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冯友兰先生论诗，说有止于技的诗和进于道的诗。以可感觉者表现可感觉者，是止于技的诗；进于道的诗则不然，它能用可感觉者表现不可感觉者，甚至不可思议者。这的确是一段精辟的论述，而看过雪狼的诗作《专辑•父亲》，对此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想起巴金说的，无技巧是最高的技巧。

可惜，现在的诗歌太注重形式，当然形式也是要的，但如果把形式作为核心的话，就会让诗歌陷入一种误区。在写诗的过程中，应该是把自己对生命生活的深刻体会和思想、精神渗透到句子中，那才是诗歌的真正的回归。让我们看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就会发现：那些渴望标新立异，打着“先锋”旗帜的人，无一例外地遭遇到形式的瓶颈，而产生这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不过是玩着语言游戏，或者换句话说，即他们没有对人类存在的困惑进行深刻的洞察，而一旦问题被悬搁，诗歌的写作很可能就成了一种可疑的自恋。于是，我们看到，这种闭门造车的写作方式，是脆弱的乌托邦，然后让诗歌沦为边缘者。这除了社会因素，也是因为这样的诗歌已经无法让人产生阅读的欲望。如果拿出徐志摩的诗，然后比较在网络上的诗作，会惊讶地发现，现代人对词语、意境的把握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结果却令人不满意呢？个人认为，这是因为写作成了一种技术操作，一种单一的语言形式的推演，而内心苍白的像一张白纸，所谓的痛苦和悲伤，显得矫揉造作或无病呻吟，令人生疑。

还是让我们的思绪回到雪狼这一组诗中，认真地品读，很快就会进入一种阅读状态，即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了解到了一个诗者的内心世界，这并不是一些人专注表面的东西。“失眠。这个词，在夜晚/像啤酒瓶里不断翻滚的泡沫/我们的行走充满变数。”我想，这是每个人都有过的体会，而谢有顺的精辟论述，让我找到依据：“没有冲突就没有文学。一切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内部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在一次聊天中，我就曾经才雪狼说过，通过诗，你把自己赎回。

在雪狼的世界中，死亡并不是一个概念或者说冷酷的名词。姐姐，父亲，这两个十分亲密的人的离开，使诗者的夜晚让“我们的行走充满变数”，让“生活不断走神”。我想起一个朋友说的，一个人丰富的经历，最有可能成就两种人：一是小说家，二是诗人。这在某种程度符合了上面我所说的：一个人的写作，只有把情感投入，产生的诗才是有震撼力的，比如说鲁迅，他的笔使我们看到一个社会是如何的。这一点，在我阅读边子的《异乡之书•六月九日大雨》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我的命途属于：谋生，营生，出亡他乡。”诗歌的现实性，让他的诗作紧密联系世界，表达出生存和生命深刻的一面。

然而，一首好诗并不仅仅是这些。比如说到结构，自从普鲁斯特、罗伯—格里耶对传统小说的结构进行瓦解以来，时间与空间的法则已经没有了牢固的基础。现代作家的一个特点就是转向内心，回到一个小自我。于是，从阅读的角度，从长诗的角度来说，雪狼以时间串联全诗，显示出不凡的功力，特别是截取的点都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转折点。可是，不少人还会忽略这一点，即诗歌的跳跃性，它不仅要求我们的语言干净利索，而且思维不能过多地受到时间与空间的约束，而一旦陷入这种困境，我们便开始无法忍受。

二

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来生存的时代。当我再一次看到福克纳说“人是不可摧毁的”，感觉现代人脆弱的已经被这个时代粉碎，到处是欲望的碎片和喘息声。一些人没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奄奄一息；一些人正在用性或者其他的感官享乐麻醉自己。

于是，我们看到，在颓废的经验与生存的残酷面前，在欲望的袭击下，他们的作品出现了两种极端：一是作品本身充满了精神软弱性带来的屈服性，他们不再是现实的抗争者，而是成了现实的奴役的人，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忍气吞声，麻木冷漠；二是作品的写作带上了浓厚的功利，经不起时间、历史的淘汰。因此，雪狼的一组《城市最低音》、边子的《异乡之书》，就有了其扎根的土壤。基于这一点，我认为，现代诗歌的困境，不是说现在的诗人没有徐志摩、舒婷等人的知识、智慧和才华，我们遭遇的是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中心相背离，没有写出现代人的痛苦、愤怒与希望。卡夫卡说：“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这点……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数人都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他们好像在梦中挥着手，要想赶走一种现象似的。我却是挺身而出，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斗争。”那种与现实保持轻松、闲适、游戏，缺乏冲突的诗作，遭遇了现代人的冷遇，这的确值得我们反思，而前不久，我看到一本诗集《宇龙诗选》，他的勇气与信仰，对苦难的关怀，对生命的深刻洞察，使他的诗歌像飞机一样飞翔。在最疼痛的地点上写作的人，这大概也是我们喜欢海子的一个原因。

这时，我想起“诗人”一词在希腊语的意思是“创造”，可惜，这样的太创造太少了，我们的诗更多的只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于是，托尔斯泰说：“愈是诗的，愈是创造的”大概只能是乌托邦似的幻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