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国送暖百花开，迎春绽金它先来。火烧叶林红霞落，李花怒放一树白。”——父母作了前三句，儿子对了最后一句，故得名“李白”。

这只是传说，肯定不是这样的。至少不可能到了已经会作诗的年龄还没有正名。但是李白自幼聪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确是事实。李白的祖籍并无坚实的考证，从李白开始身居四川江由。按照他自己说，他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如果真是这样，那李白可就上去了哦！要知道，唐高祖李渊是李暠的七世孙，唐玄宗李隆基是李暠的十一世孙。而实际上，唐代李家宗寺并没有给予承认，李白自己也在后来的与皇亲世孙的交往中，一会儿跟这个称兄弟，一会儿跟那个称叔侄，辈分乱了好几代……李白如此往自己脸上贴金虽然可笑，但是并不叫人奇怪，能与当朝天子叙上同门，那还了得！

李白小时候究竟具体读了多少书，师从于谁，没有记载。但是刻苦认真是无疑的。“铁杵磨成绣花针”的故事就是一例。父辈是生意人，并且生意做得不错，李白的少年生活过得应该是比较滋润的。李白出世以后，朝代经历了武则天、李显、李旦、韦后，一直到李隆基。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出夔门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甚至在扬州“一年花费三十万金”，足见家庭财力之雄厚。三年后，在安陆（湖北）娶了已故的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孙女为妻。开元十八年（730）启程去长安，这年，他正好三十岁。

此番长安之行，大约有三年时间，结识了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文人王维和老诗人贺知章。并无其他收获，充其量也就混了个“脸熟”，闷闷地离开了。回去以后，和许氏生养了一女一男，许氏生下两个孩子后不久便去世了。这些年间，李白作了大量的诗歌，已是颇有名望的当代诗人了，并在24年相遇了著名的田园诗人孟浩然，写下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在这期间在山东学了几年像模像样的道教，竟然成了一名真正的道士。还与泰山道士吴筠共居刹中（？）一年。唐朝是尊崇老子的，老子被尊称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修《老子义证》八卷，道教盛行。吴筠便因此应诏入京，并向朝廷推荐了李白，加上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美言，李白42岁终于步入金銮殿。李白好生得意，踌躇满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认为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到了。迫不及待地向玄宗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对政事的见解。但事实上呢，玄宗不喜欢他这样，玄宗诏他来的目的就是吟诗作赋逗乐的，并没有在政治上对他有什么期望，只是安排他供奉翰林参加草拟文件等一些工作。反倒觉得他太好言政事，话太多，不知足。醉酒脱靴事件得罪了权揽一身的高力士，这个高力士了得？皇上的铁杆。在李隆基起兵讨伐韦后时的大将军岂能冒犯？还有被“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依新妆”（《清平调》）一诗牵怒的杨贵妃。最终被“赐金放还”。这一次在长安，呆了一年半，李白亲眼目睹了现实朝政的黑暗和腐败，写下“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首）谴责统治阶级，矛头甚至直指玄宗。

离京后在洛阳，李白遇见了另一位大诗人杜甫。结伴同游到开封又遇上了边塞诗杰高适。文坛三杰，风云际会，诗气腾腾地遨游了梁宋地区，即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等地，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国”。（《梁园吟》）告别了杜甫高适，李白在河南开封一带又漫游了十年。故地重游，物是人非。李白内心的痛苦只有凭借诗歌来发泄。写下了最为傲骨的诗作：“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十年应该是李白创作的高峰期，《远离别》批评玄宗宠信宰相李林甫等奸臣的大兴冤狱使得国是日下，并警告玄宗“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写《北风行》影射了安禄山的反逆之心，《独坐敬亭山》也是这一时期的创作……不过，对李白个人来说，也有不小收获，就是他最后迎娶了宗氏女子为妻，并且一家四口其乐融融。于天宝十四年（755年）携全家往返于安徽、江苏、江西境内，最终隐居庐山。

李白信奉“天生我材必有用”，很是自命不凡，这样的人长期游弋江湖是不会满足的。第一次问津政治，虽不得逞也并非完全不得意。离开的也还算“体面”。而今做诗，不用像柳永一般“奉旨填词”。毕竟这是曾经为皇上作诗填曲的御用文人，李白的诗流传得很快很广。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很多追星族，四处打听李白的行踪，只为谋求一睹其风采，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但是，这不是李白的追求，他在暗暗地储藏能量，等待下一次的冲锋。

