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学，诞生于十二世纪的欧洲，历来都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

所谓“知识分子”，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群中以具备知识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严格来说，是西方近代产物，确切地说，是俄国近代的产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知识分子”是这样介绍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19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不满，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政治思想有强烈兴趣，而沙皇政权的专制独裁和残酷镇压机构使他们感到沮丧，于是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后来人们便把对国家状况不满、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对政治监督抱有相当的热情等一系列特征归纳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知识分子便成了完整意义的社会良心的承担者。

【二】

我国民俗学泰斗、百岁老人钟敬文先生生前曾说过：“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多推崇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于名利而言，皆“淡如水云僧”。

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现今的一些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喜欢从渊源上把自己归入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喜欢把自己说成社会良心的承担者，虽然大多数时候他们难以承担社会良心，但是却念念不忘自己“优于别人”的名分。

诚然，如果从海耶克的比较低调的定义来考察，中国堪称知识分子的人应该是大有人在的，但是从真正的近代精神来考察，中国堪称知识分子的，可以承担社会良心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然而，中国的转型社会对知识共同体的核心文化价值有很大的冲击，一般社会文化价值，如对于财富的向往、对于权力的崇拜、对于关系网络的重视渗透到大学当中，有力地改变重塑着成员的行为。即便在西方，真正承担起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其实也不多见。他们中的大多数没能胜任社会批判的职责与使命，那种在名利面前“淡如水云僧”的境界早已只闻余响，难睹神龙之颜了。相反，其所作所为让那个社会更加地值得批判。

因为，自秦汉以后，大规模的士风沦丧，使相当一部分显达之“士”和饮誉之“士”成为尸位素餐之辈，他们不但丧失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撑，甚至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人格尊严，从价值取向上把“社会良心”这种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要求变成一个廉价的装饰，但同时他们却死死抱住了“唯利是图”的个人计较与“以道自任”的漂亮头衔。

【三】

在当今社会里，货币正在奠定它在人类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直借助于人类的共业，并以其为力，扩大着它奴役人心的范围。如一个巨大的集中营，静悄悄的收容着每一位接近它的人。

西美尔说货币可以“洗心”，在当代社会中，人心已经“汇入货币的汪洋大海”。铜臭味正渗透着各个领域，就连神圣的象牙塔亦不例外。那些遵循横渠四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良传统几近失传了。

“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学术界颇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尽管也曾有过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和方鸿渐之流，但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多数诞生于那个时期，这是无法否认的。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大师，知识分子大多都还能够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洁身自爱。可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便有一些人改变了谦谦君子的形象。

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把代表人类文明的大厦中的“中国馆”糟蹋成了污秽遍地、邪恶横行的权学、钱学交易市场。尤其是在“世人熙熙，皆为名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的现代社会里，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真正成为社会良心的承担者，成为社会乃至现行制度的批判者。

特别是近几年来，像郭沫若和陈景润那样严肃的、认真的、甘于清贫专致于学术研究的“古板的老家伙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某些不专心学术研究或教书育人的人得以“大放光彩”。

例如没有真才实学的商人吴征，是北大清华的客座教授；还有以“厉股份”驰名全国的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博导厉以宁教授，“把欧美的现成资本理论在自家的炒锅里掂了几个过，然后就能够在中国卖个大价钱。他的夫人是北大的高级工程师，他的儿子是北大毕业的硕士，他们母子二人在深圳搞股份运作，他们的‘运作’对象主要是北大上市公司的股票，据说厉家的资产早就过了亿元大关。厉教授曾有‘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他曾断言，如果到了本世纪末，北大教授还没有别墅汽车，就是改革的失败。这么不要脸的混帐理论，用北大几千人的教授来遮盖中国数千万失学儿童、数千万“下岗”职工、数亿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引自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其它如北大一位搞人类学的王铭铭教授，其抄袭案影响遍及全世界，连被北大奉为神明的《科学》杂志都曾报道此事，可他至今仍旧是北大的教授。这个被他的弟子吹捧为“木秀于林”的大牌人类学家，在他“逐句逐字”校对的一本书中，楞把孟子从外文著作中翻回来，翻成“门修斯”，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译成“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另外一位专门研究生物技术产业的经济学教授、博导汪丁丁，把“蛋白质”、“氨基酸”这么简单名词的英文相应词汇翻译成“蛋白体”、“阿米诺酸”；此外还有清华大学的“妖魔化教授”李希光、“十面博士”董关鹏副教授等等，更是尽人皆知。他们的惊世骇论时有所闻，不亚于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后羿射日的轰动效应。虽然还未到甚嚣尘上的地步，却也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四】

最近北大副教授、《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在其博客中称如果不想法增加收入，仅凭北大发给他的那点4786元的工资不能活下去。又有北大副教授孔庆东站出来声援，说这点工资绝非哭穷，一大票年轻教师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副教授也小康不到哪儿去，北大老师穷困多少年了，而且将坚定不移地穷困下去。

