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君来了。

他是去九江儿子那里带孙子，特地绕道来看望我的。

若是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则有些牵强。十几年没见面了，春节通个电话互相问候一下也只是近几年的事。只见他两鬓虽已苍白，尤其是昔日油光稠密的一头卷毛也见稀疏，但是打起哈哈来那嗓音还是那么低沉且有磁性。一切恍如就跟当年一样。

其实，我俩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并不长，累计起来也只是一年多点儿。最后一次合作依稀记得是正值文革后期的1973年吧。那年我被借调到市里筹备一个展览。说是筹备，实际上就是搞美工，画画。

由于粗通文墨，时而还得兼顾文字说明同画面的磨合。h君则是从电影院借调来的美工，和我是同乡，也算得上是同行，并有着相似的不便张扬的家庭政治背景，所以关系一直不错。

他虽只长我两岁，但很有些经历。早年在上海读中学时，为了生计曾在街头卖冰棍、擦皮鞋。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打过交道。后来又同我一样读的中文系，文革前也喜欢舞文弄墨写点儿散文、小品在报刊上图个方寸之间的快活。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年我住静安区他住黄浦区，竟然先后都在卢弯区的长风画室学的美术，所以很谈得来。也喜欢同他合作，甚至还挺佩服他。你想想：作为一个外乡人，被“流放”到这小城十来年，况且正值文革期间，他居然还能在如今公务员的位置上折腾，光靠嘴皮子而没实实在在的功底是办不到的。

馆里还有两个同是借调来搞文字的“半老夫子”，那年头是被称为笔杆子的。政治嗅觉灵敏、整天板着个脸像谁欠他们债没还似的。只要“头头”一来，他们就像监工般盯着我俩，时不时给点政治提示。好在这位靠造反起家的“头头”那心思不在这儿，隔三岔五打个转就走。而馆里一切日常工作都交给h君负责。说是负责，也就是管家兼守夜。

那段日子可真好过。白天大笔挥挥，晚上牛皮吹吹；一到天黑，满楼黢黑。我俩就各执一领草席、一条毛巾，登上楼顶，躺着看星星。大凡大白天不能说的，此时尽可畅所欲言一无顾忌；深夜，打开半导体收听美国之音、bbc的时事述评和音乐节目。海阔天空、古今往来地神侃……

一转眼，已近中秋。展览也筹备的差不多了。为了熟悉内容，从市属部门抽调的六个讲解员也到齐了。清一色的年轻女子，一个比一个漂亮。原先，我们两个“老小伙子”同那两个“半老夫子”话不投机半句多。白天，馆里安静的很，有时还显得死气沉沉。

这下可好，姑娘们整天背讲稿、练声运气，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从此，馆里常有的暮气一扫而光。连那两个“半老夫子”也时不时地堆着一脸假笑跟她们逗乐。不常见面的头头也来得勤了，几乎天天会来转转，有事没事找姑娘们谈话。政治上、业务上，甚至衣食住行面面俱到，真可谓关怀倍至。然而：对我俩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一脸严肃、一肚不满地跟我们玩深沉；两“半老夫子”更是来劲，动不动就吹毛求疵上纲上线地瞎诈唬。

我两“老小伙子”心里都清楚：这都是那六个姑娘在让他们闹心……因此：每逢“挑衅”，h君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打哈哈——这都是在不断的政治运动里熬炼出来的功夫。而我，则时不时再添点嬉笑怒骂长长自己的志气。

我与他不同，我是从省属企业借调来的，只图个眼前快活，不必担心以后如何如何。况且，自文革以来，凭着这几支画笔一支毛笔没干过几天正经活。管你“保皇”还是“造反”，“工宣队”还是“革委会”，总少不了要借用笔杆子。只要你做到所谓“哪管你洪水滔天”且不想“指点江山”的话，日子自是好过。更何况，那几年只要厂里用不到我，就被党委宣传部当作人情常常借调出去。那年头也用不着成本核算，工资、劳保用品在车间照领，出差津贴厂里照发，我就象风筝一样，只要线不断就无所顾虑。

h君则不然：这多年来全靠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这政权机关就象那地雷阵，这“公务员”的身份是随时可以被哪个头头的“小舅子”取代的。记得有天在楼顶上聊天时，他曾说起：我们这种人一是不屑于“八面玲珑”，二是也玩不成“八面玲珑”，那是得靠政治背景的。只能一靠手上本事二靠装聋作哑，否则无法在这里立足……

您还别说，这气氛一闹腾，日子过得更是觉得快。转眼要开馆了。也就是说我得跟他拜拜啦，那最后几天，我俩几乎每天在星空下彻夜长谈。虽说是入秋，半夜里颇有凉意，却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想必就是这种感觉……

