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君子，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自是仁者见人，智者见智。时代变迁，君子之说当然也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阅历，民族风情，便会有不同的理解，如“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君子，然而“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者也为君子；“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之颜回，安贫乐道是君子，愚公移山，穷则思变，勇于创新改革，为自己和后人谋求福祉者，更应该是鸿志之君子；“予独爱莲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之君子者也。”清高孤傲，卓立不群，大儒周敦颐眼中之君子如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入乡随俗”，“水清无鱼，人察无德”，厚道善隐，与人为善，通达人情世故，另是经营管理现实事务之君子。甚至君子还可能有雅俗之分。由此可见这一称谓的复杂性。但是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定义君子，君子一词，都是各人心目中一种崇高的赞誉，一种完美人格的名称。

既是君子，行事言谈自然应有奉行不变的准则，以区别于墙头草之类有奶便是娘的人。君子之言行，其约束点甚多，难以一一尽述，然而翻开整个国人的历史，仿佛都有一条关于君子的信条：君子不言人过。民间流传甚广的处世哲理要书《增广》便称“静坐但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做人要厚道一说，被奉为圭臬。也有“子不言父之过”之说，连普通人都不能超越这一条，更何况称为君子之人。“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无非也是不言人过之意，当然对君子更不例外。

考证一下历史，发现君子不言人过其实与孤家寡人的皇帝们扯上了重要的关系。秦始皇焚书坑儒，最主要的原因是儒生们妄言天下大事，评头论足，居然敢批评指责有集“三皇五帝”之功绩的赢政孤家，简直是反了去。汉武帝启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样包含有纳儒家中庸之道，禁百家杂乱之言的意思，好大喜功的他当然不喜欢被人指手划脚，司马迁能够生存下来并完成史家之绝唱的《史记》现在看来简直是个奇迹，那太史公据实而载，依事而言，显然违背了“君子之道”，有失厚道，仅为李陵一人便喋喋不休，受之宫刑已是“法”外施恩了。看来独裁者都有不喜闻听逆耳之言的癖好，和儒家原创经典的“闻过则喜”，“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约束自我提高的为人原则大相径庭。对儒生的尊也罢，杀也罢，全凭当时自个儿统治的需要。所以帝王们大力提倡人人做“君子”，臣不言君过，子不言父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温良恭俭让，逆来顺受，愚而后以。不做奴才，至少也不要做敢说直言的“乡下佬”魏征。

君子不言人过，自然就要不说话，说假话，文过饰非，涂抹事实。在集体中，你好我好大家好，不分优劣，不辨对错，集体因此而失去活力，因此而失去改良之可能，驻足不前，难逃被淘汰之厄运。在社会中，不言美丑，不论忠奸，为求厚道之名，为保苟且之躯，万事缄默，难免丢失社会正义，难免邪气横生，贪赃枉法者，欺压良善者，偷抢为恶者，聚敛不义之财者，最是求之不得，如此之社会，难免会走到穷途末路，导致巨大的动荡，以至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蔡恒公讳疾忌医，主观地认为扁鹊是“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终致失去医治的时机，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时机并不总是存在的。人纵然为圣为贤，总也难免短见，难免失误，这种错误并非仅仅依靠自省自察能够发现，就象有限的宇宙一样，人的认识总受各种约束而有限得很，旁人，尤其是最亲近的人，更容易看出来，正如常言所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别人的评价，不正是一面面光亮的镜子吗？君子不言人过，恰好是用布把镜子遮盖起来，使照镜者无从看到自己，了解自己。对别人，朋友，同事，亲友，尤其是领导者需要坦白地，及时地评点过失，尖锐刻薄也好，轻描淡写也好，直接也好，委婉也好，总得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说一说，遮遮掩掩，知而不言，会把更大的危险和混乱掩藏起来，一旦到了不得不公开的时候，往往已是亡羊补牢，损失巨大。君子不言人过本身就是和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品格不相容的。作为公民，在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的时候，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既是权利，也是责任。你要投票选举，赞成的自不必说坏话，反对的你总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那虽是极不厚道的言人之过了，但你还是得说，而且要说得及时，说得透彻。不要等到盖棺定论，才又想到诲人已迟。

无条件的做君子，不言人之过，不揭人之短，缩起衣袖做一世好好先生，泯灭的是良心，藐视的是公正，践踏的是法理，戕害的是朋友之义，损伤的是为人之忠。君子自是君子，是理性人生追求的完美人格，但君子不言人之过，却不能成为遵循的信条。“君子不言人过”，此论可以休矣。

本文已被编辑[帘外落花]于2005-12-31　18:25:40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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