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文明在十五世纪以前一直位于地球人文明的最前列。中国人也一直以天朝天国的国民自居。即使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洋文明进入跑步阶段并很快超越中华文明时，中国人关起门来依旧自认为是这个星球上的一等公民。

十九世纪东西两大文明在中国沿海发生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碰撞，中华文明的表现象一个“病夫”和“白痴”，除了被动挨打外就是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在经受一连串出乎意料的失败之后，从天朝大国降格为三流末国；中国人也由一等公民堕落为“东亚病夫”。习惯于高高在上的中国人接受不了这个悲惨现实，做梦都想找回昔日的荣光，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

随后的二十世纪是中国人躁动的世纪。梦想“扬眉剑出鞘”的中国人普遍地患上了“急躁病”，热切地寻求“快速致富”的药方，而不管这些“药方”是否有“远期毒性”。只要能从形式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是“拔苗助长”也在所不惜。

二十世纪上半期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俄罗斯则采用了一种最新式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既然是最新式的体制，根据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规律，新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应该比过时的资本主义体制拥有更强的先进性优越性。社会主义苏联的精神领袖马克斯也用大量地文字“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是人类最高级的社会体制。

中国人发现如果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将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你在前进别人也在前进，在同一条道路上要想比前面的人先期抵达终点，就得比对方耗费更多的汗水和心血。脚踏实地拚汗水不是中国人所长，我们在历史上最善长的是靠“谋略”（伪智慧）取胜。有着很强失落感的中国人等不及了，我们梦想抄近路事半功倍地赶到对方前面，于是我们瞄准了“社会主义”。既然这个崭新的社会体制比西方列强正在奉行的资本主义体制先进得多，如果能越过发达国家经历的“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一蹴而就地跳跃到“社会主义”，我们不就轻而易举地跑到西方列强前面了么？

于是我们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最初的几年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功。因为计划经济能够方便地把物力财力集中到“振奋眼球”的重点工程项目，能够鼓动并迫使公民“艰苦朴素”，中国在短期内呈现出一派脱胎换骨的景象。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城市上空的烟囱如雨后春笋，工厂数量急剧增加，“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万吨巨轮乘风破浪，人造地球卫星飞上天空”……

在最初的激动过去后，“拔苗助长”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出来，我们开始品味急躁的苦果：反右、浮夸风和文化大革命等人类历史上是荒唐辛酸的闹剧把最初的“社会主义成果”差一点毁灭殆尽。我们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折腾了二十多年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当初的出发点，甚至于连出发点都不如。我们不断没有赶上发达国家，相反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之后，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建设的高度物质文明前提下才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是不能逾越的社会发展阶段！今天的欧美部分“福利国家”实际上是打着资本主义招牌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于是我们极不情愿地决定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在上世纪八十年“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精神框架下注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因素；就象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一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二

中国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吃饱了肚子，大面积饿死人成为不可思议的往事；手机和家用电器普及到千家万户，尘土飞扬的公路大部被硬化，机动车取代双足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当我们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已告别“温饱阶段”全民奔“小康”时，一个更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正在侵蚀中华文明的肌体，威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问题就是“社会公平”和“贫富悬殊”！

缺乏公平公正已成为中国带普遍性的社会悲剧：官员疯狂贪污受贿；特权阶层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本应属于大众的公共财富，不用付出心血汗水就可在一夜之间变成暴富，依仗“倒地皮”、“倒批文”，或者是钻法律的空子，套取国有资产，将国家、公众的财富攫取到个人腰包。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富翁都来自特权阶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阶层付出则远远大于他们的收益，工人的工资上涨幅度远低于gdp的上涨幅度，税收增长幅度则远高于gdp增长率；生意人一开门就有几十个创收的“机构”或“部门”在“法律法规”的保护下伸手要钱；辛劳一生，省吃俭用仍无法支付子女的大学学费；城市打工仔的工时被恶性延长，工厂的工时普遍长达十二个小时，有的竟然长达十六个小时！夏衍的《包身工》是司空见惯的景象。农民工的工资被无理拖欠，辛劳一年居然光身回到嗷嗷待哺的故乡。他们的鲜血渗入了地球的深层，矿难发生率比贫穷的印度还要高出8倍；农民工的血汗养肥了城市，可他们的子女却被排斥在城市主流教育之外，如果要在城里上学就得另外支付一笔他们根本无法承受的“建校费”。我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民生问题改善不大，甚至踯躅不前，“医疗、住房、上学“成为压在国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只有二十多年时间，但中国的贫富悬殊却高居欧亚大陆第二位。银行里城乡居民储蓄的80%被20%的人拥有。近十年中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个“超级富豪”群体。2003年中国有近3000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亿万富翁；2005年亿万富翁的数据则猛增至50000人，其中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富豪达到200人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七年前就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目前已接近0·50的危险水准(也有说0·45，0·47)，高于所有欧洲国家，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菲律宾的基尼系数高居欧亚大陆第一位的成果则是周期性军事政变和永无休止的社会动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若是经常发生军事政变和持续性动荡则注定会解体。

