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做了一件被许多朋友和熟人都称之为“傻”的傻事。其实说到这件傻事，这十几年来我断断续续一直在做，做了十几年，自己已经傻得没感觉了。可因为这两年我突然间在这件傻事上重新投入了较多时间和心血，终于有许多朋友和熟人都知道了，我的傻事也开始在大家口中成了闲余的谈资和唾沫星。有人笑，有人嘲，有人讽，有人不屑，有人…人有万千，心态各异，但我的傻却因此倒也众人皆知了。

说来说去，忘了把傻事告诉你了：我学了两年时间的诗歌理论！一个藉藉无名的小子，赚不了钱也赚不了名，去学这在现代社会快要成历史名词的玩艺，你说这人不是傻子还是什么！有人也许会问：你跟谁学这玩艺啊？还有比你更傻的人在你身后啊！不错，我身后这位傻人是我的一位亲人，却也藉藉无名，一世的心血都做了一件傻事，还没有像我一样傻出一点傻名，真是傻到家了。因为害怕傻事无人继承，在我自愿的基础上,这位傻前辈把傻事传承到了我手中。

傻前辈是位典型的爱国人士，从不跟我谈外国诗歌或外国诗人（其实他跟本不懂）。当然他也知道有个外国叫雪莱的诗人，写了一句名诗叫“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不过他虽然只知道这一位老外诗人，他也不承认人家是诗人。他常常告诫我：这老外其实诗写得不怎么样，主要是我们的诗歌翻译家已经进行了再创造，不然，谁知道雪莱是谁呀！由于这位前辈的所谓“熏陶和影响”，直接导致我对老外写的诗歌有了较大的偏见：你们的诗可实在不怎么样啊!如果我们的诗歌翻译者不给你进行再创造的话！雪莱是谁呀？泰戈尔是谁？裴多裴是谁呀？一句话三个字:不知道！

这位傻前辈最敬佩的诗人是艾青，曾收集了艾青的许多诗集来给我上理论课。从延安时期、解放时期和文革以后，前辈对艾青各个时期的诗作都作了详尽地研究。但在给我上课的时候，前辈却告诫我：越是大家名家的作品，　越不能去学；真正要学的恰恰应该是那些小人物的作品，这类作品简洁、简炼、沙里淘金，是精品中的精品。学这些小人物，我们最易上手和切入，因为大家的感觉都是同一层次的。不像大家名家，随口朗诵：“啊，红旗最红”也是一句好诗。还被人评论说成波澜壮阔，气势如虹呢！

傻前辈有时也给我介绍一些他比较熟悉的诗人和他们的诗，尽管这位无名的前辈一个名家也没遇见过，也没有和他们通过信，聆听过他们的教诲。傻前辈比较佩服的有韩作荣、李发模、孙友田、李小雨等等人士，他常常引用他们的诗来做为教导我的理论课程。我记忆中最深的是傻前辈在早年用孙友田先生的诗歌理论来指导我写诗，理论是句六字真言：新、奇、美、真、深、精。前辈让我牢记在心上。及至后来我在《诗刊》上看到了李成先生追记九叶诗人杜运燮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写诗的秘诀“新、真、深、精”，看来傻前辈的眼光也傻得有些超前性。

这两年来，闲暇的时间大都花在了学习诗歌理论这件傻事上了，学习之余也常常写写诗，不过很难发表了。一是因为我的功力不够，学了不能致用，理论未能转化为实践；其二则是发诗歌的地方太少了，太少了，许多报刊都和诗歌离异了。相比较前些年在省内就有几十家报刊发过我的小诗，而今还在发表诗歌的报刊就只剩下四、五家了。我想别人说我的傻就是因为未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不知天高地厚，都没地方能发表诗歌了，你去学这理论能不被人说傻吗？

当然，我不停地在说傻，如果被前辈知道了，那就是后果非常严重的一件大事了。头上的粟子是少不了的，而且是最饱满的许多粟子。前辈面对我的反问总是表现得义愤填膺：“你说学诗歌理论傻，写诗歌傻，可知不知道，有些傻事你不去做就会没人做了，你知道吗！？”我嘴上诺诺，心下却不怎么服气：“明知傻事还去做，能不是傻子吗！是傻子还这么神气！”不过嘴上可万万不敢说。

傻前辈的担忧其实也是不必的，其实做这种傻事的也还是大有人在的。一位网上好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她现在一下笔什么事都写成了诗歌了，尽管没地方发表，和朋友们一起共享一下总行吧！我一边看一边想，哎，又是一个傻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