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喜欢敲打点文字的相识聚在一起,海聊起一个无聊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名人中,谁是最有魅力的人?我告诉他们我邻居家的小蔓最有魅力,可是他们说不算,因为她不是名人。我想了半天,觉得只有两个人最有魅力,一个是外国的拿破仑,一个是中国的李白。有人搬出毛泽东,说他的诗歌超过了李白，集古今之大成，我说：靠！一股杀气，有什么好，他就不再理我。从个人魅力上讲,隔着历史的大气层,那没错,可是讲到个人风度和魅力,晚年的他心态不好,老是闹情绪,闹到整死成千上万人的程度,可以说不好玩（当然纯属个见），而拿破仑和李白，一个是锐不可挡，如同朝阳，一个是行云流水，仙风道骨。总的来说，两个人“天才”的那种感觉非常强，压抑的那种情绪低，所以觉得太潇洒。女孩子习惯地这样评论他们：爱死他们了，哇塞！

谈到李白，他独特的个性真是独步古今。李白只能欣赏，不能模仿，因为他丰富的性格组成，他那来自天性的才气，他那飘洒、豪放雄伟和清丽柔美的风格水乳交融于一起，还有他真正的一股仙气。后代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诗歌超过了李白，认为李白不是一个神话，比如我就觉得自己的诗歌比李白写的还要有味道：“李白算老大，我是老大哥。人皆爱李白，李白最爱我”，看，是不是比李白的强多了？

找个和李白相似的人，找谁最适合呢？或许苏东坡勉强可以吧，苏东坡也很潇洒，可是比起：“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还是差了一截。苏东坡时代，发展了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规范进一步把个性束缚成饼干，把老虎驯化成绵羊，苏东坡虽然一身文人真傲骨，可是宋代比唐朝现实多了和规模小多了，他的仙气也远没有李白那么洒脱天然。此外还有屈原和庄子，这两个人一个被评论为积极浪漫主义，一个为消极浪漫主义，但是屈原比李白执着，却没有李白洒脱，其天上地下，往古来今的的抒情倒是和李白气味一致，至于庄子的清醒和消极，精神气质和求仙学道的李白也很相通，但是他似乎又比李白少了点世俗玩耍味道。还有近代称颂的鲁迅先生如何呢？鲁迅先生善骂，固然可学，但是审美的最高层次并不是骂人呀，而是心境的高度自由。这点上鲁讯先生就难以代表全部中国审美的趋向。李白也有牢骚，可是他的牢骚发的那么潇洒，那么风神清秀，不迁怒，而归于诗酒和漫游、任侠，难怪唐朝的很多名人见他，就惊呼为“天上谪仙人”了。

至于杜甫，年纪大一点的人最喜欢他，就象少年人更喜欢《三国》，而中老年更喜欢《红楼》一样。李白和杜甫是两类风格，却无法相比，就好象拿水果和蔬菜相比一样，不是一类，怎么比呢？有人把李白呼作浪子，浪子处处留情而无情，把杜甫比为情圣，情圣多情而痴情。这种比较是很有道理的。对于李白来说，拿破仑的话是对的：“追求女孩子的最好方法就是逃跑”，，而对于杜甫，拿破仑的话同样是使用的：“不想当好诗人的诗人不是。好诗人。”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孩子，弯弯的眉毛，勾人的衣着，我被她的美丽所吸引，就写了一首诗歌给她，谎称是抄了李白的：“小妹美如仙，蛮腰屁股圆。秋波醉万众，脚踏砖底鞋。两个小苹果，真想咬一口……”结果她爱死了李白，说出一句惊人的恋爱中的女人才说得出的话：“李白是值得一生等候的人，杜甫是一生值得陪伴的人”，我问他我怎么样，她告诉我又象李白又象杜甫。结果，在我还高兴得来不及的时候，她对我说：“恋爱的时候，你象杜甫；结婚以后，你象李白”——完全搞反了！

模仿李白的人很多，包括毛主[xi]。但是李白最难以模仿的就是他洒脱不羁的那种道家的“仙气”，那种来自灵魂的仙风道骨和飘潇轻逸，不是精神高度洒脱和自由，是根本模仿不出来的。为此，从古到今，很多人都得出了这样的共识：李白只能欣赏，无法模仿。以前唐朝大诗人李贺就模仿李白，想再度出现一个“诗仙”，可是却学得一身鬼气，仙气飘飘成了鬼气森森，结果成了：“诗鬼”，毛主[xi]的豪放洒脱和李白很象，大气则过之，然而：“最能急处转幽闲”，再急，也能艺术地转“幽闲”，就无法学到。郭沫若为投合主[xi]扬李抑杜的意味，曾经写了一本《李白和杜甫》，把杜甫说的象个卖驴博士似的，那实际上并不怎么公允。

杜甫的诗歌格律谨严，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的地步，而感情和内容亦达到了水天一色的地步。说到李杜，共同的是，他们都是盛大的朝代才可能出现的天才诗人，但是他们又是两类不同的天才。艾笛生曾把天才分为两类：“自然的天才”和造就的天才，前类“人中奇才，凭借自然才华，不需要求助于任务技艺和学识，就创造出荣耀当时、流芳后世的作品”，后一类则“按规则行事，他们自然天赋的伟大受制于艺术的修正和限制”。那么，可以说，李白是前一类，杜甫是后一类，时势变化对杜甫更具有创作上的影响力。

初步印象，李白要聪明很多，而杜甫忠厚，容易给人老实的感觉。小李风流，集神仙、侠客、浪子、酒鬼、纵横家、诗人于一身，而老杜就要单薄一点，两人共同的特点是对功名都有狂热的追求，盛唐给他们带来了成就大业的梦想，他们终生九死不悔地追求理想。“长风破狼会有时，只挂云帆渡沧海”，这是困难不遇的是小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是老杜。

