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提出道德后，对整个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最明显的有儒家和法家。

儒家由孔子首创。表面上看，孔子的儒家比道家要神气得多，而且也要积极入世得多。很多儒家学人成了中国官员的主流，在以后很长的年代，儒家成为中国民族的主要文化支柱和意识形态，儒家学术圈笼罩了整个亚洲。他的积极用世，使中国人有一种刚健的精神。但实际上，孔子一生都在领悟道德，他说“吾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耳顺，六十知天命，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据于道，安于德，依于仁，行于义”。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使他达到了“易’的境界。他对道有一种飞蛾扑火般的追求，把自己当作膏和油一样，点燃大道的烛火，他第一次把知识上升到一个人可以为之生死的最高高度，“朝闻道，夕死可矣”。

年轻时候的孔子，积极得近乎于左，他年轻时做鲁国管理司法的官，就非常认真积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犯点偷盗的就把人处死，处死后还要附加上一些道德不好的名声，从精神上把死人还搞臭。孔子这种左得积极，或者说积极得太左的不怎么适合讲究人情味做法的风格，使他不受欢迎，碰了不少灰，以致于在他今后一生周游列国、执守仁义道德的人生追求当中，四面楚歌，得不到回响，于是常常大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吾道不孤”的感叹，他的知己也是一个“一瓢水，一箪食，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颜回，颜回不管没米下锅，不管老婆儿女面有菜色，追求学问达到了书中自有白米饭，书中自有王昭君的地步。他们的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在困难的时候，积极的“孔颜乐处”的精神。

孔子一生对道思考，当时的一些道家者流的隐士，比如著名的楚狂接舆、荷涤丈人、东门老父等，无不旁敲则击，劝谏孔子罢手。这些隐士的话一直萦绕在他心中，使他勤奋探索，最终否定了“与鸟兽虫鱼为伍，吾不为也”，不管世道多么黑暗、无奈和复杂，他始终不想回避，一定要积极面对人间世道，“知其不可而为之”。勉力而为。

道家对儒家，尤其是勉而为之之积极造就之一面，其批评是十分中肯的。“以仁义攖人之心，…愁其五藏，矜其血气…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接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杰跖嚆矢也。”

道家见及，原始秩序之失坠后，才产生以政以治之有所为而为的努力，但道家以为此有所为而为适足助成其秩序之失坠，甚至它原本就是致使秩序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道家反对积极的作为，因这种作为在长时间上，其产生的问题往往要比它一时貌似解決了问题还多还大。道家对“变化”有深刻的体会，自然而然的变就是常，但人事心意欲有所为的变，却是失常。对变化适应，与想追逐变化之万变，欲控制主宰与其中之间的差异，道家认识得极为真切：“夫暴雨不终日，飘风不终朝”，“物壮则老”——直接说就是长大的人爱死，成熟的背后是衰朽，秋天的背后是冬，“柔弱胜刚强”——小孩子虽然柔弱，生命力却最强；“揣而锐之，不可长久”，经常使用和磨的刀子容易过早消亡。

原始道家生之于疲惫于文制桎梏之民间智慧，孔子深受其影响，尤其是晚年思想。诸隱士之諷諫时时繞在他心思深处，但到最终仍不能同意退隱避世的结论。从“微斯人，吾与谁归”到“无可无不可”，他认识到道家矫枉过正之失，但从道家他学习到对有限之人事作为之基本限制与流蔽的认识。道家主张由心智作为的捆绑中解脫出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天下之治自会由道化自然过程中。不干涉、不造就的自然，是改造疏离异化政治体之唯一途径。消极中自有天道积极的呈现。孔子吸取些点智慧，但他不自限于此。

