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两千二百多年的极权专制社会里，有很多美丽的女人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真正杰出的女人只有两位：一是武则天；二是秋瑾。

我生平最崇拜是女人则是鉴湖女侠秋瑾！我的第一首诗作就是献给她的。

1984年4月，我生平第一次外出长途旅行，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的秋瑾墓前，我竟然痴痴地呆立了整整一个下午，泪水盈满了眼眶……因仰慕谪仙李白的缘故，早期出游时有随身携带墨笔纸砚的习惯，太阳落山时分，我在墓前的石阶上铺纸运笔，写下了生平的第一首古体诗：

西湖凭吊秋瑾墓感咏

须眉男子应堪羞

西子湖边吊女流

鉴湖巨星坠碧土①

血染丹青举国忧

龙泉鸣壁恨何在②

宝刀岂肯觅封侯③

堪叹湖畔痴心女

何不郎前挂吴钩④

（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②、秋瑾曾有诗作：“谁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③、秋瑾曾作过《宝刀歌》抒发报国情怀；④、吴钩为春秋时期吴国制造的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兵器。）

还不等诗笺上的墨迹干透，我就像一个虔诚“朝圣者”，把那首诗在秋瑾的墓前烧化。当晚风吹灭最后的一丝火苗时，夕阳已经把远处的群山烧成一片血红……

秋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女英雄！她不但具备经天纬地的旷世奇才；还拥有感天恸地的伟大人格力量。在那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黑暗时代，一个女人在三十年的短暂人生中绽放出的理想光华穿透了几千年的沉沉黑夜，在中国历史上虽不算“后无来者”；但也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秋瑾出生于书香世家，年轻时随父赴湘，嫁与湘潭富商王廷均为妻，生有一子一女。在那个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年代，秋瑾不甘心像绝大多数妇女一样把眼光局限于自己的小家庭，做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是放眼神州大地，像男儿一样走出家门，致力于国家振兴民族进步的伟大事业，肩负只有男人才能承担的民族责任。她早期的一首诗《杞人忧》就是这份情怀的真实写照：

幽燕烽火几时收，

闻道中洋战未休；

膝室空怀忧国恨，

谁将巾帼易兜鍪。

1900年，王廷均用开当铺赚来的“十万雪花银”谋了个民政部司长（户部主事）的官位。秋瑾随夫移居首都北京，地位由“老板娘”晋升为“官太太”。但秋瑾并没有像绝大多数女人一样陶醉于“夫荣妇贵”；相反对那个用金钱铺路的官僚家庭滋生出了发自灵魂深层的反感和隔阂，并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去寻求更丰富更有魅力的人生。

1904年，秋瑾变卖部分首饰，毅然决然东渡日本，去那个“一夜间崛起的帝国”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方。封建中国的成年女子是足不出户的，上流社会的阔太太们更是侯门深锁，除至亲之外难得见到别的男人。一个为人妻为人母的美丽官太太抛夫别子远涉重洋，造成的社会震荡无异在京城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不是大智大勇意志坚定者断然无力承受，其间所受的阻力不是今天的女人能够想象的。

在东渡日本的航船上，秋瑾伫立般头，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咸咸的海风把她的头发和黑色的披风吹起，一首“纵使须眉也汗颜”的抒情诗跃然纸上：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

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任军师一职。当时日本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其中不乏胸怀济世报国大志的英雄豪杰，秋瑾经常和他们聚会畅谈救国壮志，探讨中国自强方略，豪情像山野的闪电照亮了中国的未来之路。她在与爱国志士聚餐时作的一首《对酒》诗放射出的报国豪情连天地也为之变色。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1905年春夏间、秋瑾回国探亲，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次东渡日本，在黄河舟中偶见日俄战争地图，对两个强盗国家把中国作为争夺赃物战场的无赖行径义愤填膺，当即赋诗一首：

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重返日本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因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政策，失去了在日本继续求学的资格，回国赴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

1907年1月，秋瑾联络几位巾帼须眉创办《中国女报》，在报上撰文宣传妇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传播革命火种，并积极从事反清救亡活动，在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同盟会策划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就把这所新式学堂改造成革命救亡的基地，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行推翻满清王朝的起义；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计划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发难。皖浙两省起义消息不幸泄露，徐锡麟刺杀安徽省长后以身殉国。秋瑾也于七月十三日在大通学堂被捕；七月十五日那天阴云四合，天愁地惨，日月无光，秋瑾在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句后，在浙江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