明天我就得回厂子啦，据说h君留守，而且“头头”已给他打了招呼，把他调到文化馆，以后专门负责展览馆工作。这可是个“肥缺”！一则从此画画练笔的材料足有保障；二是远离嚣尘，清静。别说“天高皇帝远”疏有人管，单是人际关系就简单多了；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干部编制”，自然工作从此稳定。

当年，这对他来讲真是再理想不过啦。为这，我俩高兴了好几天。破例，连着几个晚上就着花生米喝几口锦江酒。一个词——舒坦。

岂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句老话偏偏在他身上应验了……

因为明天我得走了，当晚在楼顶上就着星光往锦江酒里掺了一瓶橘子汽水，不知深浅多喝了几杯，浑身燥热。h君说：我去提壶冷开水来。说着就下楼。他住的原本是会议室里边的一个放杂物的小房间，在隔着过道的那面墙上也开了个小门。平时，我们都是从这门进出。当然:也可从会议室大门进去，只是得多绕个圈子。

不多会，听得“砰”的一声，只见他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也不说话，倒头便睡。问他怎么回事，他只说了句“碰见鬼了！”就再也没吱声。我也悃了，也没再言语。

第二天一早，没顾上用早点，匆匆握别。谁知道，这一别竟是十多年杳无音信。

那年头，别说手机，就是打个电话找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分手才一个月，我去馆里找他，只听说头两天他被调走了，好象是什么农村放映队，专门给山村放映革命样板戏去了。

我们这种在那个时代被称作“尚能被教育好的人”一般都具有处变不惊的功底。只是心里直为他可惜……

接着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几番折腾，终于打倒了“四人帮”，迎来了改革开放。

93年夏，我到千岛湖旅游后准备坐班车去黄山，在站台上踱方步，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名字。侧身一看，边上一列刚加完水准备起程的火车上，一个人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使劲地在向我招手。h君！我一边欣喜若狂地喊着一边向他奔去。呜——一声长鸣。火车启动了。我只来得及从他手中接过一张浸着油渍的包装纸，吼一声你好。车走远了，远远地还见着那只挥舞着的手臂……

纸上是个电话号码，从此，我们就有了联系。知道他随夫人去了芜洲，在个小厂子里干政工干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两天来，陪他到处逛逛那是当然。临别前几杯酒下肚，望着他略现苍老的眼神，禁不住问他，那年你去拿冷开水，空着手回来说碰见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否跟你调到农村放映队有关系？他诡秘地笑了笑，反问我：你说我碰见了谁？那我怎么猜得出来！你就别卖关子了，否则我今晚睡不着。下面就是他的描述：

那晚因为没电，这是常有的事。他从过道那边的小门进入他睡的那间小房间。提起水瓶晃了晃却是空的，想起隔壁会议室里有个茶桶该有白天剩下的凉开水，就拿了个手电筒用肩膀推开了会议室的门，因为茶桶就搁在门边的椅子上，所以连转身都不需要，就势把水瓶口套上了茶桶的龙头。

拧开水龙头，细细的水流在水瓶里嗡嗡作响。这时的他，却做了件生平最不该做可又最最自然的动作：左手持瓶，握着手电筒的右手抬了起来往会议室的四周晃了一圈，这一照可非同小可！昏黄的光束鬼使神差地落在了一张虽惊恐却又强作镇静的脸上。随着余光隐隐约约还看到两个拥在一起的身影。瞬间，他在政权机关周边跌打滚爬的功底起了作用，就势一抬手让手电光在天花板上虚晃了晃就关上了电源。转身就想逃离这“是非之地”。岂知慌乱之中一头撞到了半开着的门扇上，水瓶也跟着撞了过去。当时我所听到的那“砰”的一声，就是其结果。

h君嘴严，事后只字不提，就连无话不谈的我也不告诉。第二天我走后，他照常上班，照常向头头汇报工作。三天后，头头通知他立即去市革委参加学习班。一周后就挑着放映机奔波在赣西的山村之间。而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说到这儿，想必你也知道当年他碰到的是哪个鬼了。所幸的是这“鬼”也没落个好下场。当年那个女子没过多久就被这“头头”给甩了，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何况不到年底就被扫地出门，回到新华书店站柜台了。咳！老天有眼！正应着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没过两年，她嫁了个军代表，从此，那位“头头”就从政权机关里蒸发得无影无踪。

据说有人看到过他。这昔日呼风唤雨的造反派头头，被派到一个公社大院看门，一副惨兮兮的模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