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迟到：无可奈何的正义强于非正义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被免职的消息甫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舆论大哗”。一些人臆测这位“性格部长”是因为在职期间的一系列“真话”而被“免职”的，为此愤愤不平，并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了诸多愤懑。但也有人认为，张能讲真话，其精神固然可嘉，但临秋末晚、明知要卸任了才鼓起勇气放点“厥词”，顶多可称之为迟到的良知，于国于民于教不过是死水微澜——秀点景致而已。

诚然，张保庆那句“名言”——“反正我也要退了”意思非常明了，可据此认为是他讲真话的先决条件。他自1979年5月进入教育部工作至今，已经整整26个春秋，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可以说了如指掌、耳熟能详了。痛斥积弊、揭穿黑幕不仅需要勇气，大约更得依赖智慧。讲什么、怎么讲、何时讲、什么场合讲，没有周全的设计，往往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严重时不仅殃及自身、还可能连累家小。

甭说比干说真话被纣王挖了心，屈原说真话被放逐自投汨罗江，司马迁说真话被处以宫刑，就连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也是因为上万言书说了真话而受到了无情的批判。革命志士张志新还不是因为说了真话，最后引火烧身、被残害致死吗？直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说实话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因为关注“三农”上书中央，得到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全部七常委的批示。尽管如此，他虽怀揣“谕旨”、本人又德才超群，但却逃脱不了悲剧的宿命。县委认为他是“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要给他“调换工作”，没办法，他只好辞官下海离家出走南下打工。因为他的一系列“惊人之举”，他被《南方周末》评为“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蓝田集团的人听说后，想利用他的知名度作企业招牌，就把他招到公司。结果，当地领导得知后不允，遂将他婉言辞退。最后李昌平沦为在广州没有正式职业、仅靠给报纸临时写点小文章糊口的流浪汉。实在走投无路了，他索性“流窜”到北京，后来被一家好心媒体聘为编辑。试想，怀揣尚方宝剑的干部尚且如此，其他常人便可想而知了。

张保庆应该深谙此道。虽说法治社会文明进步了，不会发生粗野荒蛮之举，但成本和收益还是要权衡的，至少要考虑得罪人（尤其是领导）值不值。说真话无疑要触某些人的神经，动某些人的奶酪，但真话又如梗在喉、不吐不行，恰逢人之将“去”、其言也善，所以才有了8月29日的义愤之举。在这次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他大胆怒斥了教育收费畸形增长、点名批评了天津等八省市执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不力，导致一些贫困生无法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现象。事实上，张保庆所言，不过是履行了一位正常官员所应该做的事情，然而，声称“反正我也要退了”的他，已然成为饱受“乱收费、高收费”诟病的中国教育界一位民众寄予厚望的人物，可见庶人之愿何其微薄，对公仆的要求何其低廉！

刚刚仙逝的巴金老人也是敢讲真话的典范。巴老善良如赤子，以赤子之心说出了皇帝没穿新衣的真话。但即使再伟大的作家，他首先也得活命。当生命都到受威胁时，大多数人最先丢掉的，恐怕就是说真话的勇气，忍气吞声，唯命是从，屈辱地活着往往就成了最佳选择。“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这段话出自巴金的《随想录》。

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肆批评斯大林粗暴。一次，赫鲁晓夫又在台上批评斯大林。台下的人递过来一个纸条，上写着：你当时干啥来着？赫鲁晓夫扬言要追查，台下没有人敢承认。赫鲁晓夫说：很好。现在我告诉你，当时的我和现在的你是一样的。

所以说，讲真话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需要环境。

迟到的良知毕竟是良知，无可奈何的正义终究还是正义！

对于张保庆们的表现，我们还是应该竖起我们仅有的两根拇指！

2005年11月6日于紫剑楼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