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正确的废话”外，类似的形式主义东西还大量充斥在我们身边，最常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严禁”。

有人粗略估计，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平均每天发布的各种各样“严禁”大约在１００——２００条之间。剔除前后重复和相互雷同的，也在２０条上下。每年出台的各类严禁就有７５００条之多。记忆中叫得最响、发得最多、影响最大的全国性“严禁”主要有严禁用公款出国旅游，严禁公款大吃大喝。然而，很多年过去了，不仅每年出国人员如过江之卿，有增无减，仅公款吃喝一项，每年要浪费人民币２０００亿元之巨。

如此事实说明，以前颁布诸多的这个“规定”，那个“通知”，这个“三不准”，那个“五不要”之类的所谓“严禁”，不仅严而未禁，到头来十有八九都成了银样鑹枪头的“言禁”。这里固然有违禁者对“严禁”的藐视和冒犯，而最主要是在于“严禁”者自身，正如唐代大政治家魏征所言：“善治国者，不尤其民而罪诸己，无责诸下而求诸身。”

尽管如此，在很多地方，不仅“严禁”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文化现象，甚至大有代替法律之势。而更多让人可笑和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严禁”与社会正常公共行为道德、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比，不是失诸疏漏，就是画蛇添足。比如，“严禁在马路上大小便”，“严禁会计做假账”，　“严禁奸污女生”等等等等。

依法治国，突出的是一个“法”字，靠几条“严禁”是不会也是不可能治好的。反过来看，之所以各类“严禁”成灾，肯定是有大量不依法办事在前，才会有一连串的“严禁”在后。“严禁”越多的地方，恰恰暴露这个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很严重。同样，“严禁”越多的地方也恰恰是“严禁”最不“严禁”的地方。

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八个字，古今遐迩闻名，而鲁迅亦以八字讥讽道：“法三章者，话一句耳。”今非昔比，但“话一句耳”之不良遗风，今日似乎并未绝迹。

太多太随便的“严禁”是对神圣法律的亵渎。长期以往，就会象为毛主[xi]所称道的武侯祠上的一句对联一样：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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