56岁，机会终于来了！

像李白和很多人预料的那样，天宝十四年（755年），胡人安禄山终于起兵发难了。从北京一路打到洛阳。很快在洛阳称帝，自号大燕国。玄宗西逃成都，分置太子李亨和永王李璘处理善后。李亨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攻打黄河流域的安史叛军；李璘负责经营长江流域的后防事务。这两兄弟倒也是争气，一个在前方连连取胜，一个在后方逐步强大。永王李璘的部队经过江西九江时，听说李白在庐山，力邀其出山为朝廷效力，李白欣然前往，任凭妻子百般阻挠也义无返顾，还作诗“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来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反用苏秦的典故，意思说如果我功成名就回来了，你不要笑话我太庸俗哦。在永王李璘的军队中，李白写下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是第二首，他自比东晋谢安，力图辅佐永王建功立业。好一个自负的李白！他还不知道，危机正在朝他一步步逼近！在第十一首中“南风一扫胡风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仿佛胜利指日可待。然而，兴奋了不到两个月，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尽管李白忙得热烈，也并没有在永王军中成为什么了不起的角色。最荒唐的是，就在李璘的部队有声有色之际，太子李亨已在灵武即位了，史称唐肃宗，改元“至德”，尊玄宗为“上皇天帝”。对于这个事实，永王李璘不愿意，特别是李亨令他离开军队回成都遭到拒绝，于是兄弟之间又祸起萧墙，肃宗对“叛军”下达讨伐令，讨伐李璘的统帅正是李白当年的老友高适。不久永王军败被杀，李白以附逆之罪镗锒入狱。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杜甫有诗“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说明了当时上层社会对李白的态度就是一个字：杀！那么李白为什么没有被杀呢？史料没有记载。于是民间有了很多版本的传言，说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爱才相救，不太可信；说高适见死不救，也不太可能；但是有记载，李白的最后的妻子宗氏为其辛劳奔走。切不可小看这个女人！她是武则天的从姐子宗楚客的孙女。宗楚客在武则天和唐中宗时代三次拜相，后来韦皇后篡权毒杀了中宗李显，宗楚客又归依了韦后；相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在其姑母太平公主的帮助下起兵杀韦后，一并也把宗楚客给杀了。但不久又恢复了宗家的名誉。应该说宗氏家族在上流社会还是有些活动能量的。此外还有宰相张镐、大臣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的努力营救，李白得以死里逃生。

宋若思不仅负责审理李白的案子，出力营救；还在李白出狱后，将其留在府中做幕僚，两个月后向朝廷举荐。说李白“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可谓评价极高。

但是肃宗皇帝不这么认为。此时的肃宗正忙着稳固朝政，疲于玄宗势力的周旋，哪里顾得上区区一个李白，再加上一些人的谗毁，干脆下旨将李白流放夜郎！呜呼，悲哉！李白刚出牢狱，又要长流！夜郎，今贵州遵义附近的桐梓。千山万水，穷乡僻壤在等待着59岁的李白。

李白磨磨蹭蹭地出发了。沿江而上三峡。却没曾想，到了巫山白帝城，皇上大赦天下。这才有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松愉快的心情。但是赦免不代表无罪，李白的“奸党”的帽子是戴定了！

归来后的李白，泛洞庭，游零陵，遇见了大书法家怀素和尚，诗赞其书法。一年后返岳阳，复寻阳。公元760年回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与夫人团聚。脓胸症晚期，赴安徽当涂县令、“从叔”李阳冰处修养。762年，李白62岁，在最后一次看望了昔日好友吴筠道士后，于当年十一月病故。

李白的一生，风云突变几回，亦欢亦悲，着实精彩。但是想一想，在浩淼的历史长河中，个人的命运算得了什么？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李白自己也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原的文章像日月一般灿烂至今，而楚怀王父子怎么样了呢？）而中国历史上，又有几人能位及屈原！

李白勉强能望其项背吧。得以传世的，不是其人的坎坷经历，其诗歌也！中国的诗人何其多，若连我也算上，估计成千上万！而我这区区小辈亦能感到，就李白的诗歌，绝对算不上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在我所能够脱口而出的诗词百把首之中，李白的诗不过三四首。但是就是这三四首、七八句，可能也就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诗句了。

台湾诗人余光中说“酒入豪肠，七分化作月光，剩下三分，铸成剑气。秀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算是把李白看透了。几百年的盛唐在今天看来又算什么！还不及李白一个思乡的念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倘若我们仔细去揣摩此诗，它除了一种单纯的游子之情还有什么！所谓的“社会功效”，所谓的“艺术创造”，所谓的“形象反映”很难苟同。仅仅从描写游子的具体生活情感反映上来说，也并不见得比上另外一首《艳歌行》：“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为什么“月光”普照四海而“艳歌”鲜为人知呢？作者在《静夜思》平坦的语言中寄予了强大的情感共鸣的可能，使人阅读后也能够产生一段时间的感情纠缠，是谓“言尽意犹在”，而平实的语言和画面更是体现出大俗大雅的艺术效果。

