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205国道向南，有关一座小镇的记忆，在许多年后清晰留在我的文字。在夏天来临的月份，似乎整个小镇都陷入某种烦躁和恐惧之中。同学的广播，在晚上一直跟踪那年夏天的热点，许多早晨，我听到广东又死了多少人，一时，整个校园有关“非典”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大家的头上。在四月快要结束的时候，学校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对外来人员一律拒绝入内。

我现在把眼光投向2003年的夏天，依然感到一丝恐惧。突然有一天，小镇涌回许多在广东打工的，他们夸大其辞，像一群蝗虫，所到之处，农作物全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和我一个车间的湖南人，一天被一群警察带走了，后来听说死在了医院。”

我的一个从小玩大的朋友小三拍着我的肩膀，露出恐怖的表情说。前天晚上，他就是偷偷越过设在广东与福建边境的检查站回家的。有关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总是绕不开小三。小时候，小三和我，就坐在现在埋葬姐姐的那个山岗，前面是一个很大的水库，我们经常一边钓鱼一边放牛。我们的两头牛吃饱了悠闲地甩着尾巴，驱赶着那些令人讨厌的牛苍蝇。

“小三，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

“我？让我想想，嗯，我希望当一名老师。”

“哼，老师有什么好当的，我要做一名科学家。”

之后，我们滚打在一起，因为小三说我这个人太懒了，科学家都是优秀而勤劳的。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至今也没有成为科学家，倒是懒懒散散地喜欢坐在电脑前，敲一些文字赚取别人的眼泪和纸币。而小三，小三呢？他最终没有成为老师，而如果不是他，我早已在初二那年少了胳膊断条腿。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班上一位女生，在一个黄昏，十几个小混混拦住了小三和我。

“小子，你敢欺负我的女朋友冬梅？”一个约一米七的男生凶狠地说。

我有点不知所措。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学生都不怎么爱学习，都加入各种帮派，小三那个时候就是学校最大的“青龙帮”的一员。

“你想怎么样？”小三站出来。

“操！你是哪条道上的？”

小三卷起右臂，一条青色的龙露出恐怖的爪子。

“你认为呢？”小三傲慢地回答，那十几个小混混看到青龙，立即像蚂蚁在暴雨来临之前逃了。

今年春节，当冬梅在街上喊住我的时候，我已经认不出了。

“你最近还好吧？”

“还行。”

我看着她怀里的孩子，冬梅呵呵地笑，像风中的一枝花。

“这是我的小孩，都快一岁了。”

我惊得嘴张成o型，冷空气从口中进入心脏。“我的朋友在前面叫我了，有空聊。”

“好的。欢迎有空来我家坐坐，我知道大学生事情多。”

那个边境检查站现在成了一道铁丝网，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骑一辆自行车疯狂地越过边境检查站，去游玩广东的山水。我的班主任，那个戴着近五百度眼镜的人，在课堂强调：“接到上级通知，在边境检查站测出体温超过38℃，立即要送到县医院进行隔离观察。”

我吓得心惊肉跳。我摸着自己的额头，滚烫，一测体温，快接近40℃。我不敢告诉别人，更怕别人知道我和小三的私自接触，那小三可能就完了。

一定是有某种预感。当我的目光越过漫长的回忆之路，重新站在2003年的夏天，姐姐仿佛就站在的眼前。只不过，她走出了时间，永远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永远只有22岁，而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长大，然后老去。我清楚记得，小时候的我从姐姐手中抢过她的一顶花帽，然后像皇帝一样在她的面前耀武扬威地走来或走去。姐姐哭得很伤心，以便吸引在后屋菜园干活的母亲。

“你这个小坏蛋，这是我的花帽！”

我做各种鬼脸故意气她，她开始不停地追赶我，一边哭一边笑。而时间回到2003年，所有有关姐姐的记忆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无声无息地消失，像那年夏天的太阳，把许多东西都蒸发，一些人在全球无法对付的“非典”中死去。

