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余秋雨无心插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几本散文集弄出个“大文化散文”来，后面闻风而动的有心栽花的人确乎不在少数，可除了王充闾、费振中等有限几个人，好像弄出点明堂的实在不多。但“大文化散文”却是急遽升温，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创作讨论，报纸杂志的笔谈、研究性文字，把“大文化散文”推向了“强势”话语位置，似乎散文不“大”、不“文化”，那就不叫散文，最起码不叫当代散文。有些批评文章动辄也是“作者运用大文化散文的笔法，如何如何……”，更是把“大文化散文”弄得神秘兮兮的，好像有了这样的“笔法”，散文的艺术品味和精神审美性就得到根本提升。　

可让我产生疑惑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算是“大文化”？什么样的散文才有资格叫“大文化散文”？没有人给出这样的解释。不过据我观察，所谓的“大文化散文”主要是从质料上说的，是相对于那些取材于当下性的、日常性的、经验性的“小”事物、“小”素材而言的。它通常指向历史名胜遗迹、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宏大的自然意象等等。至少从许多散文作家创作套路上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面自然少不了余秋雨的开创和引导之功。　

然而问题是，人类文化既包含着和人类相分离的物质形态的东西，也包含着人类的精神形态、无意识行为、符号行为和其它各种实践行为等等。文化既具有整体性，同时也是不可定义的。那么我们何以去区分文化的“大”与“小”？时间上的旧、空间上的大、知名度上的广，是否就意味着这样文化的“大”？我看是很值得怀疑的。若果真如此，恐怕余秋雨就不能贪前人之功了，近的如秦牧、翦伯赞、吴晗、邓拓、廖沫沙、杨朔们的《社稷坛抒情》、《古战场春晓》、《王道与霸道》等一大批作品，远的如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岂不是都可以归入“文化大散文”系列？那样岂不是足可以从中国文学史中打捞出一部《“大文化散文”史》？还有人把“大文化散文”看作是当下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时代”的迫切要求，认为“大时代”就必须要有相呼应的“大散文”，这就更让人搞不懂，没送走讲不清的“大文化”，又糊里糊涂迎来了个“大时代”，20世纪中国什么时候不是“大时代”？一部人类发展史又怎么不是“大时代”的编年史？　

问题看来出在“大”身上。人们可能厌倦了现在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卑微、琐碎、腐朽、零散、贫乏的“小”，所以才急切地呼唤大视野、大气象、大题材、大手笔。但依我看，真正的“大”必须是心灵上的“大”，或者说只有心灵的“大”才能带来艺术上的“大”。有了这样的“大”，“小”中也可见“大”，没有这样的“大”，所谓的“大文化散文”只能是虚张声势的“大”。而真正的“大”心灵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如黑格尔所说的，能够站在“人类共通的精神高度”去反省、去发问，通过个人的审思，接通现象性的实体文化与精神性的人类存在的普遍联系。这是一种思想的能力，只有具备这样的思想能力，作家才能深度探测到文化现象蕴涵的人类精神信息，接通个人话语和人类精神的对话通道，这样的心灵无疑是“大”的。当然，就“大文化散文”来说，我想，自由的心性、独立的意志、恣肆的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凭借于此，写作者可以消除对于“大文化”的膜拜心理，自由穿梭于文化与自我、历史与现实之间，淘洗文化的隐蔽含义、剔择文化的人性迷雾、赋予文化以现代意义。可现在有些散文作家并不具备这些能力，他们明明力有不逮，却偏偏一味追求“大”，家国天下、万里山河，结果却往往因为底气不足，艺术上如同侏儒穿上特大号服装，显得空洞、平庸、轻浮、乏力、不伦不类。这不能不说是“大文化散文”的悲哀。　

本文已被编辑[chen红叶]于2006-9-23　14:01:46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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