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知青歌　九年铁窗泪(报告文学)

----------访　((南京知识青年之歌))　作者　任毅

本文作者　肖　敏

进入蛇年之际，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一个外国人演唱中国歌的晚会节目里，有位南斯拉夫女学生唱起了一首名为《我的家乡》的歌曲,它那忧郁，沉缓的旋律顿时打动了无数坐在电视机前曾当过知青的人们，这就是20年前曾在全过知青中流传最广的那首《南京知识青年之歌》，无庸赘言，在当时它也是一首禁歌，从来没有人在公开场合唱过它。

这首歌是1969年在一个南京知青的小茅屋里诞生的,但是它的流传范围却极广，无论是新疆,黑龙江、还是四川，云南的知青都唱过它。并且它的传播方式也独特，既不是通过收音机，也不是通过当时最为普及的高音喇叭，更勿谈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的盒式磁带，它只是在民间秘密的传抄，秘密地传唱，然而却达到了如此普及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就歌曲而言，它的命运应该说是幸运的，但是作为这首歌的作者，他的命运极为坎坷，当年仅仅为了这一首歌，他就被抓了起来，并且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他是不是还活着？他究竟在哪里？20年后，当这首《南京知识青年之歌》又重新被人唱起时，我们终于找到了它的作者-----任毅。

任毅现在是南京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的业务员，他的家住在南京市郊区一片新盖起的生活小区里。

由于大家都是当过知青的，所以谈话就很快进入了那个年代，任毅很健谈，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生，从小兴趣广泛，爱好艺术，现在他的家里还放了一把蒙了布套的吉他任毅指着他说：“这就是我出狱后他们赔给我的一把，原来的那把吉他被哪些人砸了！”

“1968年底，正好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的那天，我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了卡车，经过了南京长江大桥，来到了江浦县插队落户，我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的所在地，于是我们的知青点也自然而然的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

“刚开始时，我们劳动都很卖力，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由于我干活肯拼命，工分挣到了9·7分，这在当地人中间都算高的。但是不久，我们开始怀疑起来，知识青年似乎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而农民也并不欢迎我们”。

“几乎所有的生产队在盖知青住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民家盖房都要七架梁，而给知青盖房时只弄了五架，剩下的木料给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的知青中流传了几句顺口溜：“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

“1969年夏收之际，我们公社的南京知青中普遍弥漫了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我在门上贴了二条语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经常跑我们这儿来聚会，大家情绪都很低沉，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弹吉他的人多了起来，当时我们这儿甚至有“吉他之乡”的称号。大家聚在一起，就唱过去的歌，有一首歌我们唱的特别动情，现在还经常想起，歌名叫《流浪人归来》：流浪人归来，爱人已失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那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我们的小茅屋里，又把哪些歌轮番的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还是觉得空虚。这时我的一个同学忽然对我说：任毅，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你就为我们知青写一首歌吧”！

“他的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晚我就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好了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天色发亮时，这首歌终于完成了。我在歌谱上又写下了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地”，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原来有个雏形的，1964年，我们五中有一大批同学志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我们听了很为之感动，后来我就在这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点，有2/4　3/4　4/4拍，使它能够更好的表达知青的思乡之情，歌词也重填了，当我写道：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修地球是我的命运…··时，心情很

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的块垒，当时哪种感觉是很复杂的。”　

莫斯科唱起《知青之歌》

“这首歌一完成,当既被人拿去传抄,然后它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流传开来,夏收之后,我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我就走过去,故意问:　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我:　看你的样儿倒挺象个知青,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初我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之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只允许歌颂领袖,只允许歌颂上山下乡,甚至只允许表达欢乐·我的这首歌为什么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人的真实情绪和真实处境,在满耳皆是欢乐的虚假歌声中,人们的真正选择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据说,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上都在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我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份时,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我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为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我们那个班上的同学大概只有他留在南京,于是他的家成了我们回城知青的联络点·他的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有一天他在调试时,忽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我写的那首歌,他感到意外,于是立刻赶来,偷偷的告诉了我,并约我第二天同样的时刻再去听·

第二天下午四点钟,我们躲在他家的小屋子了,偷偷的把半导体收音机播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就听到了那首歌,他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方式,配上小乐队伴奏,效果搞的很不错,当时我们都听呆了。一来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这么大；二来我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演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已经把我置于死地，我的罪名是脱不掉的了。

后来，我越听越害怕，感到一场大祸很快就要降临到头上，郑剑峰也为我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我，劝我不要太紧张，我至今还怀念他那双善良的为他人担忧的眼睛。1979年我出狱后曾经去找过他，谁知他已不在人世了。据说他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之后死去的，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为所谓“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案中牵扯郑剑峰，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再加上惊骇，不久就发病而死了。他是一个极普通的人，家境也并不宽裕，但是却真诚的帮助过许多人。我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他那儿得到安慰。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人，结果却不容于世！

我的预感没错，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全都是批判那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不过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搞人，也许还没查明作者是谁吧！

