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年集

“娃娃爱过年，大人怕花钱”。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真的，孩提时代，我天天想、月月盼，期盼着春节早日到来。我喜欢过年，但我最喜欢跟大人一同去赶年集。

我们家乡离县城二十多里地，去一躺县城很不容易，可是在我们村的东西两边却有两个乡镇小集，一个是比较近的洪渠镇，一个是较远的彪塬乡。镇为双日集，乡为单日集。乡亲们平时赶集就奔波于这两处。但每年过了“腊八”，这两地的年集就天天都有了。不过乡下人的年集同平时的集一模一样，都只有半天的时间，到了午后，集就散了。

在我刚懂事的时候，每到冬天就日盼夜想着新年的到来，还不时地念道着奶奶给我们教的口谱：“噔噔嚓，噔噔嚓，过年呀，核桃枣儿都籴下。叫他姑，过腊八，给他姑留个猪尾巴，咬上一口油辣辣。”尤其是总想着美美地吃上一顿“腊八”粥。每到“腊八”这一天，我就早早起床，换上哥哥、姐姐穿过的又经过母亲浆洗干净、硬硬朗朗的衣裳，洗罢脸就急急忙忙钻到厨房催大人做饭。我一会儿站着用两手拉动风箱杆，又一会儿站在锅台边踮起脚尖用双手使劲揭着木锅盖，从锅与盖的缝隙里充吸着扑鼻的腊八粥的馨香，盼着腊八粥早点做好。在那个年代，要是早晨能吃上一顿小米粥就象过年一样。母亲刚把腊八粥盛到碗里，正冒热气的芳香，我就急不可耐，端起一碗，一边吹气一边往嘴里扒拉米粥，尽管把我烫得“嗷嗷”直叫，但我总舍不得停下来。这顿饭香甜可口，我总是要挣着多吃一些，直到小肚皮圆鼓鼓的像个蜘蛛才罢休。

吃罢那顿下有黄豆粒粒、胡萝卜丁丁、蒜苗节节的香嘭嘭的小米粥饭后，我就“哼哼唧唧”闹着父母要去乡镇赶年集。要是不答应，我就噘起了嘴，一股热辣辣的酸水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同时还有一股酸水从眼睛里咕噜咕噜地冒出来，就像受了八辈子委屈，刺溜一声钻到奶奶的怀里成了泪人……这一招还真灵，每回总是被视我为小宝贝、小心肝的奶奶所“拯救”——在她的“威慑”下，最终父母总要答应让大人带我去赶一趟年集。

第一次赶年集，是我跟着父亲蹦蹦跳跳地去赶洪渠镇的年集。那四里之遥的路程，我随着父亲一路小跑，就轻轻松松地到了镇上。集市上有卖针头线脑、鞋帽、手套等小百货的：有卖瓜子、花生、水果、红糖、烟酒等副食的；有卖油、盐、酱、醋和各种调味品的；有卖扫把、笊篱、碗筷、铲勺等日用品的；有卖红枣、核桃、山药、百合等山货的；也有卖锅盔、油糕、麻花、酥饺等小吃的；还有出售泥老虎、吹糖皮人和耍把戏的……

然而，我最关心的却是小吃摊点和那可爱的泥塑老虎。每每遇上一个小吃摊点我总要驻足观望，瞅着小吃，舔着嘴唇，流着涎水。尤其是在那堆大大小小的泥塑老虎面前，我就挪不动步子，静静地抚摸着各式各样的泥老虎爱不释手，那个摊点似乎魔力无边，就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

父亲虽说赶集，其实他囊中羞涩，除计划购买的碗筷、笊篱和鞭炮的用钱外，兜里就不会有几个铜子了。等购完年货，父亲才咬紧牙关，狠狠心，总算卖了五个油糕。他却没有舍得吃一口，笑嘻嘻地看着我吃了两个，把其余的三个重新包好要带给奶奶。我虽然没有吃饱，却并不介意，只是走到泥塑老虎点摊前不愿离去。我看着父亲劝我好几次，而且那闷闷不乐的情态，再也不敢吭声了，便低头跟在了父亲的身后，恋恋不舍地离开老虎摊点，眼睛里“嗖嗖”地流着泪水，心想啥时候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泥老虎呢？父亲一只手提着一捆用草绳捆绑的土色瓷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筷子、一个笊篱和一合鞭炮，我提着给奶奶带回的那三个油糕，拉着脸，离开了年集。

回家时，我的两腿像灌了铅，挪动着沉重的身子，总觉得路程似乎增长了好多好多，走啊，走啊，总感到没有尽头，我们先后歇了四五次。父亲为了鼓劲我，每每歇上一次，就要给我讲一段段口谱。

父亲往前一指，说：“老远看见一座庙堂，不是关公是二郎，一个单刀去赴会，一个担山赶太阳……”。我问父亲这是啥意思？父亲给我讲了两个书生赴考途中做诗的经过……走了不一会儿，我又想歇歇脚，父亲就讲道：“嗡嗡嗡，一只小蜜蜂，飞到东，飞到西，匆匆忙忙来做工。蝴蝶说：‘今天天气正好，去游戏。’蜜蜂说：‘不做工，窝中空，无蜜无蜡如何能过冬？’”我问道：“蜜蜂咋不知道去游戏呢？父亲说道：“蜜蜂很勤快，它趁天气好的时候要多采蜜，为过冬做准备哩！”接着父亲又说：“地儿菜，油勺子，姐夫吃了变骡子。骡子跳到石头上，把它骑求上；骡子跳到砖头上，把它牵求上……”听后，逗得我哈哈大笑。我也似乎觉得腿上有了力量。

