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一词，来自佛教梵语，意思是“发露以往之罪以求宽恕并戒惕将来。”在基督教中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不过新、旧约《圣经》中的忏悔似乎多了一层“公开认罪”的意思。

在基督教里，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也是人类最早和最后的关怀者，人有理由向上帝袒露自己的欠缺；上帝的存在保证了人的忏悔会获得倾听和理解。如果不设定上帝的存在，忏悔就无从谈起。忏悔的目的是首先承认自己的欠缺，然后祈求上帝给予引导而获得提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基督教盛行的中世纪，欧洲（西欧）恰恰是最黑暗的。但是应当看到，这种黑暗的真正原因是，人们忏悔的对象即信仰对象并不是具有无限性质的上帝本身，而是它的替代品——有限的人，比如宗教领袖，这就不同了。

事实证明，中世纪以前的人们信仰神或上帝，并没有社会黑暗，随着宗教活动的推广，一些人获得了领袖的地位，充当类似于上帝的人物，人们转而信仰之，于是灾难降临。因为人是有限的，而上帝是无限的。无限者可以把信仰变成了人们的精神；有限者则把信仰变成了权威和权力，把信仰者变成了奴隶……灾难过后，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改革了基督教，取消了对有限者的信仰，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强调人可以直接与无限者建立联系，展开忏悔。人文氛围在人的欠缺意识和向上意识的双重推动下日益严肃、纯洁和开放起来。

中国人则不同，普遍缺乏忏悔意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人是无欠缺的存在，传统思想中是“人之初，性本善”，虽然也受到过“性本恶”的挑战，但是大家感情上似乎更愿意接受本善的说法。于是人人都以为自己先天地具备善良的本性而无罪恶，便自然也就没有了西方基督社会的那种“原罪”感。基督教神学大师奥古斯丁在著名的《忏悔录》肯定了上帝和原罪之说：上帝创造了万物，万物的和平必须服从上帝平衡秩序的永恒法则。只要不背离这个核心，世界就处于最和谐的秩序之中。亚当和夏娃违背主的旨意，滥用自由，贪吃禁果，遭受到上帝的惩罚被逐出天国，墬入人間，以致人类才永远没有自由。人类因此而具有了原罪。只有不断地忏悔获得上帝的饶恕而获得新生和升腾。

当然，我们未必认同这种说法，我们不承认自己负有原罪。只有当某人确凿地犯下具体的罪过时，才有可能产生内疚或罪恶感。这种对“内疚或罪恶”的认识显然不是主动的。确切地说，这不叫忏悔，叫后悔。（如果错误或罪恶不被大家发现，人们连后悔也不会有的；后悔是对已经降临惩罚的畏惧才产生的——编者注。）

后悔，或者可算做狭义的“忏悔”，虽不无消极，却是实现自我救赎及独善其身的一副良药，这是另外一回事；带有自省意识的忏悔虽然也是立足于对过去或前身的否定，却在这种否定下，人们期以不断获得人性净化和人格升华。忏悔的核心在于它超越行为学意义的“认罪”而转向更具理性思辨意义的层面。后悔更多的属于隐私，希望自己的过错不要给自己带来恶劣的后果，最好不为人知；忏悔则是在罪不伤身的情况下亦能“公开地认罪”，并对罪过有一种道歉和承担的愿望。

通过此种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后悔是一种心理现象，而忏悔是一种精神现象。忏悔的准则实际上要求人对于人自身的有限性保持永恒的良知和自省。后悔永远只是人们功利性的反思而不涉及道义和良知。

翻阅中国的思想史，是从来没有缺少过追求自救的思想文化的：黄帝曾著《三坟》一书专说上天大道；孔子毕生宣扬敬天爱人的忠恕之道；孟子说世道的沉沦是人们背弃了天然本性；老子和庄子都把天道作为世界最高原理，讲求无为顺道之说；墨子说，天下大乱是因为世人都不相信上天了……汉儒董仲舒说人若不敬天，便无可救药；朱熹要用天理抑制人欲；王阳明也要求人们心底无私、天理纯全。