1912年12月9日，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亲临秋瑾墓前致祭，手书挽联一幅：

“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1916年8月16—20日，孙中山、宋庆龄游杭州，再赴秋瑾墓前凭吊。孙说：“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忘。”

秋瑾不但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巾帼英雄；还是一位前无古人的杰出女诗人。她的诗像燎原烈火，照亮了专制中国黑暗的夜空。诗中透射出的豪情壮志，连豪放派词坛的泰山北斗苏轼、辛弃疾也无法与之比肩。除了上面录入的几首诗外，千人咏唱的《赤壁怀古》最能折射女英雄深厚的诗词底蕴：

赤壁怀古

潼潼水势向江东，此地曾闻用火攻。

怪道侬来凭吊日，岸花焦灼尚余红。

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最聪明能干也最成功的女人；同时也是最残暴冷血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邪恶女人！

经过近二十年媚俗影视剧的短视炒作，武则天的生平事迹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在这里就没有赘述的必要了。

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很长，实际掌权的时间接近半个世纪。这么长的最高权力生涯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掌权期间又正值中华民族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中国人的民族素质在这个星球上首屈一指，这么好的执政条件应该有机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可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武则天的“业迹”确然是惊天动地的，但不是什么“伟业”；她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除了用“聪明至极”和“邪恶至极”两词来形容外，我实在想不出更为确切的字汇。

中华文明最丑陋的暗点是“刑讯司法”和“特务政治”！这两样“阴暗成果”则是武则天的“创举”。

武则天的“聪明”和“邪恶”集中体现在任用酷吏和奖励告密上。

武则天时期刑法的主要功能不是防范和制裁犯罪；而是被用来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司法机关的“工作”不是侦查犯罪事实；而是让“黑名单”上的落网者承认早就议定好的“罪行”。要想让一个无辜者低头认罪，尤其是迫使拥有过人品格的钢筋铁汉承认那些不但毁灭自身还有可能殃及他人的莫须有罪名，非得动人灭绝人性的惨酷刑法才能达到目的。这样的“血腥刑法”不是有良知者想得出来且能付诸实施的；只有那些天性残暴冷血的人间禽兽才能身体力行。武则天的“酷吏”也因此一个个粉墨登场。

武则天执政期间前后任用了三十多名“酷吏”，其中十一个干出了很出色的“政绩”，他们是丘神责力、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王弘义、周兴、来俊臣、傅游艺、来子王旬、郭霸和吉顼。这些人多半出身无赖，心灵阴暗、品格低劣，血质中潜藏着“虐待狂”基因，除了害人媚上外没什么真本事，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知识——“法律”更是一窍不通。

侯思止是无赖酷吏的典型代表，此人本是像武大郎一样专卖炊饼的小贩，后因经营不善沦为奴仆（连武大郎都不如），凭借告密提升为游击将军，由白丁而骤至五品官衔。侯思止还不满足，要求武则天改任他为御史，以便将告密害人生意做大做强。武则天说：“你不识字，如何胜任御史？”侯思止说：“獬豸何尝识字，却勇于除奸！”武则天龙心“大悦”，立即任命侯思止为侍御史，又拿先前没收的一处住宅赏赐给他。侯思止拒绝接受，并振振有辞地说：“我憎恶谋反之人，绝不愿意居住他们的房子。”邪恶无耻之徒做起戏来就像某些贪官主动上邀部分“礼品”一样，在上司眼中怎么看上去也像大汉的嫖骑将军霍去病，后者有“匈奴未来，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

侯思止对法律一窍不通，却以审讯宰相魏元忠一案闻名于世。当魏元忠拒绝承认谋反时，侯思止认为魏元忠空言狡辩，把魏元忠双脚捆住，像骑马坠蹬似的在地上倒拖。

用丝毫不通法律且蔑视嘲弄法律尊严的无赖来主管司法工作，是武则天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这项“文明成果”被明王朝以后的中国人忠实继承下来并屡有创新，成为现代中国最沉重的历史包袱之一。今天的中国人一边抱怨当权者执法犯法；一边在电视机前大拍武则天的马屁，这是一幅多么可悲的时代景观！

武则天时期最著名的酷吏是来俊臣。此人年少时不务正业，曾因奸淫盗窃罪被捕入狱，后以告密起家，擢升为侍御史，负责审理“持不同政见者”。凡武则天交办的“谋反”案件，经他审理判决，“政治犯”就永无翻身之日。武则天也索性把他着意培养成一匹恶犬，放他四处咬人。在他当权期间，所有的政府官员和民众，无一不在他的酷刑之下发抖。