既使是这样，我已经够紧张的了，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我立刻回到知青点，把所有的文字东西都烧掉，包括女朋友给我写的信。她在另外一个地方插队，我们的关系还没明确化，但是经常有书信往来的，当时我们两人都对上山下乡产生了怀疑，在许多方面都有共鸣。我还烧掉了一本从外婆家带来的《圣经》这本书要是被抄出来，也是要定一个罪名的！

惊弓之鸟的日子不好过，想象中的灾难往往比现实中的灾难还令人恐怖。我无数次的做梦，梦见自己被抓了起来，弄得我有一段时间不敢睡觉。我实在不愿再等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我背了个书包，里面装着漱洗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的人说：“我就是那首《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那人奇怪地看着我，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你先回去！”

当1970年到来的时侯，形势更为紧张了，到处涮满：“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的标语，空气都好象有一股血腥气，我感到周围的气氛更加严峻，1月份的时侯，上面派人来调查我，当地农民还不知道我已经闯下了大祸，不少人都为我说好话，说我从不偷鸡摸狗，劳动能吃苦，还帮农民写信什么的。

正月十一那天我在南京怎么也待不下去了，我不愿意在我外婆家被抓走，于是我就一个人悄悄的回到了知青点，果然，就在正月十五那天，他们来抓我了。据说是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那一天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它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关于这一天以及后来我在监狱里的生活，我已经全部记下来了！”

任毅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字，纸头也有点发黄。

死刑犯要用麻绳扎裤管

谈到判决前的审讯、批斗、任毅显得特别激愤，“简直是一段非人的经历。从2月19日我被抓起来到8月3日我被判决。在这五个月时间里。我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夜里。他们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词，光是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就搞了我好几天，一定要逼我承认当时不是写“深浅”而是“深陷”。我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在当时的份量大不相同。关于“深浅”，我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现在看来这些审讯以及我自己的解释都是可笑的，但在当时审讯过程却无比严肃正经。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他们在我面前抛出了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邮印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是我写的“深陷”，大概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不过这个词当时把我搞的死去活来。

给我记忆最深的，也是我最为憎恨的，就是这五个月期间，他们一共拉我三次“陪绑”当时的“公判大会”气氛是很恐怖的，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小百姓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来杀身之祸！

就当时审讯我的情况看，似乎我也足够杀头之罪了，运动的恐怖气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参加公判大会的人都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不过，随着“陪绑”的次数增加，经验告诉我们，要被判处死刑的人要用细麻绳扎住裤管，据说是为了预防他们听到判决后控制不住引起大小便失禁。只是这个细节可以预先暗示人的命运，而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在当时是不需要任何通知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上诉，说拉走就拉走。

我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被拉去开了三次公判大会，心理承受能力也一次比一次加强。现在回想起来，给我刺激最大的是1970年4月28日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的那次大会，宣判的是七十年代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的主犯。首犯叫陈卓然，还有一个同伙，姓安，他是我小学的同学，当我在那种场合下见到他时，我几乎惊愕的喊出声来！

他们都是南京市八中的高中生，后来到苏北去插队当知青，家庭的不幸和个人的经历使他们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愤恨随时都有暴发的可能，197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破例出了下午版，头号黑体字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预示着又一场大恐怖大镇压要开始了，但是反抗者毕竟还是有，这两个知青用剪刀剪下报上的字，用这些字组成所谓的“反动标语”，然后再用胶水贴在纸上。当天夜里，他们一个放哨，一个戴着手套把这60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等。　查金华是南京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青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些标语出现后,顿时南京城炸开了,公检法忙成一团,召开紧急会议,发布通缉令,全城刷满了大标语,排查线索几乎落到了每个人头上,尤其是回城知青。两个月后，这个案子还是给破了，因为有一个知情者为了保护自己而揭发了他们！

在公判大会上，我看到他们两人神情都很镇定，当陈卓然看到那告密者时，他大声骂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帐”，突然他叫不出声音来了，看守抽紧了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绳，陈卓然被勒的眼珠都要挤出来了这就是七十年代的新刑具。

就在那一天，陈卓然被处决了，时年20岁，和他一起处决的有十个人，我那小学同学被判了十五年，而那告密者却当场释放，这就是所谓“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政策，它要的就是人的卑鄙无耻！

我很难忘记当时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当时有个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公判大会，当他宣读判决书，扯开嗓子高叫：“判处死刑”时，全场的人心仿佛都被提了上来，大家都屏着气在等下文“立既执行”，只见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开茶杯盖、喝水、盖盖子的声响，然后他平静地说：“缓期二年执行，拉下去”。人们的心又给放了下来。我至今不明白他这种惊人的揪动人心的停顿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至于在审讯我的五个月期间，隔三间四的拉我出去批斗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对我至少开了有30场的批斗会我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专门有一个批判我的小分队，将我拖来拖去地巡回批斗，场面最大的要算是在南京体育馆召开的那次。