再举一个反例：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很显然李白期望以此诗叫板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两诗在语言风格上应该说不相上下，特别是李白诗中的格调还要高于崔颢，崔诗在整体意境上精神是消极悲观的，而李白是积极的。虽然大家都以“愁”结束，崔颢是看破红尘、不如归去的愁，李白则是催人奋进、积极入世的愁。崔颢作诗在先，李白挑战失败。我们知道，李白在格律诗上擅长五言和七言，但这首七绝却输给了崔颢。况且李白是有意一搏必倾其力的。可见李白的创作水平并不见得高人多少。严羽的《沧浪诗话》盖棺定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李白若得知，定会当场晕倒！那么李白的这首诗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觉得从第三句开始，李白开始了以“诗人”的姿态在说话了，到了后来，干脆就充当起了圣贤，话说得有点“空”了。也许李白本人并无此意。但他极力表现的高格调确实使他失去了广泛的群众阅读的情感共通的基础。崔颢的诗自始至终都在描写着一个人朴实无华的正常心理路程，人们也似乎更能接受这种一己情怀的“独自愁”。而李白则表现得有点大雅大俗了。

诗歌的成就、人物的评价离不开具体的时代，更不能断章取义地来比较。李白诗歌成就是不容怀疑的。在李白的差不多同时代的诗人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有：陈子昂、贺知章、孟浩然、张九龄、王维、王昌龄、韦应物、高适、曾参、苏涣，然李白如异军突起，横扫诗坛。足见其功力。连“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圣杜甫也自叹不如，赞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在杜甫留下的诗歌中涉及李白的有近二十首，大加赞美。而李白写杜甫的诗相传仅四首，并无夸奖之意。其中一首《戏赠杜甫》，态度极不严肃。还有说到“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秋日鲁尧祠亭上宴别杜甫〉），说“秋兴悲”的是宋玉。杜甫是尊崇宋玉的。“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杜甫《咏怀古迹》）李白贬宋玉自然也就没有把杜甫太在意。当然可能是李白大杜甫十一岁，有点倚老卖老的味道，也可能李白就这个脾气。

反正李白的诗在唐人眼里是备受盛赞的。到了宋代文学批评界开始出现了褒扬杜甫贬抑李白的现象。元稹甚至认为，杜甫要远远高于李白。从李杜并尊到独扬杜甫，是唐、宋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的差异。孟子说“知人论世”。一来那是个诗文取士的年代，诗则重排律。二来唐朝是崇尚老子的“无为顺治”，而宋代又回归了汉以来的儒学并发展为程朱理学，基本上也还是“君君臣臣”那一套。宋的伦理制度要比唐缜密得多，“天子呼来不上船”和“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怎能比得上“每饭必思君”的杜甫叫人看着顺眼呢？——大底如此吧！

我印象中的李白，觉得他最叫人喜欢的地方在于，一是其“真”，二是其“气”。

李白很真实。他的一生很少有虚伪造作的表现。几处“瑕疵”都显得非常本色：自比李暠的九世孙，却不被皇室隶入门宗。这和杜甫把晋人杜预认做远祖、把自己杜姓夸为尧帝后人一样，魏晋的陶渊明也曾认晋人陶侃为曾祖、把自己比做尧帝后人，而尧帝倒确实是陶唐氏后人。都不奇怪。封建文人甚至许多现代人也还都很重视门阀观念，以氏族高贵而自豪。虽然他们追究起来似乎也确实有那么一点瓜葛，但倘若一而再、再而三地自顾矜夸，是有些庸俗的，而像李白这样夸得驴头不对马嘴的，不是挺可爱的吗？

还有那著名的“脱靴事件”：老酒灌多了，碰到皇帝召见，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角了。冲着高大人一抬脚，厉声喝到：“去靴！”——活脱脱一个小人得志的嘴脸！难怪玄宗事后讥笑“此人固穷相”。我们今天可以想象，当时的满朝文武是不是像看小品一样在观看着李白的拙劣表演。李白有些清高，浮云富贵，粪土王侯却心向往之，患得患失，在作品里也不加掩饰。其实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不也还经常发生在我们周围吗？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我们见得不要太多哦！这个李白倒是格外叫人感到亲切了。