他的公开“叫穷”，引起了近乎潮水一般的质疑，有很多网友甚至称其是北大最无耻的副教授。这样的指责虽然有些情绪化，但也表达出了社会的一种共识：北大教授是绝对不会贫穷的。事实亦是如此，因为当前一些高校教师、尤其是名校的教师，大都有一份到几份业余兼职工作，业余收入往往比正职收入还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几倍。[笔者注：我目前只是在普通高校任教，可我知道教师会有许多收入渠道：比如说做科研课题、任各种评委及“走穴”授课等都可取得许多收入。尤其是如今“教师走穴”，早成时尚，只要外出讲座或授课，一次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元就会流进腰包，许多教师因此暴富。]

正因为抱有“北大教授收入很高”的既有概念和知情事实，公众才对阿忆的叫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与鄙视。同时，这种激烈的批评还源于更深层的不满：某些大学教授忘却基本的教书育人的职责使命，一面拿着高校的高薪，一面四处走穴致富，不贫穷的人还“居心叵测”地在网上公开叫穷，为其“走穴”和客串兼职“正名”：不“走穴”，我无法生存矣！

主持人李咏曾说过，他的工资跟大家差不了多少，每个月扣税大概要扣七千多元。外人无从揣测阿忆做主持每月能收入几箱人民币，央视主持人工资更是言论禁区。

年薪五万是多是少？对一些拿ｘｏ当水喝的老板和拿洗浴中心当办公室的领导干部来说，也许这点钱算不上什么，但足够以让绝大多数地里刨食的农民和诸多的下岗工人羡慕了。年入五万，锦衣玉食说不上，衣食无忧肯定是没问题，怎么会“根本活不下去”？

人心之尘，莫过于贪嗔痴，而正是这些微尘，同化了原具有灵性的世界，以至纷纷扰扰，宁日无多，而这一切，皆诠释着误入贪嗔痴之中心丝纠缠的真味！用某位网友的话说，“你要天天开飞机上班，四千万你也嫌少。”说得多好。但阿忆先在凤凰、后在央视，风风雨雨多年，没有提过一句自己的待遇如何，直到任北大副教授，才开始发飙，一定是落差太大。本应该是自己主业、却在副业收入面前显得萎靡不堪的北大副教授职位，当然有种郁闷加鄙夷的感觉，起码比起他当主持人的月薪寒碜了太多，他才会心理失衡如此公开叫穷的。

【五】

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定位注定了大学是高贵的。笔者认为，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民组成的一个机体，而教师可以说是这个机体的头脑和良心。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师”，应该是知书达理，清高廉洁的，其人格与操守理应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而不是粘满铜臭之类。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种探索，他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虽是为文的一种探索，但是对于为人也相通，可以说，人对宇宙生命，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淋漓尽致地感受之。出乎其外，故能更高一层地观察之。入乎其内，故有人生。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两方面是相同的。是一种很高的要求和境界，能沉著，也能豁达。

曹操的一句诗也很好：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是一种在无奈人世战乱中的一种胸襟，其实文人应该能入其中，沉着痛苦，也能出其外，纵目天地。采菊东篱。

一个遵从内心生活的人无疑是快乐的，一个经常为灵魂活动的空间洒水除尘的人无疑是和谐的。说一句大气的话，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其实是一种为人的境界。他们并没有关于美的种种高深理论，但这境界够潇洒的了，其实无非教我们崇拜自然，拥有内心的神灵。后来，曹操的煮酒论英雄，桓温的北伐，其实都是在老庄自然里悟出的境界。

因此，我觉得为人师表也应该有他们所说的一种自然的、尤其是甘于清贫、远离铜臭味，不为喧嚣外界所诱惑的超脱心界。

【六】

欧美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为纯学术机构，不谋求物质利益。中国的学术界则不然，他既要求名，还要谋利。比如，北大清华都建有自己的公司，而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都来自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业，而不是来自本校教师的科技研发。[引自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上述这个差别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效果：欧美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名誉和信誉看得与自己的生命等同，因为他们追求的学术成就就是建立在信誉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学术界的许多知识分子则不然，名利他都想要。

当然，笔者不否认，身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也是生活在派定坐标内的人。他（她）首先是普通人，有各种各样的名利的需求，这是不该回避的。

问题是，既然是选择了以教书育人为职业，就应该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为人师表的生活轨迹，将自己置于一个仔细界定的没有太多空间变化的权力与声望体系当中。

【七】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北大教授，孟二冬不计较名利，拒绝外出讲课赚钱，一心学术研究，满腔热忱扑在教育事业上，最后倒在了三尺讲台。那位北大公开叫穷的副教授当主持人时候没话，干副教授就叫穷，其行为折射出大学某些教师精神的失落：身处象牙塔，却迷失于滔滔的社会功利，频繁地赶场逐利，而把教书育人的所在，当成了升官发财的地方。

依我看来，在孟二冬面前，他的确是“贫穷”至极，因为其精神世界荒芜，“贫穷”得只剩下对金钱的追求了。我为神圣的象牙塔里有如此粘满铜臭味的知识分子而觉羞耻，并建议此类“钱教授”们，尽快辞去教授一职去做政客或商人更好。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可大学既不是朝，亦不是市。既然那么喜欢钱，又何必站在清贫的讲台上呢！

本文已被编辑[静韵随风]于2006-10-4 7:55:53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