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高明的政治家都把历史作为“求治之资”。

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一年过后，1945年7月，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对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逃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听了黄炎培先生的这番话，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时光荏苒，沧桑轮回。转眼60年逝去，我们再来回顾这次颇具深意的谈话，心中仍感到这内容沉甸甸的。

应该说，几十年来，我们党都在为跳出这周期率而不懈奋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们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着力于办好自己的事情，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但毛泽东当年说的“只要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方面我们现在到底做得怎么样呢?

我们不妨看看一些令人心情沉重的一组资料：

去年岁末，《人民日报》刊发了广西南丹县高中学生的集体来信，反映当地县政府为搞“面子工程”，组织“万人治理刁江污染大行动”，沿河十多公里到处挂着标语，兴师动众，铲车从河左边把矿石推到右边，又从右边推到左边，还把河里的石头、沙子捞起来又放下去……县领导还让电视台以大家假装劳动为背景，拍了很多画面以扩大“治理刁江”的舆论宣传。一群孩子怀着一颗为家乡建设作贡献的赤诚之心去参加“治理刁江”行动，殊不知，这是一场骗局！而这场骗局是由成千上万的大人们共同营造的。从开会商议到作出决定，从布置任务到下达指标，从组织人员到实施行动，县政府、机关、乡镇、学校，多少个部门，多少个环节，都是那般畅通，那般顺利。这其间，不免有人表示过异议，表示过不满，但是最后大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沉默，对县政府的“治污秀”“集体失语”。

安徽省18个县、区委书记腐败案中，据资料分析，也是“绝大多数干部虽早有察觉却保持沉默”。类似情况，某地区作调查，结果有80％以上的人面对官场腐败选择沉默，就是不举报，不声张。

……

干部、群众这种怕惹火烧身、怕打击报复而普遍存在的大多数沉默和“失语”现象，和当年领袖所说人人起来负责、起来监督政府的设想是何其的差距遥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