为了肃清我在知识青年中的流毒，他们还把我拖到我所插队的江浦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批斗。不过在知青中召开我的批斗会就不那么便当了，当小分队的人在上面念稿子时，底下常有人起哄，会场上始终没有他们想要制造和达到的那种气氛和效果，只能走个形式，草草收兵。

知青们对我怀有极大的同情，有一次在开完我的批斗会之后，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有人示意我到厕所去。在那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往我的上衣口袋里塞了80元钱和50斤粮票。当时知青都是一贫如洗的人，这80元钱不知是由多少人凑集起来的，而我从来不认识他们。这些举动使我感到极大的温暖，本来已经很绝望了，觉得随时结束自己的生命都不足为惜，但是知青们的同情顿时使我感到活下去也许还有希望的。”

幸福的体验:　只判十年　

“1970年8月3日,我又被拖去参加了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我一个·当判词读到我的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十年……”在此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从死刑到无期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会给我一个十年，十年在当时那草菅人命的年代可算是一个轻刑，我禁不住用胳膊捅捅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问：“这个判十年的是不是我”？那个人正紧张地听着对自己的判决，立刻也用胳膊捅捅我，叫我不要作声。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长达　9年的劳改犯生涯，处境自然十分严酷，事后回想起来，我都不明白这　9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时的监狱的一大特点是以犯人治犯人，甚至是以刑事犯来治政治犯，这里助长人的种种恶劣行径，诸如告密、奴颜婢膝、恃强凌弱、相互践踏等等。能在这儿活下来的人，生命力和意志力都得相当强悍才行。总之，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专政”的滋味我算尝足了。9年坐牢，仅仅为了一首歌。现在看来是多么荒谬的判决，而当年我还为此感到过庆幸。关于监狱生活，今天我不准备多讲，想讲也讲不完。我是1979年平反出狱的，后来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如果我能早一年出狱，说不定还能赶上当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从前在中学时我的数理化成绩和文科成绩都不错。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电子节拍器下的《知青之歌》走味了

任毅告诉我，他出狱不久，有一次到一个老同学家里去玩，于是这位同学的妹妹-----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对他和他的经历都发生了兴趣，虽然她比任毅年青了许多，却执意要和他结合在一起。于是，任毅在失去了很多东西之后，还是得到了一位年青姑娘的纯真感情。

我问任毅：“你现在还喜欢唱歌吗？”

“唱歌恐怕是年青人的事了，我现在既使唱歌，也是唱年轻时的歌。”

“　你写的那首堪称当时的“流行歌曲”呢”。

任毅笑了笑：“对近几年来的流行歌曲，我比较喜欢的还是台湾的校园歌曲，自然亲切真实，歌词也蛮有味道”比如《外婆的澎湖湾》，还有那首《童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吱吱嘎嘎写个不停……”。任毅随口哼了几句，虽然声音有点暗哑，但听得出来乐感还挺好。”

“其实这些台湾校园歌曲和我们那个时候的知青歌曲是差不多时候的产物，因为彼此处境不同，一边是大学生群体，一边是失学失业的知青群体，所以歌曲的味道也大不相同。校园歌曲显得欢快、纯净、活泼，富有一种感人的青春气息；而知青歌曲就显得忧郁、沉缓、压抑，笼罩着一种深深的失望，虽然同样是对故乡的思念，情绪上的反差却是如此强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二类歌曲可以成为一种人生的见证。”

说到这里，任毅还提到了当年知青中流传过的另外一些歌曲，如《重庆知青之歌》，《鸭绿江之夜》，《从北京到延安》，《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等等，他无不感慨地说：“不知道这些歌曲的作者是否也遭到过和我一样的命运。”

当我们还谈到这些歌曲最近又纷纷在录音磁带上出现时，任毅说：“味道已经全走了。”他拿出一盘某音像出版社出的磁带，名字叫《钱，这个疯狂的困兽》这里面的歌曲主要是街头叫卖之类的商业歌曲，很奇怪的，居然把任毅的这首《我的家乡》也塞了进去。我们当既听了一下这首歌曲，果然味道全走了，全部是电子乐伴奏，充耳都是节拍器声音，当年知青的那种情绪可说是荡然无存。

任毅对我说：“我的朋友曾为我去向这家音像出版社争作者权益，你猜这个出版社的领导怎么说---要打官司，我们欢迎呵，这样一来，这盘磁带的销路就好了。”他苦笑着说：“想不到我的这首歌还有作为商品的价值，这可是我二十年前所始料未及的。时代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第二天，我去任毅的办公室去取他当年所写的歌曲歌词，任毅从抽屉里拿出二张黄的纸，这就是当年流传甚广的《南京知青之歌》，我拿在手中，往日插队的情景也浮上心头，是呀，沉重的纸！悲伤的歌！

（完）　本文曾刊登在1989年7月的<海南记实>,杂志上

我的家乡（南京知青之歌）

1=e　2/4　缓慢、抒情、思念家乡的。作者:任毅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锺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