李白和杜甫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还遇到过一起。这两位大诗人的相遇，很有老子与孔子的相遇的味道——前者影响了后者。“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闻一多曾把这一次的相遇，比之为太阳和月亮的相碰。那么谁是太阳谁是月亮呢？这时候的李白，虽然已丢掉了御用诗人的宝座，却仍然是钦定的桂冠诗人，诗名满天下，正如日中天。而杜甫却出道不久，诗名未就，《新唐书》说他已与李白齐名，是完全不确的。李杜齐名，是杜甫死后的事。年轻的杜甫能与这位大名人论交，其受宠若惊的心情可想而知。李白的相貌很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所以杜甫对他的第一印象，也象贺知章一样，惊为谪仙人，也学着求仙访道，“相期拾瑶草”（《赠李白》）了。当年的秋天，他们连同高适一起漫游梁、宋。第二年，高适南游楚地去了，李杜又同游齐、鲁。“余亦东蒙客，怜君（李白）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如此亲密无间，倘搁在今日，就有同性恋之嫌了。到了秋天，杜甫西上长安再求功名，李白则南下漫游，一个定居成了“渭北春天树”，一个漂游犹如“江东日暮云”（杜甫《春日忆李白》），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现传一千多首李诗中，只有四首与杜甫有关。李杜同游齐鲁时，李白暂到鲁沙丘城小住，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云：“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最后一句，才算是表达了一下思念之情，但我们如果多读几首李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就会发现“思君若汶水”云云，不过是李白赠诗所惯用的套路，对谁都可以顺手来这么一下，这样的思念，也就象我们哄小姑娘“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爱你就象老鼠爱大米”的海誓山盟一般，敷衍和塞责意味过浓了。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杜甫》）面对着离别，他所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酒酒酒，一杯又一杯，干了这杯再说吧，此外就没有别的意思了。郭沫若辩解说“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也就是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所说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但杜甫强调的是“细论文”，“一樽酒”不过是佐料，而李白却是为酒而酒，何尝提及其它？原来杜甫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酒肉朋友而已。杜甫看李百，有“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惊喜，李白却一个飞吻了事。

杜甫对交谊的记忆却是逾久弥新。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都是呕心沥血、情真意切的名作。这些诗中，有对李白的绵绵思念：“终朝独尔思”、“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乃至于“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有对李诗的具体评价：“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对李白成就的极度推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虽然他此时的诗艺其实已超过了李白；有对李白生不逢辰、怀才不遇的遭遇的惋惜、同情：“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李白被世人嫉妒和咒骂，杜甫忘记了自己比李白还憔悴，为他伸张正义呢。他愤怒地喊出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能有这样的“酒肉朋友”，乃是三世修来的福气。

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却不知他已遇赦，音信杳无，积想成梦，于是就有了《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诗中处处为李白的安危设身处地地着想，如此知心之作在诗歌史上很是罕见。以后打听到李白的住所，又写了长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对李白的一生经历做了概括，乃是一篇具体而微的李白评传。我们不知道李白是否收到了这首赠诗，但杜甫没有得到李白的回音却是肯定的，因为之后不久，他又因“近无李白消息”而做《不见》，这时李白也许已经病故了。即使在李白死后，杜甫仍在《昔游》、《遣怀》二诗中回忆着当年与李白的交谊，这一份情谊，超越了生死1

李白如浪子，超脱豁达之外目中无人，无情无义。唐明皇待他不薄，但在唐明皇落魄丢了皇位时，他却做《上皇西巡南京歌》极尽讥诮挖苦之能事；“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作》），有酒喝就好，管它是哪里；对妻子无情：“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南陵别儿童入京》）；对情人呢，想的不过是“何由一相见，灭烛脱罗衣”（《寄远》），他的东西总是翘翘的。

杜甫却是个多情种子。同样对落魄的唐明皇，杜甫却是寄予深刻的同情：“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哀江头》）对落难的王孙（《哀王孙》）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别），即使陌不相识的贵人贱人也都抱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怀，对于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自然更是无不爱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远方”和“有妹有妹在钟离”两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饭不忘君”，不知他每饭不忘亲，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听他说“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再读读他的《缚鸡行》、《义鹘行》、《观打鱼歌》、《又观打鱼歌》，其对草木鱼虫鸟兽的一片爱心跃然纸上，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仇兆鳌说他“爱物几于齐物”了。所谓的忠君爱国，不过是对天地万物的大爱的逻辑结果，“情圣”之称，恰如其分。没有如此多情的心灵，绝写不出那般郁抑顿挫的作品。一千四百首杜诗，大都是发自内心的血泪相迸的产物，每一首都是老杜生命的一部分，别人作不得也模仿不得。“药里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酬郭十五判官》），写诗写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就此而言，杜甫乃是诗界热烈的太阳，而李白却是冰冷的月亮。

李白学纵横术求功名，在战国时候还可以仿效苏秦、张仪，唐朝却行不通了，晚年的他还想参军报国杀叛君，其热情罕见。从医学角度来说，可呢功能是菏而蒙分泌过量的原因吧。李白又想当官，又不愿意事权贵做奴才，这和文人矛盾的人格和理想抱负冲突是一致的。而李杜体现了世界文学史上一直存在并且纠缠不清楚的一个问题：文学中的情与理的问题，就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谁是谁非一样。完全的情会混灭幸福人生，这已经无须证明，完全的理性会使人生枯燥无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李白和杜甫，真是从情和理不同的发展侧面上，继续疑惑了这一矛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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