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自序：“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坟·娜拉走后怎样》：“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毂懋，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走在大街上，我们时常会看到围着里三圈外三圈的看客。他们的表情是那样的麻木，那样的冷酷。无庸质疑，中国式的杀人、斗殴，灾祸场面是一个可窥视中国人人性的文化现象，除开事件本身外，便是蜂拥的看客所表现出的心态和国民性了：冷漠，幸灾乐祸。中国人都多多少少受道家、佛教的影响，人生体验中总免不了虚无的分子。平庸的人做不到哲学的虚无到理性否定的升华只能是现世的游戏的虚无，把人生、自己、他人看做一场戏剧，凑热闹而已。看戏有句老话：“先学无情后学戏”，人的杀人与被杀，人的苦难与呻吟，人的纠缠与挣扎，都是戏剧化的材料，而一旦当作了戏剧，看的人也遵循“无情”的规则。

在《阿　q正传》中鲁迅写到阿q即将被杀头时，街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喝彩：“好”。“杀头在中国居然可以当成古董似的，可供看客玩赏、过瘾和作乐，而国民却乐此不疲，在生命的悲哀处看出快乐和满足，在头颅和鲜血中得到娱悦和享受。人和人根本不能相通，心和心之间隔着万丈高墙，痛苦和悲哀不入于他人，他人的灾祸和不幸正是自己享乐的大好时机。”“

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收益者”的关系在中国的现实中变成了“被看”与“看”的二元对立，这是鲁迅一生充满苦涩的大发现。一旦成为“被看”的对像，就会像《药》里描写的那样，成为茶客们闲聊的谈资，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有可笑。在《药》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人们争先恐后赶去看杀夏瑜，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很像饥饿的人见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中攫取的光。

对他人的冷漠，幸灾乐祸，不是自私，而是自我的丧失，如《庄子》里说“吾丧我”的人正是形容枯槁，心如枯井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自我的丧失，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个人权利的丧失和无保障。人在灾难不幸面前，无论天灾还是人祸，都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一次次痛苦经历之后的麻木，自然也就没有自我能力的肯定，自然也失却同情恻隐他人的能力，自然地这种痛苦以游戏的态度处之。勒津德在其《现代中国文明》一书中写道：中国人饱尝苦难，洪水饥荒瘟疫，常常袭面而来，防不胜防。加之内乱匪祸，生命财产无保证。……已经感觉不到生命的珍贵……因此，逐渐生出对不幸的不关心，即自己轻生，又不重视他人的生命。

自己的生存未必美满，却对他人的不幸兴高采烈或莫不关心，这是一个怪圈。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化。“人之无良，一至于此；文化之无良，一至于此。”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5-12-6　19:39:00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