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也对“红颜祸水”之说颇有腹诽，只限于对古今中外历史知识的贫乏和理解的局限，也因“红颜祸水”之说牵涉到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故一直不敢贸然动笔。心灵苦渡先生此文很值一看，文章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似看到一个身影，面对历史的天空深深发问：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一些事件的起因或结局，难道真的应归罪于女人吗？

开篇伊始，作者从宇宙洪荒、黑夜白昼、春夏秋冬说起，洞悉事物发展的两极变化，强调了人类社会演变的还是自己的故事——“生命最终显现给世界的还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

是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正是这个世界里已经发生和时时刻刻正在发生的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说到底是社会生活中男女之间的一种互为依赖又互为矛盾的关系。“好像在男人和女人的世界里我们总是能够让两种生命的存在形式演变出历史的喜怒哀乐；总是能让世界的不完全和男女的故事连接在一起。”由此，作者叹道：“……我不知道是谁写出了《圣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女人会是从男人的身上取下的肋条；我更不知道男人和女人为什么在偷吃了圣果之后竟然就心存原始的罪恶；难道说男人和女人真的是上帝留在凡间的不幸之源？难道说男女就是诠释生命的一种精神解脱。”而这种解脱，“不管是母系社会的形成，还是父系时代的崩溃；……在我觉来，它们只不过是体现了原始生命的一种本质，阐解了世界最终的一种主宰方式。”

接着，作者简练地归纳了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这两种社会形式的特点，尽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母系社会因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和种族繁衍的需要而短暂地存在于初始阶段。我们知道，有文字记载的演变是商周二代，正是这两个王朝的更迭完成了由父系的高级阶段向父权制时代（以周礼确立为标志）的过渡。从此，为巩固和强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便有了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既以规范社会，更以桎梏女性，男性统治更藉这种宗法伦理而大行其道。“父系时代体现的是一种力量，因为世界需要这样的力量；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让我们远古的祖先把人这种生命的基因遗传下来。母系社会体现的更多因素则是一种家庭的模式，是一种开始生长的感情的蒙胧；”但是，作者的观点是：“如果说力量给了生命一种原始的推动力，那么感情则给了人这种生命一种有别于其他生命的升华基础。”由此便引申出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

“……男女本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特别是在生命的属质上更是一种完美的统一；可是不知道是因为父系时代让生命经历的沧桑太多，还是因为母系社会让生命太过的安静；从人类有了文字的时候开始，男女就开始成了历史的一种主题。”从而，“……世界的进程其实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共同演绎。”

既然世界的进程其实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共同演绎，作者便为之而迷惘，同时也在为女性命运的不公平而鼓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红颜祸水”这种说法；我也不知道“红颜祸水”为什么会成了人性和生命美的一种冲突；但是我在这里总是隐隐的有了一种苦痛，觉得在生命开始走向图腾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着生命世界里的一种不公平。”的确是这样，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女性的社会、家庭生活地位何时有过公正？特别是中国近代以前，女性在灭绝人性的“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的禁锢下，从来就是男人的附属或附庸，孔子都竟然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可见女性的地位如何低下。主要表现在：

女性只是经济附庸。父权社会中，女性丧失了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只能借助婚姻或血缘关系依附于男子，沦为家庭的奴隶。那时的“计丁受田”制度，最典型地说明了女性毫无经济地位的事实。可叹在当今社会，在一些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这种事实。所谓“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既此，这就是说，女性在出嫁前后均无私有财产，甚至出嫁后娘家带去的财产也归了男方。很多时候，女性甚至沦为买卖对象，沦为奴婢、妻妾，卖为童养媳甚至娼妓，陷入最悲惨的境地。女性的经济权力的泯灭，意味着女性只是男子的性奴隶和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

女性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乾坤正位”便成为规范男女的理论基础。所谓“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这让男性在社会竞争中成了财富与权力，妻妇与奴隶的拥有者。而女性就不得不屈从于男人为自己划定的雷池和既定的角色，屈从于次要的从属地位，形成了女性无权而不得不隐忍的经历，从而女性也就成了少有历史记载的沉默群体，这连统治阶级的皇后也不能例外。大多数封建朝代，“后宫干政”的结果也大都是死罪的。

