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四月的一天，毛泽东当着前来看望他的华国锋等四位政治局常务委员的面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异议的人不多。另外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毛泽东说他一生干的这两件事，简单点说：第一件事就是夺取了全国政权，第二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中也涵盖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跳进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李锐的用词则更明确，他写道：“对于中国共[chan*]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

对毛泽东说的前一件事，毛泽东的身后人并没有什么大的疑义，但对第二件事却有不同的说法。

胡绳先生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的概括是：

“……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许全兴先生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的概括是：

“这件大事包括三方面：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科学技术基础；三是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思想和理论。”

强国博客蜗居细雨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第二件大事的概括是：

“建设国家，巩固政权。”

强国博客蜗居细雨认为，毛泽东一生做的事不是两件而是三件，即：“夺取政权，建设国家，巩固政权。”

对毛泽东一生做的第二件事产生疑义，是毛泽东身后人的事。毛泽东说他做的第二件“文化大革命”的事是从定论“有”方面说的，也就是说他只是承认他干了这件事；而他的身后人因对“文化革命”一词望文生义（是和非），自然也就各有说法。比如，曾做过毛泽东兼职秘书、一九五九年后销声政坛、文化大革命中又身陷牢笼的李锐，就把毛泽东说他一生做的两件事概括为：

“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

笔者以为，毛泽东说他一生所做两件事，是从政权这个核心角度讲的。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这是其根本的着眼点。中共一开始没有政权，就去夺取政权；有了政权后关键就是巩固政权，其它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总体框架下进行的。比如，要巩固政权不搞国家建设，这个政权也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他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他才说他做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没有说庐山会议呢？就巩固政权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显然更具有深刻性。毛泽东这样说是和他说的前一件事－－政权，是一致的。

毛泽东说他一生做的这两件事，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是中性词，只讲事，并没有多少个人的感情色彩。这是符合毛泽东的为人和性格特点的。比如，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时，讲过这么一段话：

“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他们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的故居时，向陪同人员谈起，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先生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中宣部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是否有必要将此事向苏联方面反映。二月十九日，毛泽东批示说：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按：尤金时任苏联驻华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戴维和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朱莉夫妇访华期间，受到毛泽东出乎他们意料接见。接见时，戴维喜出望外地对毛泽东说：

“你的诗有很多读者，但相比之下，你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你的著作印了十几亿册。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毛泽东忙把话接过来说：“我的那些书没什么好读的。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

“你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戴维坚持说。

“改变了世界？”毛泽东笑了，“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看，”他朝沙发右侧努努嘴，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的了？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这里就显示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中共领袖的谦虚和肚量。他在将要离开人世前只是毫无感情色彩地说他一生干了那么两件事，也算自己给自己下的定论吧，至于这两件事干得怎么样？是成是败？毛泽东自己没有说，只是交待了第二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是受孤立的；至于孤立他的不少反对他的人又是怎么干的呢？毛泽东也没说。只说事儿不表白，一任后人去评说。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对这两件事的评价是：“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李锐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如何看待毛泽东》）错误到了七分就是不想否定也不行。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引用英国历史学家的话警告研究者：

“危险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作者用翔实的统计资料论述了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建设。他指出：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更快。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这位外国作者还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评论说：未来的历史学家“肯定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何评价）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取得了社会成就和人类成就的时期。”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毛泽东传》的作者r·特里尔说：

“如果毛想过中国古代帝王的生活，他就能过，但他没有，他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想想看，今天中国的一个县长甚至是镇长过得是什么生活。在中国革命中，毛主[xi]家里牺牲了7个直系亲属。他去世后，也没有什么物质财产留给后代，如今他的儿女都是靠养老金过活，他的女儿李纳甚至连病都看不起。毛不甘于走前人的老路，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他要开创真正属于自己的不朽事业，而且也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那就是‘文革’！”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

“中国共[chan*]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毛泽东是一位远远超越了地区限制的世界性人物，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占本世纪四分之一的时间中，在世界上实现了各种国际关系平衡，在国内领导了九亿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在这个为期不短的历史时期中，他既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又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杰出的实践家和改革家，没有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新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在他逝世以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这肯定也是指毛泽东一生中干了的两件事说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