁免其半。当时除了种麦外，百谷蔬菜皆有收获。短期效应使得官方认为，“若令民营阡陌，耕东息西，亦镇人之利薮也。”于是又在柳林湖内兴办营田，营中出备籽种一百京石，令兵丁子弟耕种。为加强屯田管理和发展垦殖，乾隆元年（1736年），特设水利通判1员。次年由官府拨给屯民费用，仅凉州和肃州共借给81,870余两，分5年带征。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柳林湖屯民达2,498户，散处于160余里处。而整个镇番县的屯民为5,693户。事实上，在乾隆三年（1738年）时柳林湖农业生态已经开始恶化，是年奉文停征仅豁除水冲沙压粮达1,097石余。　至十多年后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柳林湖所垦农田沙化现象已经极其严重，农田恶化的演替特征已经明显化，田地不仅难以耕种，还要费以人力肥力加以培殖，也就更谈不到收获了。时人有记载曰:“今飞沙流走，沃壤忽成邱墟，未经淤压者遮蔽耕之，陆续现地者节次耕之。一经沙过土脉生冷，培粪数年方熟。又卤湿者出苗不过籽种之二三，人每择种类之贱者傩之。旱涝得宜或有升斗之赏，不宜亦无寻丈之失。盖西北多流沙，东南多卤湿。俯念民瘼者，听民相地移坵，迨至移者成熟，民力已疲，何以计顷亩哉。”

尤其是“听民相地移坵”中的“移坵”，在志书中频频出现，且与“地”、“案”组词，如“移坵地”、“移坵案”等，成了镇番县农业经济中的一特殊名词，考其原委与耕地沙化和水源不足有密切关系。人们在土地资源生态沙漠化严重的困境中，只有采取三、四级以上的移动式垦，即：先种容易耕种和浇灌充裕的好地；再“昔属域外”的乱沙窝、苦豆墩等不易来水、沙漠化严重的差地；再更差地的频繁移动。移动的次数越频繁，所耕种田地的寿命越短。因为当地规定，不论是“移坵地”，还是“移坵案”，田地每年仅仅配水1次，之后，水源就得不到保障。这对“十地九沙，非灌不殖”的“耕地”来讲，是最致命的。另外，还规定“沙压移坵地粮”可适当免征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调动着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当然，这更是由于生计所迫，以至于使这里原本脆弱的地表生态，经过“听民相地移坵”地经营，破坏了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土地结皮层，最终整体破坏土地植被，导致沙化现象的更加严重，恶性循环。

农田垦殖的同时也破坏了镇番县水生态系统的平衡，水流量减少，下游不能受水，农田废弃，百姓生活无着。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失衡现象，此在地方史籍中已经有很多的记载。《镇番县志·风俗》:“上流以移坵开荒者，沿河基布，河水日细，生齒日繁。贫民率皆採野产之沙米、桦豆以糊口。河水既细，泽梁亦涸，多鱼无梦。惟蔡旗堡微有孳息，然百步之洼，所产无几，土沃泽饶成往事矣。”

农田已经是“幅员狭隘，十地九沙”。另外，水渠所浇灌的地亩数也在减少，根据乾隆年间藏于镇番县署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卫守备童振立所立的大倒坝碑和雍正五年（1727年）知县杜振宜立小倒坝碑可知，“按原额粮除移并武威、停征冲压外，现征之数较少于原额者一千余石。”古浪县的情况也基本相同，“盖缘山土硗瘠，间岁一种，无水浇灌，又虑霜早，不植秋禾。”实际上，人们为解决吃饭而进行的围湖弊端当时人已经有所关注。如马端临先生在《文献通考》中对垦殖导致水生态环境变异的现象就说道：“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讲明了自然界生态系统本身所具备的和谐性，一旦被人为的改变，则会引起自然界本身、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等一系列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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