女性教育畸形。向以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为宗旨，这个宗旨，目的在于奴化女性。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剥夺了女性学习的权利与机会，使之才智得不到开发，能力得不到培养，从而不能自立。与此相反，女性教育倒异常重视“德”育，尤其是封建宗法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如所谓的《列女传》、《女诫》就是女性的范本。宣扬的无一不是“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这些奴性服从的礼教纲常，必然使女性套上了精神桎梏，束缚了言行，限制了发展，以致成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遵行者和殉道士，长期安于被压迫和奴役的地位。这是封建时代女性教育的最大成功，也是古代中国女性的最大不幸。

这样一来，受阶级的局限性和男性特权思想的限制，古代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就不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无论是王朝的兴替，还是事件的开合，统一的似有寻求与女性瓜葛之癖好，只要有女性牵涉其中，即便是牵强附会，也一定归咎于女人。这样，“红颜祸水”之说就顺理成章了。这里，作者沿着这一线索，列举了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和女性有关的事实，如：殷纣王和妲己，吴王夫差与西施，昭君出塞，貂禅与吕布，唐明皇与杨玉环，指出：“亡国的理念怎么能和女人的理念同言而语呢？”，责问：“……本来同是生命的男女，为什么在历史和社会的过程中进行淘涤之后，就会变成一种生命的两个极端。……是一种对生命不足的补充和为我的借口？”

作者的爱憎是分明的。他赞美西施：“西施就是女人，是应该和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如果让我说，做为女人的西施，其实她嫁给夫差要比留在勾践的身边更有女人的意义。”、“我看西施什么都不是，她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祸水；她就是一个女人做了一次自己的选择；也许西施并不痛苦，因为做为女人她也许更喜欢夫差的君子之气，而厌恶勾践的政治之举。”而那远出边塞的王昭君，“是为了一种政治，让一个女人去承付一种历史，去承付一种应该是男人去完成的事业，……可是如果我们撇开历史，撇开那些世俗和所谓政治的权利之争，我们难道不会发现，昭君其实也是女人的一种悲剧。她用自己的美貌在换取着一个统治阶级的平安，在向我们讲述一段女人就是物品的经历。”董卓，吕布与貂禅之间，“是人类感情世界里的一种悲剧。……貂禅的故事到底是想给我们今天的人们说明什么呢？是说女人的机智，还是说红颜祸水的理念；甚或是在说历史的进程中女人是多么的重要。我看都不是，因为一个漂亮的女人在和男人走上床榻之时，也许能够体验的只能是生命的一种奇妙和美丽，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别的什么。”而对杨玉环，作者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最可怜的女人要算是杨玉环了，……一个伟大的朝代竟然让一个女人去诠释它的历史进程，不论怎么说，让人们觉得好像都是玩笑。”

“我一直弄不清楚，男人为什么会在一边享受着女人的美貌，一边还要说女人是红颜祸水呢？”作者的结论是：“当然了，人就是社会的角色；也许是因为男人无法背负太多的社会重任，把一种社会的悲剧落在了女人的身上……我就不明白，一个女人为什么总要让后世的那些老少爷们说成是毁国亡国的罪人呢。难道说女人就是历史不幸的一种注解？难道说女人就是历史不幸的一种标签？”

从历史的角度，不幸而被作者言中了。女性正是这么一种替罪羊，承担着本就不该由她们承担的莫须有的罪名，而真正的始作俑者反像是蒙受了极大的不幸而在替自己鸣冤叫屈！古代那些有权势男性骨子里的劣根性，以玩弄美女、占有尽可能多的女性和财富为荣耀，一方面说女人是祸水，一方面又以占有更多的女人为幸，在享尽齐人之福以后，当一旦灾祸降临时，就弃女性若蔽履。这可以用古代的“姬妾制度”和“女祸论”来说明问题。