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哲学家黑格尔、现代学者林语堂等都论证了老子在精神上与耶稣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老子》与《圣经》有奇妙的相通之处：老子的道即西方的上帝。我们这些没有仔细研读过老子和圣经的人来说，也许更容易接受这个结论。

最早的古经《尚书》和《国语》《史记》也都有关于中国人来自上帝的记载。一部《诗经中》，呼喊昊天上帝之名竟达四百二十一次之多。在百家诸子的哲学思想里，一直信奉着人对上天的敬畏，学生问孟子：有没有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孟子决绝地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利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尧禅让帝位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敬畏上天。

可惜的是，中国以后的一些思想家的思想似乎更能适合时代的需要：荀子说，世道的沉沦正是人们天然本性合乎逻辑的发展，韩非子相信只有严刑酷法、权威实力才是硬梆梆的人间正道。到了近代，更加坚定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枪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

因为实用，成为必然。最终，天道远、人道近。于是法家和兵家成了统治者稳定统治的灵丹妙药，屡试不爽。

失去了天道，就失去了对上天的敬畏。取而代之的所谓人道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空头口号。以人道为主张的理论不但没有带来拯救人类的福音，反而成了专制主义似是而非的依据。因为所谓的以人为本至少是忽略了人的有限性。这个结果导致了一些或某个特殊的人充当了正义之神，有限的人掌握了无限权力。事实证明，这个结果也是不尽人意的。

我们不该忘记：唐太宗李世民遵循老子、崇尚天道、祭祀上天而有了贞观之治；我们也不该忘记：因为康熙皇帝的敬孔祭祖的孝心与敬心，历史上曾有过乾、康盛世。

五四运动以后，人们更加崇尚科学精神，几乎人人都成了唯物主义者。其实所谓的上帝、神和主确实都是不切实际的存在。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鸩鲁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如果神不愿意除掉丑恶，显然是违背神的本性的；或者是愿意但没有能力除掉罪恶，那说明神不是无所不能的；如果神有能力而又愿意除掉丑恶，那这世间为何还有这么多丑恶的存在？看！他几乎天衣无缝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没有上帝！没有主！

但是，生活经验使我们感到，人是有精神追求的。那么，向往什么、信仰什么就成了我们必须明确交代的一个问题。在精神统一的年代，信仰可以被压制成一个统一的主义或理论，到了思想可以自由一点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使得这种统一继续维持了，怎么办？——我们至今还在搁置着这个问题……

以人为本是近年来叫得比较响的口号，但是人并不是神圣的，人是有局限的，把它作为人类精神上的追求显然没有足够的高度和力度。以人为本的人字还相当宽泛，要么很难一致，要么很容易实现，不足以形成神圣、统一、永恒的信仰。因为近功好利的人们总是希望把自己作为“本”来实现，于是你死我活的相互残杀还是不时出现。

时已至此，我们为什么不能抬起头来仰望一下昊天？为什么不能唯心地信奉一回上帝？为什么不能像教徒一样接受那个永恒绝对的天赋价值？不是我们不相信人类，只是我们不相信人的无限，这也是科学的世界观。不是我们当真地就渴望看见上帝的客观存在，而是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绝对命令”来制约人类早已泛滥成灾的私欲。

是的！科学和民主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把对未来和谐社会的希望寄托于那些虚无飘渺的幻想之中，自己都感到有些反动。但是，在现行法律或规则尚无法使人类完全秩序化的今天，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有一种力量扬善弃恶，能够让光明普照人间，再无黑暗。

云南老人宣科通过对纳西古乐的研究，得出结论：音乐源于恐惧。细想一下，人类的一切不都是基于某种恐惧吗？因为怕冷怕羞，有了衣饰；因为害怕伤害，有了房屋；因为害怕混乱，有了法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有一种永恒的、至高无上的恐惧来威慑整个人类随时都将产生的邪恶呢？

我无须向上帝表态。但是内心有着这样一种责问，没有答案。　

本文已被编辑[千山我独行]于2006-3-31　18:59:33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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