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晌，看着《大宅门》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就想起了一个叫白寄芬的女人。她是北京人，解放后却流落到了石龙峰下的一个小山村里。我想，她也许真的就是《大宅门》里白家的后裔吧。可惜，她早已作古，连她的儿子也见马克思去了，无从考证。

据见过她的人说，她身高一米七左右，面貌娇好。她上的是北京大学或者说北京师范大学。她因父亲和光绪年间江西吉安府的道台陈策襄是同僚，所以下嫁给陈做儿熄。年轻时随同她的丈夫到处搬迁，出入上流社会，过着悠闲的贵夫人生活。这一点，从他们给三个儿女的命名就可看出。她的大女儿名叫汉之，是汉口出生的；儿子名为立九，生于九江；小女儿飞武，则生于武昌。

解放了。五o年，她的公公作为国民党的高官被就地镇压了，就被打在他的故乡一个名叫东仓湾的地方。五五年土改时候，她的丈夫因为解放前是国民党治下长沙市的税务局长，被打在县城附近的河滩上。从此，她就走出豪门，走向了与过去全然不同的生活。

她被迫带着三个儿女，生活在石龙峰下那个名叫陈家湾的地方。那里与世隔绝，四围都是大山。八十年代初，从那里出来到县城，还只有两班车，第一班是早上七点从田坪出发。中午十二点一过，再也没有车了。从田坪到她居住的地方，只能步行，要走将近一个小时。她的住宅，就是两间茅屋，前面有一条小溪，溪水倒是很清澈。四围的山上树木葱茏。所以，如果不是有什么运动的话，她的生活也算平静。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她就用那娟秀的字体，写了一副春联贴在茅屋前面的门上：两间茅屋伴小溪，坛子盛米可充饥。从此，过年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请她写春联。

她幼时生活在北京，到老了也不能改变她的生活习性。她总是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身上穿得精精致致。最令人吃惊的是，每次称那么一点点肉，她总是让里面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才会弄着吃。

人过多了穷日子，难免会想起往事，并把过去的日子和现在对比。她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她就在自家门上写了这么一副对联：从前来往有，现在冷清清。是呀，从前她家不是被人踏破了门槛吗，如今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这可闯了大祸。有的人叫她打着锣，从这家游到那家；有的人把她的一只手和一条腿吊起来，美其名曰吊半边猪；还有的人把她的两个大拇指绑在一起，然后往中间塞竹片，说是打地雷公。但这里毕竟山高皇帝远，民风淳朴，而且她生活的地方，有很多人是婆家的亲戚，有的叫她舅妈，有的呼她婶婶，所以她还是安然的度过了那些苦难的日子。

她自己过着清苦的日子，看透了人生，不曾走出大山去寻找娘家的亲人，也极少和人交流，但对村人却是极好。人们请她写对联，她总是来者不拒，也不管那人是否给她难堪。在关键时刻，她还曾替人拿过主意呢。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事。我二哥考上了一个军事学校，政审时被刷下来了，因为外婆家成分很高。后来邮电学校又来了通知，我妈就去问她怎么样。她连连说：“邮电学校好！邮电学校好！”接着，她又用极其通俗的话说明了原委：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chan*]党的天下，邮电学校毕业的都会有饭吃的。

据说，熬到八十年代，在省委书记熊清泉的关照下，给她的儿女安排了工作，她就在女儿的照顾下，过完了后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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