再有就是李白的朴实。但是这朴实之中就更加彰显出他顽强的精神气。他很狂，但是狂得天真。他真就认为自己是个孟子说的那种“五百年间才能出现一次的大人物”。自信得有些不自量力。把自己比乐毅、比屈原、比贾谊、比苏秦、比司马相如、比韩信、比谢安、比剧孟、比管仲、比诸葛亮等。说历史上的人物曾国藩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而不丧失斗志，其实他都想死了几回。李白更是相信“心若在，梦就在”，从不灰心。从性格上来说，李白的个性是比较突出的，较之特立独行的魏晋人士来说，阮籍忧愤无端、陶渊明超然世外、嵇康冷漠固执、山涛诡谋深算，刘伶有些哗众取宠，王子猷则显得煽情造作。李白的性格一方面张扬，一方面又贴近大众，没有装腔作势的感觉。李白作为文人，也希望侍君奉主安天下，却不走寻常科举套路，在历代文人中少见，受到皇恩浩荡又不满足舞文弄墨……

李白的政治理想是任何一个古代文人都梦想的，不过他的政治觉悟有些低。感觉有些弱智，不是很灵敏。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也就不提了，根本就不具备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能力。典型的例子是参加永王的部队，以为就要去收复失地。竟然不知道也不打听玄宗西逃时还有个“分置制诏”规定永王只是做后方战略防务。更为可笑的是到了流放夜郎的时候还在幻想“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流夜郎赠辛判官》）。白帝遇赦，回来的路上在湖南湖北磨蹭了近一年的时间，时时都在期待朝廷的召唤，以为还能遇上当年汉武帝读到《子虚赋》而立招司马相如进京一样。“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却不知道当年帮助过他的人如张镐崔涣宋若思等人早已被清出了朝政，凡以往与玄宗有过交往的都被肃宗视作异己。李白曾看到李亨李璘兄弟的矛盾：“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箜篌歌》），却看不到玄宗肃宗父子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哪里会顾得上看你李白一眼呢！

再说李白的诗歌，大多语言浅显明白却语近情远，大起大落意味深长。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化腐朽为神奇之作如将民谣“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改写为“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语言朴实而又自成高格。拥有广泛的群众阅读基础。

李白的可敬之处还在于他不掩私情。写过“何由一相见，灭烛脱罗衣”（《寄远》）的肉麻。王安石曾说“李白识见卑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这倒并不假。郭沫若考证出李白的饮酒诗占他作品总数16％，代表作“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李白嘛！

李白诗歌在创作的手法上也颇有些飞扬跋扈不拘一格。比如《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头就是一个独立的句式，然后忽然五言忽然七言，或短至三字，或又长至十一字。我们在领略蜀道艰难的同时又看到了作者情感的起起落落、层层推进。不像杜甫标榜的“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李白甚至刻意规避律诗的限制。都说李白的律诗比不上杜甫，擅长杂言长短句。但是李白也有非常严密工整的《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等。他在《古风》第一首中就指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主张“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反对那些讲求雕琢、忽视思想的形式主义：“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我们今天读他们的诗，都有感觉：杜甫的诗有些中规中矩，有点“掉书袋”的酸腐气，不如李白的诗读起来酣畅、过瘾。似乎李白写诗像说话，随心所遇发自肺腑。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文以气为主”，盖如此。

前人对于李白的研究，总是喜欢纠缠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之间。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意象、结构、语言、声律、诗体、审美观、创作心理、文化价值等角度进行更新颖细致的探讨，我想这样的研究才是最合理，也最务实。李白的个性独特，作诗不愿拘泥套路，这很容易理解。实际上我读李白的诗，读出来的长处就在于他在遣词造句、设意布景上的特别。或者笼统地说，是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李白的很多诗中都充满着浪漫色彩，同时，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不拘常态的表现手法加上坎坷崎岖的入世经历，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了现实主义的特点。清代钱澄之在《庄屈合诂•唐序》中把屈原和庄子相提并论，说“庄屈无二道”。而龚自珍《最录李白集》则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李白受庄子的影响，至少体现在诗作的壮观场面的描绘、极具个性的语言特点上，最主要的是在审美倾向的相似：自然美、壮大美以及率真美。至于受屈原的影响就更加显而易见，李白有很多作品，即使外行都可以看出和《离骚》的相仿。但是李白在精神高度上和作品的瑰丽程度上不及屈原；在思想深度和思辨力量上也不及庄周，这也不为怪，毕竟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属性。

最后，我以李白的绝笔《临终歌》作为本文的结束：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这就是典型的离骚体，有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就在这一年，李白还要去参加太尉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但是力不从心了——这首诗的精神向度上也保持了与屈原的一脉相承：屈原在《离骚》的最后咏叹：“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殷代贤臣彭咸，因为美政主张谏君不成，投水而死。凌云振翅的大鹏也中天折翅。李白自比的大鹏也是来源于《庄子•逍遥游》的“鲲鹏”。在生命的最后关候，李白对自己的一生也是做到了恰如其分的总结。只是李白无法知道，我等“后人”，至今仍在高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