中国富翁在世界上的豪阔派头连最富强国家的经济巨头也望洋兴叹：

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

2003年上海汽车博览会期间，一辆价值1188万元的“雅致728宾利”---在欧美也无人轻易问津的宾利旗舰版---被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买家悄然下了定金。2002年宾利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在中国售出85辆宾利轿车，其中19辆单价超过100万美元。宾利在中国创造了三项纪录：总销售量亚太地区第一、销售增幅全球第一、宾利728的销售量全球第一。

法国产的高档酒“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

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

当中国富豪在世界各地一掷千金时，中国仍有近两亿国民在温饱线上挣扎。据官方统计：中国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在9000万至15000万人之间。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的总数大约有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

今天中国仍有相当多的中小学生因贫辍学，幼小的身躯过早地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农家一旦考上一个大学生不但要倾家荡产，还要借光亲戚家的所有积蓄才能勉强完成学业，不少农民靠卖血供子女上大学。不少大学生靠假期从事繁重的体力活来换取昂贵的学费；农民中的绝大多数患病没有条件得到必须的治疗，小病抗大病拖，直到危及生命时才肯去医院“抢救”，因病早死者比比皆是。我们那个人口才一百人的村庄前年就有近八人在非致命的普通疾病下壮年早逝，其中两人竟然是“肺结核”要了他们的命。不少城镇下岗工人为了生存，不惜放下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尊严，让妻子去娱乐场所作“三陪小姐”，自己给自己戴上一顶“绿帽子”。

…………

更令人纠心的是：中国式富豪大多不是靠勤劳和智慧致富，他们的暴富沾不上先进生产力的任何一点边，其暴富过程也没有任何先进文化的内涵；而是靠利用职权以权谋私，钻体制漏洞投机取巧，靠伤害社会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致富，现阶段最便捷快速的致富途径就是“炒地皮”。土地是“每个公民都拥有一份产权”的“国有资产”，出卖公共土地应该得到半数以上常住居民的同意，卖地的收入应该大众受益，卖地款支出应张榜公布“明细帐”。可我们国家的地方“父母官”可以任意圈地卖地，并随心所欲地支配“卖地款”。部分学者总结出的“炒地暴富操作流程图”很有意思：“制定圈地计划——摆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富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用承建单位的资金做到正负零——搞定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操作人自已不用捣一分钱，也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就可一夜间成为千万甚至亿万富翁；每个环节的权力人物都可从他手中分到一份“工程回扣”，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就升格为贪污型富豪。

三

当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引起世人观注时，部分丧失良知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居然得出如下高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也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残酷压榨的基础上，社会的发展必须要让部分人付出代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规律，目前的中国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表现形式，尽管“个别地方”有“血淋淋”的现象，但属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就象资本主义是不能逾越的发展阶段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2006年11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富裕人群变得更加富裕是以最贫困的人群为代价。对此，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回应称：将贫富对立是“断章取义”，认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其中一些专家却指出，从大历史的进程观察，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受益不均”的阶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羊吃人”现象、欧洲国家早年对非洲的殖民掠夺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上海证券报》11月25日)不言而喻，依据这些所谓专家的观点，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须经历“受益不均”的阶段，也必须经过“羊吃人”的血淋淋历史。

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性真个是西方现代化强国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英国是最早采用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原始积累血腥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国家，最著名的要数“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和城市“贫民窟”。

十六世纪英国和尼德兰（荷兰）的毛纺织业很繁荣，羊毛需求量激增，羊毛价格直线上升，养羊成了很赚钱的行当。英国的土地贵族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把大批的佃农从土地上赶走，然后把空出来的土地和公共土地围上栅栏，在曾经种植粮食的土地上种草养羊……佃农丧失了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后无法生存，只好成批流入城市找事作，于是城市廉价劳动力大量涌现。城市工厂主面对供过于求的求职者，用极低的工资和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雇佣农民工从事超时和超强劳动，威胁农民工健康甚至生命的灾难性事故频繁发生，农民工的鲜血染红了城市和矿山。农民工的微薄收入无法养家糊口，只好住在木头搭制的简易工棚里苟且偷生，大面积的“贫民窟”在城市涌现，很多贫困者被迫走上犯罪的道路，城市犯罪率直线上升，最后城市有产者也因此付出代价……