我现在躲在福州的一棵茂盛的榕树下眯起眼看蔚蓝的天空。小镇过去的生活蜂拥而来，让我应接不暇。我最终没有见到姐姐最后一面。在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姐姐已经葬在水库旁边的黄土岗。生活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始料不及的，就像几年后的那个早晨，我同样突然地接到婶婶的电话，她嘶哑的嗓子让我掉入一个深渊。

“你爸他死了，已经死了。”

我的心跳得缓慢，如那年的夏天，我同样地被母亲强制送进医院。在一间隔离的办公室，医生与我进行一场单调而漫长的对话，像势均力敌的拔河比赛，死亡吹着哨子作为我们的裁判。

“你的体温快接近41℃。”医生扶了扶他的眼镜，模糊不清的声音从白色的口罩漏出来。

“我知道。”

“你最近没有和陌生人接触？”

“没有。学校不允许我们出去。”我撒了一个谎，没有说出小三。那个时候，我的脸苍白的可怕，目光呆滞像死鱼，根本不相信“非典”会传染到我身上。我仔细打量着办公室的布置，两台壁扇不停地旋转，两个窗户都开着，保持了室内空气的流动性。这时，室内突然沉默，那个中年医生在一大堆的资料面前寻找着什么，像一只迷路的蚂蚁。

“最近食欲如何？”

“马马虎虎。”

“大便怎么样？”

“没有注意。”

“睡觉呢？”

“经常做一个噩梦。一个女子坐在山岗上，哭哭啼啼，醒来就一身冷汗。”

这时，医生拿起笔在一个本子上记录着什么，一会儿，他又对着桌上的一堆资料继续盘问我的情况。我不停地咳嗽，经常打断我们之间的谈话。很久以后，我仍然感到那一场对话就像是牧师与死囚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为的是让我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之后得到超脱。

可是，我并没有死去。在医生的建议下，我的母亲通过各种渠道买了许多板蓝根，几天之后病就好了。那一年的夏天并不长，因为在高考的压迫下，我就像一只松散的机器，生产出不合格的产品。我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非典”以及开始腐烂的姐姐。直到五月中旬，警车在小镇的各个角落尖锐地拉响，并开进了那个已经很久没有打开的校门。

生活也许像一头野兽，平时是那么驯服，但在某一天突然地爆发起来，然后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一场考试结束后，我和大家一样从三楼跑到操场，然后明白班上的钟伟今天为什么没有参加考试。

“他杀了人，听说是四个！”

“都是从广东上来玩的，还是大学生呢。”

“整个酒吧都是碎啤酒瓶，就在那个新南街的右拐的酒吧。”

“其中有一女大学生，死得真可怜。”

我模糊的听了一个大概，脑中还想着刚才的那一道数学题。直到我在三楼碰到苏雪，她掩着脸，哭着从我的身边像风一样跑了。许多年之后，我在信里向苏雪表明我们之间的爱情，她在平静的文字里温柔地刺了我一刀。

“钟伟是我的初恋，现在厦门我已经有了男朋友，也许，我们一辈子都只能做蓝颜知己。”

我仿佛走在那年夏天的一条狭长的胡同，一条狗对着我狂吠。在快要临近高考的时候，公安局的、检查院的，呼啸开着警车，冒着细雨，在学校的操场搭了一个舞台，进行小镇历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公开逮捕大会。荷枪实弹的武警，公安局副局长在雨中握紧拳头，严厉地对会场上几千人说：

“我们一定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教育年轻人的同时，利用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用正义之剑坚决打击所有的违法犯罪行为！”

然后是校长简短的发言，我没有在场上看到苏雪，而钟伟和台上的七八个曾经在学校横行一时的人，此刻，像花一样凋谢。高考结束，苏雪考得不怎么样，呆在厦门，而我，选择了福州，像一匹狼孤独的流浪。此后，苏雪活在我的纸上，在我的许多诗里都有她的影子。有关那场恐怖的“非典”、姐姐的离去和苏雪与钟伟，苏雪与我的故事，随着时间褪色。那年夏天的胡同，腐烂的味道一直在弥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