在快到村庄时，父亲又弯着腰做着驮东西的姿势，说道：“驴驮金，马驮银，骆驼驮的聚宝盆，忽悠忽悠驮进门…”，我听着父亲的口谱，乐呵呵地回到了家里。

上小学后，每逢腊八，只要是星期天，我总要逛年集。记得我上三年级的那一年，腊八正好是个星期天，是大姐带我赶了趟彪塬年集。临走时，父亲给大姐手里塞了一沓毛毛钱，并嘱咐：“买一包火柴，倒二斤煤油”。我和大姐一人提了一只小玻璃瓶，向彪塬奔去。那年我已经十岁，腿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了。我在前面飞快地小跑着，姐姐在后面着急地追赶着。我跑一段路程，就蹲下来等着姐姐一会儿；待姐姐赶上后，又跑上一会儿。就这样，把大姐追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那八里路程，我们一溜烟的工夫就赶到了。

到了街口，我一边高喊：“大姐快走！”一边提着手中的瓶子在空中轮转甩圈，只听“啪——！”的一声，绳子挣断，瓶子被甩出了五六米远落在了石子路面上，碎了。我“哇哇”地大哭了起来。大姐赶到了，她赶紧跑过来，虽然没给我一副好脸面，却还是弯下腰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说：“虎子，不要怕，瓶子打了就打了，咱就少买一斤油对了。”她给我擦干了眼泪，又把我的右手牢牢地攥着走进了年集。

彪塬的年集没有洪渠的年集大，我和大姐很快转了一圈。大姐倒了煤油，买了火柴，还给我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泥老虎，乐得我脸上开了花。大姐拉着我又踅到了卖年画、窗花的摊位前。卖窗花的主人把窗花一张张地挂在后墙紧绷的绳子上，把烟阁和其它剪纸画一沓一沓地摆放在地面的黄纸上，周边用小瓦砾压着。窗花的种类繁多，有墨泼画，水彩画，主要是花鸟虫鱼，梅兰菊竹；还有剪纸，多是十二属相和神话传说；也有带彩的板画，门神等各尊神像和样板戏里的人物。大姐蹲在那里，翻看了各式各样的年画，在看那副“连年有鱼”的剪纸时，她比比划划了好一阵子，临离开时，掏了两毛钱买了两张剪纸。一张是“连年有鱼”，另一张是“孔雀开屏”。我拿着大姐卷好的这两副画，跟着她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集市。回来后，大姐就画窗花、剪年画，过年时，我们的墙上、门上和窗户被装点得五彩平缤纷，争奇斗艳。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年放寒假后，我总要利用几天时间去赶年集。不仅要去洪渠、彪塬，还要去县城。说是在赶年集，而实际时常身无分文，纯属穷逛游，去开眼界，看热闹而已。

上高中后的那年寒假里，我硬缠着父亲在外边借了十元钱，去县城买了些年画，拿到洪渠镇年集上去卖，十一天的时间，就赚了九元钱，还落了六张大年画。过年时，我们家里的墙上也有了年画，全家人高兴坏了。

第二年冬天，三姐在家画了两个月多的窗花。我放寒假后和三姐去又洪渠镇上摆了个年画、窗花摊点，生意十分红火。年画吸引了众多长年辛勤劳作的乡亲们，窗花更受农村妇女们的青睐。尤其是三姐画的“连年有鱼”最为抢手，那副一池碧水中托出两朵鲜红粉嫩的莲花，水里游荡着一条小鲶鱼，意为“连年有鱼”。它寄托着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乡亲们把购置年画和窗花作为新年红红火火的好兆头，无论家庭穷富，都要购买些年画和窗花，带回美好的祝福、新年的吉祥和好运。这一年，我和三姐在半个月时间里就赚了六十三元钱。过年前，父亲先后赶了乡镇和县里的三个年集，年货办得是那个年代最丰盛的一年。同时，我和弟弟上学的学费也有了着落。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三十多年过去了。

去年春节前，我又回老家赶了一趟县城的年集。城里高楼林立，道路宽敞，沿街的摊位划行归市，密布有序，物品丰盛，除日用品、生活用品外，大量的货源是包装精美的礼品和土特产。集市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无论你到哪个摊位，到处都挤满了购置年货的顾客，他们虽然也讨价还价，但还是出手大方，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的年货并不冷落。我正好在一个糕点摊位前碰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买了六盒北京老字号什锦糕点，放到了装有大肉，鱼虾，蔬菜等年货的架子车上，每盒二十八元八。他阔绰地掏出了两张百元大钞笑眯眯地递了过去。

我还关注了一下年画摊位，大量的是彩印精致的大年画，也有窗花和剪纸，窗花大都是油墨印制，很少看到用手画的窗花了。剪纸画也很精巧、美观，有“二龙喜珠”，有“龙凤呈祥”，也有“连年有鱼”，还有“四季平安”、“三阳开泰”、“人勤春早”　……

年集，是生活变化和社会进步的缩影。我站在年画摊位前久久不愿离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