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家”与当“官”

宋云奇

孔夫子的一句“学而优则仕”的名言，几乎成了中国几千年来择官选仕的准则。封建社会一直沿袭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个准则的翻版。

若细论“学而优则仕”的含义，此话确也无甚错处。所谓“学而优”者，大概可以理解为在学业上或者某一专业上有突出成就的人（现代社会统称为“家”）吧；所谓“仕”者，即为当官者也，也就是为国家和民众尽心操劳的人。让在学业即专业上有成就的人，来担任为国为民尽心操劳的官员，这也算是一条积极合理顺乎民意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擢官措施吧！除却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等腐败因素，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基本上都是循着“学而优则仕”的原则选拔官员的。我们熟知的李白、韩愈、苏轼、王安石等，都是因其文名显赫而被朝廷授以官衔或被破格提拔位高官的。

时至今日，我们选拔提升官员的制度，基本上还是沿用“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只不过是在把“科举”变成了“学历”的同时，更注重“学而优”，即在其从事的专业领域里更有成绩罢了。这应该说是古代科举制度的一大进步。然则，即便如此，余对这种古而有之古为今用的选官制度仍有不同的看法与想法。

在我们的生活里，你肯定经常听到这样的消息：某某因什么方面成绩突出而被提拔了，谁谁因哪项工作成果卓著而被提拔成领导了……听到这样的消息，余总觉得很有些不以为然。一个人在其所从事的领域里取得了成就，充分说明他有从事这项工作的聪明才智，上级领导慧眼识珠，因此而将其领导的岗位上，自然是想把这个领域里的工作做得更好，想让这个领域里的人，个个都能硕果累累。然而，由于种种先天和后天以及其他人为因素的限制，这个领域里的人并非人人都能硕果累累，而能够硕果累累的人也并非都能干好领导工作。这里面有一个有无专业才能和有无领导才能的问题。陈景润是一位数学家，他能够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但是他有当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才干吗？马俊仁是一个好教练，他能把中国女子中长跑项目带向辉煌，但是，如果因此而让他管全国的体育，他能将中国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带向辉煌吗？一个部门的领导，不一定非得是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他只要略懂并热爱这个行业，乐意为这个行业里的“家”们当好“公仆”，真诚热情地为他们服务，促使他们多处快出成果就行了嘛。当然，如果既有做“家”的才智，又有当领导的才干，能让这样“又红又专”的人来当专家型的领导，那就更好不过了啊！

但是，即便如上所说，也还有个当什么价值更大意义更大的问题。在中国现实社会里，往往某人在所从事的领域有了成就或者在社会上有了名气，就会很快被提拔上领导岗位。有的人当上领导之后，还能够做到专业不丢成果频出，既当“家”又当“官”，专业、领导两不误。也有的人当上领导之后，就慢慢丢掉了的专业，渐渐心安理得地当起了纯粹的领导。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体育、文艺以及其他领域里比比皆是。这样的人中，有后悔的，也有不后悔的。据说现代中国话剧之父、戏剧大师曹禺先生逝世前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此生一大憾事，就是时间被创作意外的事情占用太多了。曹禺先生很早就曾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优秀剧作在海内外剧坛闻名遐迩。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了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等单位的领导岗位上，创作时间就愈来愈少了，虽然在此期间他也写出了一些剧作，但其数量和水准都与他原来的几部成名之作相去甚远了。怪不得曹禺先生后悔呢！他是在为失去太多的创作时间，没有写出更多的佳作惋惜啊！和曹禺先生同时期的矛盾、周扬、郭沫若等文坛名人，都有同曹禺先生相似的境遇，只是不知道他们后来后悔了没有。反正曹禺先生是感到后悔了的。也许矛盾、周扬、郭沫若们不后悔吧，反而觉得当上领导挺舒服的，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自然也就谈不上后悔了。当然，以上仅是余的猜测，不一定准确，权当没说就是了。

接下来就得说到做“家”与当“官”哪个更好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待遇问题和认识问题。认识问题又可分为提拔者的认识和被提拔者的认识两方面。提拔者的认识是决定一个人做“家”还是当“官”的前提条件。提拔者认为你可以当“官”，而且当“官”比做“家”更有价值和意义，他就会把你提拔起来。当然，被提拔者的认识也很重要，领导上要提拔你当“官”，你却认为当“官”不如做“家”因而执意不干，领导又奈你若何？不过，中国的“家”们都是渴望当“官”的，无论历史上的文人还是今天的“家”们皆是如此。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人治”和“权天下”局面以及“官”与“家”在待遇方面的巨大差距所造成的。封建社会中的“官”是皇帝老子的代言人，是社会的主宰，是权力的标志，当“官”可以荣华富贵，可以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以决定和扭转社会乾坤。而“家”们则可怜之至了，他们只是社会的点缀和政治的附庸，只能依靠朝廷和权贵所赐的“一杯羹”维持生计，稍不留神还会落个被杀被刑被贬被放的悲惨命运。由此，当“官”便成了士大夫文人所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而要当“官”又必须一级一级地考试科举，有的文人考了一辈子直至到死，也未能考上当“官”必须的最低阶梯――进士。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生贫困潦倒生计艰难，一心一意非要应考，五十四岁才考上秀才，后来好不容易考中了举人，却高兴过头疯掉了。这真是“官迷”文人的可悲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暂且不说“官”们独有而“家”们却没有的巨大的隐形收入，两者之间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待遇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鉴于此因，许多“家”们成名之后，仍然有当“官”的欲望和要求，成名成家往往成了他们升官进爵的“敲门砖”。这些“家”们的所思所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只想做“家”而不想当“官”的奇人。如先被唐玄宗宾请入朝，后又厌烦宫廷权斗，执意弃官重归山林自由放歌的李白；因不满朝政黑暗而弃职归田悠然隐居的陶潜和不愿为清廷服务，多次拒绝官方征召，甘愿清净隐居著书立说的黄宗羲等。虽然这些人的退朝隐居，前提是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生活等后顾之忧，但是你如果继续在官位上干下去，各种待遇条件不是更好吗？这几位文人的举动，也许当时很不被人理解。可是再仔细想想，他们几位如今的名气，恐怕要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众多高官显爵们不知多少倍吧！反之，如果上述几位一直委曲求全，心安理得地在原有的官位上干下去，他们还会有后来的成就和名气吗？

在做“家”与当“官”的选择上，上述几位无异是最好的参照系。当“官”可以得到巨大的社会现实利益，做“家”却可以流芳百世永垂青史。（当然二者兼而得之是最好不过了。只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好事实在是太少也太难了。）是做“家”还是当“官”，是要“现实”还是要“永远”，我们都应静下心来，反复权衡利弊，做出最佳的选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