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理，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将道家创始人老子与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并传，颇值玩味。道家主性纯，法家主性恶；道家守阴柔，法家主刚猛；道家尚无为，法家求有为。道家崇自由，法家主控制。道家以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等为理想的国家社会，法家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乍看起来，两者似乎截然相悖。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论道：“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他还认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老子之道为何物？河上公认为：“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非自然长成之道也。”（河上公注《道德经•体道》)，河上公之注解可谓深得老子之旨，后世学者、帝王多有同感，于老子政治哲学多有阐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言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王南面之术也。”余英时也认为老子之道是以政治思想为主体，和庄子的人生哲学之道是不同的。老子所谓的道不是什么自然哲学，而是一种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政治哲学，是帝王的南面之术。司马迁于老子的政治哲学多有挖掘，认为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是从法术势角度阐述老子君人南面之术，老子学乃申韩刑名法术学之渊源。故将老子与韩非同传。太炎先生说的好：“太史公以老子、韩非同传，于学术渊源最为明了。韩非解老、喻老而成法家，然则法家者，道家之别子耳。”（章炳麟《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

老子韩非同传，也有它的时代渊源。汉初虽力革秦政弊端，但汉承秦制却是不易事实。秦之刑法，汉朝多有因袭。黄老学派是以道家学说为主，以法家学说为辅，兼容其他诸子说形成的思想流派。在治国上主张重德轻刑，德刑并用，故后人又称它为“温柔的法家”。汉初之人虽恶秦法，但并不排斥法家，《管子》、《商君书》这些法家代表作均成书于汉初。时人论及道家，往往与法家并论，所谓“黄老刑名”即是如此。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同传，与时人对道家法家看法相吻合，与汉初的治国思想也有联系。

太炎先生在《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中论道：“道家所以流为法家者，即老子、韩非同传可知之。《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二语是法家之根本，唯韩非能解老喻老，故其成为法家者矣。”韩非子的思想受“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语影响极深，说它是法家之根本也无不可。所谓的国之利器，近层次就是指国家的礼乐征伐和法度禁令，深层次来说，则是指君主的权势。礼乐征伐和法度禁令自天子出，这一思想被儒墨道法四家所接受。道家和法家也都主张礼乐征伐和法度禁令应该由君主来制定。

老子是不屑为那些才能低下的君主指点明路的，他笔下的君主类型是单一的，那就是圣人。而君主既然达到圣人境界，治理国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那还需要什么法律呢？而韩非子不同，韩非子考虑的更实际，他认为古今的君主一般都是不及尧舜而强于桀纣的“中人之姿”，老子说的那种圣人在韩非子看来是“千世而一出”。所以他设计的治国模式更贴近于中等才干的君主，而他认为中人之姿的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只能够“抱法处势”。因此法令是弥补君主才能不足的一个重要工具。

老子主张君主背后搞阴谋权术驽驾臣子，主张君主应牢牢将权力掌握在手中，君主大权和法律不能公布。认为法令的颁布是人间失去“道”的一种无奈之举，圣人是不会选择立法布令来治国的。法家虽然主张公布法律，推行成文法，但是这只是表面功夫，因为法律的强制力来源于君主大权，在韩非子看来，立法权不过是“帝王之具”而已。而君主大权是不可以公示于众的，正与后世的“君上大权乃天授。不得见诸律典。”这一法理相通。正所谓“法为吏之所师，故需公开，而术为主之所执，多宜暗藏”，法家公布法律本质上有一关键点，那就是为了转移臣下视线，法显而术隐，配合君主更好地行使阴谋权术。

先秦四显学儒墨道三家都持今不如昔的论调，只有法家独操“不法古，不循今”的口号。而韩非子立论的基础之一就是历史进化论，这点与老子倒退回小国寡民社会是不同的。也可以说老子追求的是人间失去的“原道”，而韩非子要做的乃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人间之道。因此在对待颁布法令的态度上，两者好比在一个圆形跑道内背向而行，而最终两者仍然会相遇。

韩非子认为君主之所以能够服众御下，不在于君主本人贤与不贤，而在于君主有没有权势。如孔子这样大贤却要做庸君鲁哀公的臣子，就是因为鲁哀公有权势。如果说君主好比是鱼，那么权势则是渊，君主没有了权势，就好比鱼脱离了渊，最后只能干涸而亡。因此君主必须“擅势”，必须“独制四海之内”，而绝对不能够与臣下“共权”，更不可以将权势借于人，否则“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权势一旦被臣下所据，则“君主反制于臣矣”。

