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听收音机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可能也就是在校的中小学生和年长的人听得多。学生们更多的是参与电台里直播的即兴娱乐节目，那也是在他们放学回家之后，平日里你尽可以看到路行或者骑在自行车上的学生戴着耳机，大概听收音机的不多，更多的应该是在听mp3或mp4什么的，当然也不排除在听电台里的英语讲座什么的，模样很有点玩世和超然的味道，似乎那一刻他们的世界全在那里面了，我时不时地还担心他们的安全；年长的则是在晨练或晚间散步时，手里拿着个小半导体，有的把天线扯得老高，有的索性把收音机直接放到耳朵根儿上，眼睛时睁时闭的很陶醉的样子，慢慢走着，或听听新闻，或是寻医问药的节目，或嘴里念念有词，那应该是在跟着收音机里学唱戏的。

自然，我不属于学生阶层，也不属于年长阶层，因此我是绝对不会听收音机的，至少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却不得不听收音机了。家里的电视机坏了，vcd也坏了，懒得去修理，即便在家里待的时间很有限，也不习惯没有声音的时光，只要在家里短暂地待着，哪怕十几分钟，势必要打开电视机，看不看的不管，只要有声音就好；或者打开vcd，放放喜欢的蔡琴的歌，在她悠悠婉转深沉的歌声里，在沉醉的音乐里感觉一种宁静中的淡泊，暂时冲淡一下尘世的喧嚣，就是不喜欢孤寂清冷无声的生活。

很淡的的记忆中，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应该还在上幼儿园吧，家里有台很古老的收音机，方方正正的外型，深赫色木漆外壳，喇叭就在正面，用一块儿缎子布遮盖着的，那块儿布很好看，喇叭占去了正面五分之三的地方，五分之二的部分是个控制面板，两个旋钮，一个控制开关和音量，一个负责调频或调幅，还有一些中波短波的标志清晰地刻在上面，后来那机器也不知哪儿去了。

印象最深的是家里那台南京产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用了很长时间，可能是在上小学高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高中，那台半导体就伴随着父亲和我们兄妹，距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年了。那会儿除了听收音机，没有别的精神寄托，听得最多的是革命现代样板戏的叽哩哇啦的京戏，什么《红灯记》、《海港》、《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沙家浜》……，遗憾，实在不喜欢，所以现在几乎还是京戏盲，那时一到午间就有长篇作品连播，那时革命传统教育摆在很高的位置，什么《水上交通站》、《红岩》、《苦菜花》、《五十一号兵站》，《铁道游击队》等等，很多，永远印刻在记忆里的是后期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他磁性的声音，抑扬顿挫的语言操控能力，像磁石般吸引着我，每天雷打不动地听，里面主要人物——王一鸣和王刚一样也深深镌刻在脑海中。

那时，听得最多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一到整点的时候，那沉稳而标准的播音腔就出来播报：“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八点正”，很正点，很好听，记得著名的齐越、夏青、方明、林茹、葛兰，等等，让我佩服得什么似的，那时曾有过当一个播音员的梦想。后来二十岁那年还真考过，念完一篇文字后，主考老师说：你的普通话不错，可是没什么高音，在你工作的单位，你好好努力，做个播音员一定很不错的。打那时起，我不再梦想做播音员了，可一直对字正腔圆的标准普通话情有独钟，一致认为不能像爸爸妈妈一样南腔北调的，要说好普通话，那是品位的象征，自己也一直在业余时间里尝试着做着语言的再创造。

那台“熊猫牌”半导体，也没少给我们兄妹带来烦恼。中学时代嗜睡在所难免，父亲为了能让我们每天早起，不惜采取用收音机当闹钟折腾我们起床的办法，每天天不亮他就起来了，要去参加部队的早操，出门之前把收音机打开，声音放到最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联播节目时间”，宁静的清晨，那声音足以让人震颤，我和哥哥用被子紧紧裹住脑袋，尽可能地让那刺耳的声音少些传进耳膜，那什么齐越、夏青、方明、林茹、葛兰的声音也不觉得那么动听了，明明知道已经无法再睡下去了，我们仍就赖着，在床上苦苦挣扎，心里恨恨地抱怨着，这什么爸爸啊！后来，随着双亲的离世，那只熊猫也不知道在哪儿了，它或许还在家里某个地方静静地休息着。

好在父亲在世时一直喜欢摆弄电器，喜欢听收音机。可能还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吧，单一功能的收音机改收音和录音两用机了，单是收录两用机就让他老人家折腾回来三台。

