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家朱大可在最近的文章《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中说，韩寒的短文“风格粗鄙”，引发了“互联网民众的秽语狂欢。韩寒就此成了董存瑞式的文化英雄。”

在已经过去了的“韩白事件”中，韩寒大获全胜。韩寒获得胜利的原因，说与韩寒的“风格粗鄙”没有一点关系，是很难成立的。在几个出头的对手中，无论文学修养还是社会地位都高于韩寒，都是面子大大的，他们不能骂街，最终只好把鼻子捏着认了。这样的例子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见到，长辈若真碰到“不守孝道”的晚辈，也只有无可奈何，苦笑一声“这孩子……”！

在朱大可的文章里面，还罗列了陈凯歌与胡戈、朱伟跟陈丹青的事实，将这种韩寒式秽语上升为“文化”现象并表示担忧。认为这些冲突“包含着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权力资本和市场资本、保守主义和文化先锋、官方立场和民间立场之间的激烈矛盾。”——看到了吧？问题严肃着呢！

语言的功效是什么？是为了表达意思；那意思又是为了表达什么呢？是情绪；还可以继续问下去：情绪又是什么？是一种是非观点、审美标准、价值取向，或者也反映了行为立场。韩寒在系列短文中表达的是对所谓文坛的不屑、对所谓权威的质疑。也许，这里面有一点酸葡萄的心理。但是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种嘲弄是令人痛快的！

尽管我也认为文学应当是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我若真这么说，朱先生不定又会有意见）。但是现实文学又给了这种观点当头一棒：几十年以来，我们读到过几部高雅的文学作品？

我说朱先生会有意见，是因为我还记得当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畅销时的情景。《文化苦旅》开创了余先生的文化散文风格，里面没有一点的秽语。余先生张口“文明”，闭口“文化”，一下子把个文坛学者的庸俗著作挤兑得无地自容。朱大可挺身而出，指责余秋雨是“抹着文化的口红游荡文坛”。一时间，是多么地解气啊！我也为此拍过巴掌。在当时来看，余秋雨的文章格调、创作方向，无疑是断了很多写作者的口粮。

相对地，还得说到王朔。王朔的作品似乎与高雅沾不上边。但是有人敢去招惹他吗？这个痞子，我们躲都来不及！看来，痞子的生态环境确实乐观多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痞子呢？很简单，就是肩膀一斜、眼睛一瞪：“你弄你妈……”所以我说韩寒是深解王朔之味的。

韩白事件的后来，高晓松站出来讨公道，有些出我意料。我担心韩寒会将他骂得下不了台。好在高晓松的调子不高，就是因为“看不服”（这本身也有点混混的味道）；也好在韩寒还讲一点“道上”的规矩。真脱下裤子骂街，高晓松必定不是对手。因为高晓松只会“我说青春无悔，包括对你的爱恋；我说岁月会改变，相许终身的诺言……”，而如此的含情脉脉在流里流气的韩寒面前，只需一个字就解决了：操！

朱大可说“秽语的艺术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草根方言，也是粗鄙美学”。他把自己划在了草根的对面。可能认为自己是属于精英阶层的，并对草根的翻身很是气愤。

朱大可在文中也顺手将伊沙、徐江、沈浩波等人放在了他的“文化的语境”下议论了一番，说是：“口语派”诗歌在不断加强脏词的数量和力度，藉此实施美学政变的“阴谋”。但这依然只是发生在诗歌内部的小众事变。在朱大可看来，形势还是乐观了，毕竟只是“小众事变”，是少数。等到了韩寒，则以一己之力、几句秽语，就令白烨、陆川、高晓松等人没有声音了。这，是精英们不能容忍的！

在朱大可的文章中，支撑其语言张力的是这样一些词语：文化、美学、革命、道德反叛、法学底线、话语脊梁（这比韩寒的“操、靠、屁、逼”等从视觉感觉要文化得多了）……在文章的结束，朱大可端出了自己精心调烹的美味：“就其本性而言，秽语就是秽语，它永远都无法成为支撑新话语的脊梁。”那口气俨然如鲁迅的“再完美的苍蝇终究还是苍蝇……”。

从我引用的朱大可的几个段落和所列出的语言词汇，我们可以看出：为了批驳以韩寒为代表的秽语群体，朱大可的武器是什么呢？还是文化，是帖上美学、艺术、道德的文化的标签！

先不说韩寒究竟是不是代表秽语群体，我们看看是怎样的秽语？在朱大可看来，一个“操”字就已经俗不可耐了。于是我真想问问：马克·吐温的“狗b*子”、鲁迅的“乏走狗”、毛主[xi]的“不许放屁”等算不算秽语？这可都是一直被我们当作经典学习的文章中的句子啊！

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俗与雅一直是相互影响、转变和推动着的。《诗经》原本是通俗的民歌，经过孔子整理，到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以后就变雅了。南朝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俗得地道的民歌，经宫廷文人的垂青折腾，最终促成了梁陈宫体诗的产生。唐代民间通俗的曲子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成了高雅的“宋词”。甚至有些文人刻意以俗为美，追求大俗大雅，期望在俗中求得新的趣味。

有人会说，俗不是庸俗！哦……我也这么认为。我也相信，大家都这么认为。

在朱大可的文章中，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对应关系：高雅是精英文化，秽语是草根宣言。这倒是很正确的。秽语的盛行就是对精英的挑战。不错！正是如此。如果韩寒的污言秽语是“语言暴力”，而这种暴力竟然能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也正巧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弱势群体力量的缺失，因为草根们除了秽语并无别的武器。而且，韩寒的语言暴力并没有指向贫民大众，而是瞄准了一群装腔作势的“庙堂高语”。

朱大可的文章让我感觉，一些文学长辈在韩寒等人面前，脸是挂不住的。甚至叫我感到有些丢人——动辄就上纲上线，把问题严重化、立场化，即，你代表什么，我代表什么。还是大帽子加大棒子那一套。

也不想想，谁还买你这一套！？我很龌龊地揣想过：韩寒对待“文坛和权威”的态度是不是和一些“文学精英”对韩寒“市场化”效果一样？因为我仿佛看出，他们都有点言不由衷和底气不足。

我不太理解朱大可的什么“董存瑞式的文化英雄”。炸药包？自毁？一损俱损？拿董存瑞这样的战斗英雄来开涮，似乎不符合朱大可的一贯立场，倒更加贴近韩寒的“道德反叛”群体。倘若真是这样，朱大可这“口红”抹的可就真糗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