在君主专制上，道法两家并无分歧，老子和韩非子均主张君主应该绝对专断集权，对臣下要行阴谋政治。老子所倡导的“道”并非来自天上，在老子看来，领会大道的君王就是“圣人”，这是一种政治权谋达到最高境界的人，而非神话人物。故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老子的道是自然之道，是人间之道，而非神学之道，天上之道。

老子是愚民反智大家，他的愚民思想比孔子的“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老子的愚民思想属于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法家的愚民则是老子这一套抽象政治哲学的具体实施方案，韩非子更是将这种愚民思想阐发到了极端。

老子推崇圣人政治，这种政治就是自然之道在人间的人格化。而韩非子所谓的法治，也正是为君主在治国上开辟一条人格化通道。韩非子推崇法治，主张“事皆决于法”，因此极力反对百姓的私智。法是天下之大公，百姓应该遵循大公行事，而不应该以自己的私人智力来决断事务。由于人性是好利恶害的，因此民智一开，则争斗必起，天下必乱。正所谓“人情易动则靖之实难。民智易开则愚之无术。”故韩非子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通过这样来“定分止争”。不标榜贤人政治，而推崇君主控制下的法治，这是韩非子的一个主要观念，这与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可谓形影不离，旨意相通。

治国理念上，老子主张“无为无不为”，这句话的落脚点自然是“无不为”，“无为”只是“无所不为”的取径和遮掩。在无为思想上，早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的“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与老子的“将欲夺之先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不谋而合。朱子说：“老氏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太炎先生也说道：“老子之术，平时和易，遇大事则一发而不可当。”

庄子的“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精辟的阐述了“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理念。道家认为君主存在的价值是统治全天下，所以君主须保有放目四海的眼界，而不拘于一事一物。一旦君主亲自过问了某一件事，就意味着疏忽了其他事情。正所谓千虑总有一疏，为了避免君主的这种顾此失彼，始终保持君主放目四海而御天下的状态，唯一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君主始终保持无为，由一群群臣子替他操劳各种各样的具体事务。也就是君主不自虑，不自说，不自为，而由臣子替他担虑，替他阐说，替他作为。无为是君主之道，是用天下之道。有为是臣下之道，是为天下用之道。

而韩非子认为君主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君主要保有大不可测，深不可量的气度。通过例言反事、挟知而问、疑诏诡使这些阴谋权术来控制臣下。英明的君主不一定要找贤人来做官，只要有办法能够控制他们、利用他们即可。无为是君主的一种品质，一方面君主要居势运术依法，无为的牢固抓住国之利器不示人，另外一方面又要善于利用臣子替他无不为。只有这样统治，君主权威才能如日月所照，无所不至，也就达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境界。

可见在无为的观点上，道家与法家这两个极端惊人的遇合了。孔子不愧是旷代大儒，一语便道破了其本质：“无为而治者……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南面之术，君王之术也。

老子主张万事万物都要顺应自然之道，而韩非子则主张国家通过强制力对天下之事加以控制，两者观点看似截然相反，但其实老子和韩非子观点本质上是相通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整齐划一，与大道不悖的境界，只是两者为达到这个境界所采取的追求方式不同而已，老子是以绝去私意来接近这个境界，而韩非子是通过霸道来推行。

庄子对“道”有如下阐述：“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天、道德、仁义、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均属“教”的范畴，赏罚则和法家一刑一赏相同。法家的治国模式可以概括为：一刑、一赏、一教。一教是统一思想文化，一赏和一刑是一教的双重保障。这三者合一便是老子的一道，正所谓“一道化三清”是也，是以“道生法”之说古来即有。

“道为法之体，法为道之用。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古者，法也。”老子的治国之术大道无形，进入了“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样的最高治国境界。他教给了后人一套高深莫名测的君人南面之术。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形成的黄老刑名之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思想。李约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论道：“老子固精于处世之术也……处理世界，彼虽斥斤慧为废物，而于相当方面，不得不仍施智慧，此乃权谋术数之所由出，而后世法术之家，所以奉为先河也。”张尔田在《原法》中言道：“盖道家者，君人南面之内术，法家者，君人南面之外术也。”故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子同列一传，作《老子韩非列传》，绝非信手所至谬托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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