古代的姬妾制度，堪称旧中国奇观。这一制度从母系氏族消失起，便茁壮成长而势不可挡。通常一般人理解这是中国古代是“一夫多妻制”，但那是大错特错！中国古代实行的仍然是一夫一妻制，姬妾是不算合法配偶的。这实际上就是男性享乐主义和独裁专制的产物，并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规矩。那完全是一种毫无人性、极度残忍无情的制度。

因它将“等级”带进了家庭、同床共枕的人甚至是手足之间，强行把同一血统的一家人分成尊卑和压迫与被压迫等级。如氏族社会时期的“媵制”即女儿出嫁时，岳家必须以同姓侄女辈陪嫁。陪嫁过去的自然属于媵妾。再往后便正式出现了“妾”，妾虽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义务，但连所生的儿女都叫做“庶出”，就自然享受不了“妻”的待遇。因此，妻为“娶”，而妾则为“纳”，娶妻时要送“聘礼”，同样的事物在纳妾时则为“买妾之资”。有个规矩叫“毋为妾为妻”，就是说妾没有资格扶正为妻；有妾无妻的男人，仍属未婚；而如果妻死，丈夫哪怕姬妾成群，也是鳏夫。“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既若将妾升为妻，就是触犯了刑律，就要服刑一年半。这样的法律之下，做姬妾的女人还是人么？于是，丈夫或妻子凌虐姬妾也就是家常便饭。白居易有一首长诗叫《井底引银瓶》这样描述道：“……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终知君家不可住……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姬妾制度，原本就是拥有财富特权男子的享乐方式，他们又岂甘满足于此？于是，在“妾”之外，更有“姬”、“婢”、“伎”等诸多名目。每一个名目之后，都有一群生活在痛苦中的女性。妾不如妻，而“姬婢伎”却连妾都不如。从这个角度来看，姬妾制度所蹂躏的就是人性，这种制度，连和现在阿拉伯国家里实行的“四妻制”都不如，人性何在呢？

那是中国古代女性长期以来受欺凌、压迫、歧视的生活缩影，是中国奴隶、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文明悲剧与烙印，有着根深蒂固的罪恶渊源，即便是有识之士也未能幸免。如宋代大文豪苏轼，文风豪迈，一代大家。其一生姬妾众多，风流韵事层出不穷，而他对这些姬妾的态度，则完全如宗法制度而无情无义。我们都知道他对妻子王氏一往情深，一曲《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而令人潸然泪下。然而他对待婢妾的态度，却足以让现代人目瞪口呆。如其在贬官之时，将身边的姬妾一律送人，其中据说有两妾已经身怀有孕。他竟能如此忍心地弃骨肉于不顾！这还能在人里面算帐吗？

不仅如此，封建时代无时不宣扬“女祸论”，即宠信女性，使之预政，必酿成祸患的传统理论，无论家政、国政都奉之为信条，引之为鉴戒，使只成为限制女性预政的理论武器。总之，女性的一切基本权利都消失殆尽。我想，这可能就是“红颜祸水”之说的根源罢。由此不由不想起了那个勾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卖国的举动仅仅被淡化成为“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受尽天下人唾骂，背负亡国大罪名的却是一个风尘女子陈圆圆。

其实，女人何罪？陈圆圆何罪？漂亮又何罪？什么妲己，杨玉环，陈圆圆，都说是这些美女祸害了国家或民族，“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天下倘没有那些功名富贵要，金银财宝也要，美貌女子更要，要睡天下第一美人的糟男人，女人再美也害不了国家和民族。说吴三桂是为了陈圆圆才投降清朝，引清兵入关，那是在推诿卖国求荣的罪责，倘若吴三桂真的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忠心耿耿，有民族气节，他能为了一个风尘女子而降清卖国？可怜只有陈圆圆“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来承担了，但这又岂是弱女子所能负重的罪孽？

很赞成作者的“红颜不是祸水，因为红颜就是红颜，祸水就是祸水；如果我们把一种生命的美誉为祸水，那么生命也许就成了世界里的一种垃圾……”之说。在任何一个强权手段下，女性从来都是弱者，这个意义上，我更认为“自古红颜多薄命”。即使是现代女性的社会、家庭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渐成强势，我仍然认为，对社会和生活更要负责的，还是男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