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里写到英国“羊吃人”时说：“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蛮横，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原野、住宅和城市……”

这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和现阶段我国部分地区的景象有着惊人的相似。

英国资本血腥原始积累的悲剧在随后步入资本主义的意大利、印度等部分国家不同程度地重现过，但并不是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都复制了这一社会悲剧。美国、德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则成功地避免了灾难性的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这三个国家则是现代化最为成功的典型。

四

一个国家在学习另一个国家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复制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重复对方走过的全部老路；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其成功的经验；回避或改进已被现实证明的不合理部分。因为走在前面的国家付出了探索的代价，后面的国家不用付出同样的代价就可享受前人探索的成果，所以后起的国家可以在更高的起点上走上现代化道路。英国是最早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因为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才出现“羊吃人”的社会悲剧。等到美、德、日等国步英国后尘进入现代化大门时，英国已经提供了一整套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它们有条件对英国的现代化之路进行修正和改进，使其更适合国家的富强和文明。既然“羊吃人”和城市“贫民窟”是社会悲剧，就可在资本原始积累这个环节上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来避免或减轻这一悲剧，从而使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能够不受干扰地持续前进。中国在建国初期不加选择地照搬照抄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证明是一种愚蠢的方式，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在相当长时间内停滞或倒退。

美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也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富强的国家。美国的富强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拥有一整套科学修明的政体体制，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公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使人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除此之外，美国体制关注弱势群体，为平民阶层提供了均等的生存发展机会，使美国很难产生投机性质的暴发户，也不容易出现一个实质性的赤贫阶层（乞丐大多不是没饭吃而是偏爱行乞营生），从而有效地调和了美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内部矛盾从未超过预警水准，在南北战争后的一个半世纪内没有出现持续性的社会动荡，更没有出现灾难性的民族内战，使文明成果能够有效地积累，后人能在更高的水准上建设自己的国家。

近期我系统地钻研了一下美国的政治体制，发现这个国家的体制是真个“抑富济贫”的，历届美国政府总是致力于社会公平，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在穷人受益的福利事业上舍得下大本钱，为穷人谋求均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同时防范或抑制富人利用自身优势垄断机会和资源。

美国最著名的《宅地法》就是一部让普通小农受惠的土地法案。这部法律是1862年颁布的,当时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法案规定成年美国公民只许交纳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在西部获得160英亩的土地，耕种5年后就能拥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该法案颁布的背景是美国西进运动时期，大量的农民自主去西部开发无主的荒地。但农民开垦的荒地名义上仍是“国家”的，大多数农民拿不出钱来购买土地的产权，因此不便对土地进行长期规划。而美国富人也盯着这些新开垦的大片土地，他们有钱购买大片地产，然后象英国“羊吃人”一样把农民从自己的耕地上赶走，在大地产上从事集约化经营或靠“炒地皮”谋取暴利。林肯政府为了照顾土地耕种者的利益，规定拓荒者只需交纳连最贫穷的农民也能承担的“象征性”登记费就可成为垦荒地的主人，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美国人开发西部的热情，也有利于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规划。“大地产”是拉美贫富悬殊并因此引发军事独裁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始作甬者。《宅地法》限制了美国的大地产经济，从而使美国成功的避免了南美的悲剧，为美国的长期和平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林肯也因此成为美国声望最高也最受美国人民爱戴的总统。

与《宅地法》相适应，1890年通过的《谢耳曼反托拉斯法》则是惠顾中小企业主和广大消费者的工商业法案。

19世纪后半叶，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基本完成，美国经济集中与垄断的趋势日益明显。60年代末，资本实力比较雄厚的企业之间的初级联合——普尔开始出现。80年代初，洛克菲勒通过对30多家炼油厂的收购和兼并，组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随后，制糖、烟草、煤炭、铝业、钢铁、屠宰、酿酒等部门先后成立了一批托拉斯组织。垄断随之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现象。

各种托拉斯组织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严重损害中小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引起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也与美国悠久的自由传统、公平竞争观念、反对限制贸易活动的习惯形成强烈冲突。基于此，约翰·谢尔曼指出：“既然我们不能赞同作为政治权力的国王存在，我们就不能赞同一个控制生产、运输和经销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国王的存在，既然我们不能屈从一个皇帝，我们也就不能屈从于一个阻碍竞争和固定了商品价格的皇帝。”于是，1890年在美国各州反垄断法和一些部门专业性反垄断活动法案的基础上，联邦政府通过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反垄断法——《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谢尔曼法》。现代竞争法就此诞生。《谢尔曼法》的目标是控制经济权力，消除竞争限制，保护自由竞争。其主要精神集中在该法的前两条：第一，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来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与商业，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是严重犯罪。第二，任何人垄断或企图垄断，或与他人联合、共得垄断州际或与外国间的商业和贸易，是严重犯罪……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限制了大企业主“限制联合竞争，滥用经济优势，价格歧视，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兼并，损害消费者……”等危害社会公平的行为，为中小企业主提供了自由广阔的生存发展机会。

