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是孪生兄弟，他比他早出生一小时，他是哥。他们的家在城郊，过去全家人都是种菜的，现在随着城市的野蛮扩张，他们家已经完全失去了土地。哥大专毕业后，在外打过一年的工。他是学《经济学》的，可在报考市直机关公务员时虽然入围却未录取。家里人总认为，该给他找份工作，家里的人就算他读书最多了。父母弟妹花钱找关系差不多就是为他买了一份城管的工作，使他吃上了穿制服收费、罚款的饭。这城管的工作单位，是自收自支的，政府给了政策，有了执法权，但还是靠自已或罚款或收费来养活自己。前些年单位效率不错，创建文明城市，罚款、收费的机会多点，奖金也就不少，哥成家后买了三室一厅的住房，虽然还欠点债，但单位如果效益如初，过年把是能还清债务的，他不愁。可现在单位的人数急剧上升，当官的把自己就业困难的亲属亲友拼命往进塞，单位效益每况逾下，到去年年底，每月工资只能发给六百来元钱了，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

孪生小弟前些年家里过得还舒心，哥买房子，弟就借了三万元，弟以哥在市政府机关上班又穿制服而为豪。弟这一家是卖菜的，这菜不是自己种的，是天还没亮时，从光彩蔬菜大市场批发来的。夫妻二人，每天挑着沉重的菜篮，沿街走动，穿巷而行，或停下脚步，摆起路摊，每天和城管人员捉迷藏，打游击，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前些年这营生还不错，夫妇二人平均每天能有百把元的进帐，使他们家有了点存款。这些年也粘了哥的光，认识哥俩的穿制服城管，对他们卖菜夫妇的违章行为，还能睁一眼，闭一眼。遇见不认识的，他俩也不说他哥是谁，罚款就认罚吧！现在，街市摆摊设点沿街叫卖的禁区在不断扩大，他们一家赚钱已经越来越少。有时碰到那初生牛犊的城管小青年，决不手软的会罚上一、两百元。有时干脆跑了，把菜篮丢了。现在城管因为发不出工资，罚款更恶了，弟的一家，也同样出现了经济危机。夫妇在一起商量，改行吧！于是，请来读过不少书又在机关工作的哥来商量，把住在他们家楼上的大哥也喊来了。

还没出元霄，过年的剩菜，三兄弟聚聚，谈谈今年该干什么好。

弟媳三口之家三室一厅的公寓房是拆迁补偿所得。她把家常菜摆了一桌，在大厅苍白的节能灯下，三兄弟的三个小酒杯盛满了低档白酒。

要商量的问题一开始就提了出来。

哥说：“现在我们这些失去土地的人家，争钱的路，越来越窄，就业的路，越走越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弟说：“开小店吧，没有门面房，得租。现在门面房的租金比前几年翻了一番，何况开店要本钱。向我们这等人家，想借到钱也不容易，我们又不会开店。”

哥难为情的说：“我买房子欠你的债还没还清，现在也拿不出钱还你的债，孩子就要上初中了，家里费用在逐年上升，工资又在逐年下降，我们家最近也在想着出路问题。”

“哎！除了卖菜，我们什么都不会干。”弟说。

“我们家孩子他妈又没工作，偶尔在酒店打短工，收入也很低微。前天谈到家庭收入，她叫我借点钱，去找下市人事局的领导，调到财拨的事业单位，工资就有了保障，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混个官当当。我也借不到钱，这路也是行不通的。”哥愁眉苦脸的告诉弟。

弟的上初中的儿子说话了：“你们什么都不会干？我们语文老师曾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是说朱元璋称帝后，和他一起要饭的难兄难弟找上门来，希望解决就业问题。朱元璋问他们能干什么，他们回答，什么都不会干。朱元璋想了想，说道，什么都不会干，那只好给你们每人一个小官当当了哦！去衙门当差去吧！”

屋子里的人都苦笑了，大哥的笑声最高。

孪生兄弟的大哥说道：“这侄儿长大准能去政府机关当差，有个固定收入。”

大哥是从卖菜卖水果的“岗位”上退下来，今年还不到五十岁。他在肩挑叫卖时，与城管发生冲突，三个城管打他一人，他被打伤了。身体的软组织受了重伤，顾虑在城管工作的大弟的面子，他自认了。他半年多没干这一行了，在家闲住着。

大哥说：“能否不卖菜干点其它的行当养家糊口？”