第一台是国产的，杂牌，现在早已经不记得牌子是什么了，估计已成沙尘了。记忆里那机器体积很大，很敦实、笨重，四个喇叭的，那会儿已经很时尚了，很是让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同学们羡慕，经常趁爸爸妈妈不在家，请同学们到家里来，给她们显摆，记得自己最喜欢梁雁翎和小虎队了，尤其痴迷梁雁翎，小虎队的那个《青苹果乐园》现在都能唱。有时候趁父亲不注意，把它拎到上班的地方，完全为了工会排节目服务，那时思想觉悟也不知道怎么那么高，加上有些想去炫耀的意思，在同事艳羡的目光中，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为了机器经常在家里无端地消失，没少让父亲骂，可能不到半年，机器寿终正寝了，原因很简单，那时国产的电器质量就是不咋地，再加之同事们玩儿贼货似的瞎搬弄，父亲一脸严厉地说，以后你别想再听录音机了。

父亲一直从事文体工作，他不能没有音乐，不能不听体育新闻，他拗不过自己，不出半个月，他又花重金（可能得差不多一千多人民币吧）买了台他自己说的原装日本产的“三洋”收录两用机，我没再敢让这台机器在家里偶尔消失，乖乖儿地、远远儿地看着在当时看来四四方方很美的造型的收录机，天天听着从它身体里发出的清晰悦耳的声音。事实证明，父亲上当了，这台机器寿命更短，不出三个月，不但收音听不到声音了，连磁带也不能正常播放了，我一点不含糊地告诉父亲：“爸，现在走私货那么多，您百分之百地买了走私假货了！”这台机器现在外型依然完好地待在父亲生前用的写字台上，母亲在世时，还给它做了件紫色的衣裳穿着，我的责任就是经常给它洗洗脸，做做清洁，我会让它留在那里，伴我回忆父亲与收音机之间的美丽往事。

第三台机器，是爸爸生前买的最后一台收录机了，估计也在摊儿上买了来的，我就从没感觉到它哪里好用，样子难看，音量也小，才八十几瓦，很轻很轻，不占地方倒是我喜欢的。父亲在的时候，用它听磁带，学习法律的函授课程，现在磁带是绝对不能放了，至于收音吗，也只能调频短波，还得把天线不停地摆弄，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收听效果，我只能将就了。

湖南经广的音乐频道是第三台机器能收听到的效果最好的台了，现在不叫播音员了，叫主持人，叫dj，大都是很年轻的dj，活泼而充满朝气和动感，节目也做得不再象从前那么一板一眼的了，以前无论什么节目，全是一副播音腔，正襟危坐，拒人于千里之外，缺乏亲切自然。这些年轻的dj，新闻都能播出韵味来，象唱歌似的，稀哩哗啦口若悬河，那不叫播新闻，现在叫讲新闻，嘴巴皮子也算利索，声音嘛，有些人实在不敢苟同。我想，就冲我这声音，也还是蛮有磁性的嘛，特点自不必说吧，让我退回去个十几年，现在没准儿我也成腕儿了，好歹也弄个什么“十大最佳名嘴”什么的，也弄个什么“金话筒”奖，现在也只有仰天长叹了：天下我才本无用啊！

那天正好听一档听众可以打进电话在线即兴演唱参与的节目，很新颖，以前的电台连想都不敢想，电话我是没打，如果打进去了，一准儿会唱那支初中的时候楞是跟收音机学会的《哆来咪》，肯定不同凡响。有些遗憾，才半小时，参与演唱的，单王心凌的歌就被参与者演唱了三回，怎么就没有人唱些老歌呢？比如说《红星照我去战斗》、《银色的月光下》、《月光下面的凤尾竹》什么的。还真得谢谢收音机，不然真没认真听过年轻歌手的歌，什么陶喆、林俊杰、胡彦斌不一而足，可是却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

听收音机很随性，下了班把插座插上，就可以干点别的，没有图象，对声音和语言要求就不同了，看图象你肯定得几个器官并用，难免分神，看得清未必听得仔细，单单听的效果就好极了。声音怎么样啦，语言是否准确啦，对语言的学习效果尤其好，记得我有一特好的朋友，现在深圳做dj，很了不起的名嘴，曾被评为“深圳市十佳青年”，人家楞是听收音机听出来的主持人，就是我那年考播音员的时候，她一举中的了，当然，她的声音是我远远无法企及的，太专业了。电影现在是听不到了，象从前经常是听电影，可超女你还可以听，真真切切的，象豫剧电影《朝阳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听得比看得多，特别是《朝阳沟》，唱腔和唱词简直就是听会的：“你那个前腿弓，你那个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急……”。现在能听“超女”什么的，现场参与，短信互动，还能抽奖，效果却是比从前只是被动地听节目要好得多了，广播产业的发展趋势是必须不断突破的，不然根本无法与电视和网络叫板，好在这两个年龄阶层的人永远存在，我不也加入了收音机一族了嘛。

现在渐渐喜欢上了听收音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