老子更加抽象的看道道的自运自化，人违反道所带来的根本性灾难。老庄除了看到文明带来的利益，同时也看到文明背后的刀剑。劳资对孔子那套规矩认真的礼仪和态度，忍不住内心的好向，孔子的修身好名，当不住庄子的一声狂笑，在庄子看来，人并不比野兽文明半点，“虎狼，仁也”，因为虎狼不食儿子，人却可能连儿女都吃。但是孔子认为守住老子的道，森冷统驳的智慧使人世会丧失人道的意义和本应该有的人生欢乐。所以就算仁义礼仪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还必须推行，因为如果不推行文明和教化，人世间则更没有文明，更没有希望。这是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原因所在。所以他把大道灌注在人事当中，以无为不为的顺道而为的可能性来引导人生，于是他把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道德的教化提高到最高的程度，同时也进行了可敬的开办教育、进行德化的历程。

孔子当时教化的对象大都是庶民乡里子弟，但君子之为人格理想，孔子意在规范是时文质衰竭，为一失坠的秩序重新灌注理想于精神之血流。他为庶人参政立下典型，而参政非如橫议利害，而在于有一定的文化理想作为基础。

文化理想的感召和啟启现不是人的设置，不是知识之争辩，而的人格承当在乎道之召唤，不在乎一已理想之气魄承当與知见之坚持。孔子言化，言性命，在乎道的应现，在乎养持，在这方面，他亦觉悟到“不以心揖道，不以人助天。”的道理，他的觉悟不是关照或推示所及，他数十年勉而为之的经验于对由原始道家启示中之古代智慧的融悟，他晚年所及的境界，方创立一健动涵存的儒者典型的境界。儒者不是一一成不变的理型境界，而是一上升自强的历程。是而天人应现间，自有其不能勉而为之的“临现序”。道化德化亦在一道之“显隐序”上，至此孔子赞易立时之大义。文化源泉之守恃于为政政之有所为是二个不同的“应现’，執一而专，适足败之。是而，气魄之积极于无为的消极，在乎一健动变易自如的平衡，道下贯到人事上，道之无穷一一展现而下临应其渊默遙摄的时态涵容健动上，这是原始儒家的最高境界，及此方可言‘圣”，后代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家，觉得单纯的学习儒家不得要领，最后还是回到道家和佛家禅宗中去寻求道的根源。

孔子既然积极入世，当然就不回避政治，如果单凭“学而优则仕”就断章取义说孔子鼓励人当官，那就大错特错。“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礼儒行》）孔子对当官或不当官，总的要求是要坚持道，有人格，所以他积极的用文化来树立人民的自信和社会安定，他在人格保持上甚至是固执的，这是为官而官，为政治而不惜大开杀戒，用尽一切手段的法家所不能比拟的刚健中正的人格。他对参加政治的前提要求是“内圣外王”。

內圣的超升至時变入化的境界，是外王之文化理想的血肉。舍此血肉时间的过程，外王之空壳适足以助成兵戎之争于理想失坠为制动竭源的迷乱和动乱。德化仁义必源之于道化自如。舍其源依，德化仁义之勉为，往往助成“功利理序”的流行。用之成用在于本源依于无用之用。道的无用无为是根本，无用之用失﹑无知之知失，知用成其无根无本之流用，道之威势表現在一权势制动之无穷驱策与奔驰上。但是必贬低仁义德化，否定其上通源泉之可能，而单纯的崇尚无为，呈现的將是一阴森统驳的智慧与虛空。老子所谓之圣人与道，不能不落入阴冷不仁之狡慧乾智，此之故也。韩非之为儒家大学者荀子的弟子，而私淑道家，集勢术法之大成，并非偶然。《史记》中把老子韩非列为一传，自是看透其中渊源。

原始儒家之时、中、权而通，至大易，有其见道之依据在，孔子吸取古代智慧，老子之教训，历史文制精华，乡俗文化而融成中国哲思文化之极致表現。所以文化理想之守恃与人格践現是一相即相入的活過程，而政治化育之文化功效，与从政赞治由此活过程取得生命，孔子不认为士人参政必得成为政治结构的一环节，尤其是士人者。

由于蝙蝠有限，对孔子和儒家，有机会的话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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