“现在干什么都难，我打算去卖报纸。现在也挑不动一百来斤的菜篮子了，卖报纸会轻松些。”受过伤的大哥自问自答道。

读了不少书的哥已经几杯酒下肚，他接过大哥的话有些激动地说道：“我们目前都遇到了暂时的困难。这是国家和各级政府不允忽视的困难。不是天天都在说构建和谐社会吗？扩大就业，解决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城市允许小摊小贩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好，它大大方便了市民生活，又能解决成千上万人的就业问题，并且能进一步搞活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还重视‘马路经济’、‘地摊经济’呢！中国有不少富商，开始就是摆地摊起家的。城管人员与摆地摊的对立，与城里肩挑叫卖的对立，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对立，有个政策导向问题。国家把城市建设的像个大花园，把公路越修越宽，让超市越来越大，可有多少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就业无门，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大哥说：“我的女儿今年就大学毕业了，还不知道能否找到事做。这大学四年，花去了我大半生的积蓄。她妈又有慢性病，我也不知道去干卖报纸的事，能否多争点钱。”

弟说：“这卖菜的事是没法再干下去了。如果就这住房，开个棋牌室，本钱少，能否行得通？能否好些？能否多赚点钱？”

哥说：“难！现在许多棋牌室挂的是老年人娱乐中心的牌子，在附近派出所或多或少都有点关系，我们没有。”

弟媳边给兄长夹菜边说道：“你能不能在城管部门找点关系，让我去扫大街。”

哥一付为难的表情看着弟媳，小声说道：“我没有这能力。街上那些扫地的，都是领导安排的。我在城管，也就是个跑腿的，像我这等老实巴焦的人，也不可能当到官。我们城管，哪个掌权的不是个三教九流的角色。我是找不到出路，如果有出路，我就该辞职了。”

弟说：“看来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哥回答说：“是的。说心里话，我对这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工作很不满意。政府不能为了城市的面子工程，就损失可能存在或可以扩大的就业机会。通过路边摊贩扩大就业，这样的观点一直被政府所忽略，因为在许多官员眼里，小商小贩属于一种‘非正规职业’，登不了大雅之堂。其实，小商小贩不是什么见不得人、不容于社会的行当，它是一种正大光明的职业，几千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就是如此，放眼当今世界也如此。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我国政府签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写道，‘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允许在路边摆摊，谋取生计养活家人，这样的‘小事’其实并不小，它体现出一种创业和谋生的自由，属于一种经济权利，也是一项国家承诺和国家责任。上百年来，许多到海外淘金的中国人的创业之路，就是从陌生的外国城市里摆小摊开始的，这些小摊成就了一个个中国人的财富梦想。而国内的一些城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形成的马路市场，后来发展到小区市场，现在发展成为超市。随着‘城市管理’和‘城市形象’的‘升级’，‘马路经济’的概念很少再被人提起了，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我讲这些，你们可能没兴趣，这是我在学院读书时学的一点知识，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哥的意思，我们还只能继续摆地摊卖菜。”弟说。

哥无耐地点了头。

大哥问道：“我们三兄弟合伙开个小酒店如何？”大哥望着大弟继续说：“你在外围给拉点业务，我和小弟一家合伙干，信许能赚钱。”

哥摇头说道：“更行不通。开酒店要有政府机关作后盾，争的是财政的钱，我们家没有这层关系。你们千万别打这主意。真要干这行，等待你们的是亏损关门。”

弟的儿子插话了：“我有个同学家就开酒店，每天都有当官的在里面吃喝。春节他爸就给了他一千元压岁钱，我们好几个同学，去年腊月放寒假之后，还在他家酒店白吃了一回海鲜呢。他们家真有钱，我觉得开酒店是个好主意。”

“大人讲话，小孩别插嘴。”弟在儿子肩上拍了一掌。

哥继续说：“现在我们这座城市的路边摊贩有三种人，一是像我们这样失去土地沦为小市民的，一是下岗的，一是进城务工找不到工作而又不愿回老家的。都是缺少谋生技能

的人，城市管理者应该给其生路。如果政府对无照无证经营的小摊小贩放开点，给予免费免税的优惠，这帮弱势群体就能生存下去，政府有责任让其生存下去。民生问题又不是什么新东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任何一座城市，想禁止小摊小贩都是行不通的。实质上的‘马路经济’始终顽强地存在着，在城市的窄街陋巷不停地开花结果。这是因为路边摊贩的从业者大多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缺财富资本、少知识技艺，只有靠一双勤劳的手。手停意味着口停，他们在城市管理者的空隙中，苦寻容生之地。他们的身影注定不会退出城市———生存的需求、过上好日子的渴望，这是一种无论如何都难以压制的人性基本需要！”

兄弟三人，今年该干什么的话题一直谈到了深夜。

第二天天还没亮，为弟夫妇二人还是去了光彩蔬菜批发大市场，大哥肩头挎上了两个帆布包，成了街头报“童”。今天是元宵节，当愿他们能赚钱。

（重在参与征文活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