和《谢尔曼法》相比，我国目前的经济政策实在有反思的必要。部分地方政府默许甚至鼓励带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兼并，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比大企业恶劣得多。我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两家大一点的企业，五花八门的“创收收费”部门没有政府的许可不得上门“检查验收”；其余成百上千的小企业每天都得应付花样翻新的“创收式检查”。

美国政府通过立法措施，成功地限制了贫富悬殊，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公平，资本原始积累不再是“血淋淋”的。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因此后来居上，远远超过老牌代化强国——英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义务教育”和“社会福利”是体现一个国家“社会公平”的两项最重要的指标。日本在现代化早期“明治维新”时期，就把推进全民义务教育作为振兴日本民族的重中之中，尽管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现代化建设资金紧缺，但仍不惜在义务教育上投入“血本”，教育经费占帝国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就制定了全民义务教育法。一八七二年九月，文部省颁布了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开始正式实行有纲领、有计划、有措施的教育改革。《学制》明确宣布从小学抓起，为在全国普及小学把全国分成八十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大学一所，中学三十二所，即三十二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立小学二百一十所。这样全国办起了八所大学，二百五十六所中学，五万三千七百六十所小学。《学制》号召“自今之后，众庶人民，无论华士族与农工商，至其妇女子，必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学制》打破了旧士族学习文化知识的垄断权，推行全民教育。强调凡六岁以上儿童均须入学读完小学，女子与男子同样享受教育的权利。

日本因为重视全民义务教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获得了公平的教育机会，为平民阶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也因此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为现代化建设造就了充足的人才。结果日本成功地避免了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全民都拥有为国家效力的有效途径，使日本在现代化之路上突飞猛进，在短短三十年时间内就走完了西方四个世纪走完的路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德国在现代化之路上起步较晚，但却是欧洲现代化最为成功的国家，在不到三十年时间内就超越老牌的英法等现代化强国。德国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注重社会福利，为广大平民阶层提供最基本的生存和尊严保障，有效地消除了灾难性的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大大淡化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味。

德国通过立法来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社会保险的国家。19世纪80年代，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三项社会立法：《工人疾病保险法》、《伤亡事故保险法》、《养老金保险和残废保险法》。在俾斯麦任期内，德国社会基本是安定的。它间接帮助了国家工业化的迅速进行。同时，社会立法的出现，也促使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能不考虑这一社会问题，可以说，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关心劳动者福利的一个开端。此后，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各国也都先后仿效之。社会立法的施行，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开创了当代社会福利的先河。

德国致力建设福利社会，让底层百姓能够享受免费教育、医疗、失业救济等人道主义服务，让每一个公民过上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正因为政府诚心诚意地消灭贫困，社会上没有巨大的贫富悬殊，才为这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基础。德国的崛起走了一条既区别于苏联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亦区别于美国放任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其政策采取社会福利主义道路，充分就业和高税收构成社会的两大支柱，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实行社会的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现象，让平等、关心、互助精神贯穿整个社会。所以德国国民收入差距较小，没有大的贫富差距，没有人为制造的巨大社会矛盾，人民心态平衡，安居乐业，从而也成为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地区。

今天的德国福利制度则接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境界：

1、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免费义务教育，不仅学杂费全免，而且国家每月还发给折合人民币800元的“儿童福利津贴”（零花钱）。所以，这种国度里的孩子对父母基本没有什么负担可言。2、彻底的全免费医疗服务，人们无须购买医疗保险，治病不仅不要钱，而且病人住院期间连伙食费也是全免的。3、任何一个失业人员不但可以无期限地领取原工资50%以上的失业救济金，而且还享受失业住房全免费待遇。4、夫妻一方过世后，其养老金转入另一方享受直至终老。这些国家的人们自豪地说他们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制度”。

…………

当中国的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一步步向灾难化迈进时，美国、德国、日本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非得是“血淋淋”的过程吗？

中国的贫富悬殊真个不可避免吗？

中国该向何处去？是走向美、德、日还是走向拉美？全在中国人自己！一失足将成千古恨

二oo年三月十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