为了把每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谋反案”做大做强，让根本没有犯罪的被告“坦白从宽、低头认罪”，来俊臣发明了中华文明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法律著作”——《罗织经》，其主要内容如下：

“1、先确定对象。

2、由特务们从四面八方向有关机关或当权人物，发出告密信件或检举信件。

3、等候有关机关或当权人物把这些信件交下调查（事情发展到此对象的命运已经确定。也可以说，当酷吏在确定对象时，对象的命运就已经确定，因为那些涉及到谋反叛国的信件，不可能不交下来。）

4、根据这些交下来的信件，把对象逮捕审讯。

5、审讯时施用酷刑，取得理想的口供。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拒绝招认而死于酷刑之下，就又多了另一个罪名：“畏罪自杀”。被告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招认，一是死于酷刑之下。

6、审讯时，叫被告们在口供中互相牵引，并扩大到向社会牵引，人数多寡和范围大小，由当权人物或酷吏决定。

7、把被告口供整理编撰，使互相吻合，毫无破绽。于是程序完成，一件叛国谋反巨案，宣告破获”

《罗织经》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法律文献”，朱元璋和他的子孙就是《罗织经》的忠实执行者，其惯性作用力一直延续到半个世纪前的文革时期，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直接感受到它的负面影响。

与《罗织经》配套，武则天的酷吏发明的刑罚连世界上最残暴的野蛮民族也会闻之色变。

来俊臣审讯被告时，无论轻重，一律先用醋汁灌注鼻孔，关入地牢，使其与粪便同寝，或断绝饮食，至其饥饿发狂而咬食棉絮。他所使用的刑具，仅“大枷”一项，就有十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名称：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其他酷刑，也各有名称，而且美丽香艳，充分表示对人权和对人性尊严的摧折和戏弄。如‘凤凰展翅’，把被告手足绑上短木，像扭绞绳索一样扭绞双臂。‘驴驹拔橛’，把被告绑到柱子上，用绳子系着颈项，向前牵引，如果不即时招认，脖子就会拉断。‘仙人献果’，叫被告赤luo着身体跪在碎瓦砾上，双手捧枷，举过头顶。‘玉女登梯’，叫被告爬上高梯，用绳子系着脖子，向背后牵引，或窒息而死，或跌下摔死。”

来俊臣的刑法有如此大的威慑力，以至只要先将刑具逐一展示，被告无不魂飞魄散，立刻自动承认强加的所有罪行，明知一旦诬服谋反，便会株连全族满门抄斩，也照样坦承不讳。

有一天，同为酷吏的周兴被人告发谋反，武则天交给来俊臣去审理。来俊臣与周兴是最好的朋友，适逢当天因私人聚会而在一起进餐。周兴并不知道被人告发谋反，二人喝了个热烈的“哥俩好”。来俊臣问周兴说：“近来有个囚犯，态度恶劣，拒不承认谋反，老兄有何高见？”周兴说：“太容易了，把他装进一口大瓮，四周燃起炭火，他敢不承认。”来俊臣说：“老兄的办法真是高明。”就命人抬来一口大缸，用大火烤成近百度的高温，神色平静地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我奉命调查，请君到瓮里品尝一下味道。”吓得周兴四体冒汗，叩头服罪。来俊臣也因此给中华成语大词典贡献了“请君入瓮”？！武则天的相应贡献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在审讯岐州刺史云弘嗣案时，来俊臣连刑具也懒得搬动，干脆什么话也不问，先砍断脑袋再立案上奏。杀大将军张虔勖也是如此，张虔勖惧怕处理不公，自诉于法官徐有功，希望公正审理。来俊臣大怒，当堂命卫士将他乱刀砍死，枭首示众。一个服侍过唐高宗的内侍范云仙，因为辩解了几句，立刻割断舌头，再拿他乱棒打死……

索元礼是武则天情夫之一薛怀义的干爹，他最大的本领是只几天功夫，就可以从一个被告牵引出一千个被告。被告交给他，跟交给来俊臣一样，百死一生。他发明一种特制的铁笼，叫被告把头伸到里面，而里面满钉铁针。有时把被告倒悬起来，在头部系上石头，使其下坠。有时用醋汁灌入被告的鼻孔，或者招认或被窒息而死。有时用铁圈箍在被告头上，从缝隙中打入木楔，直至招认或脑浆崩裂……就是这样一个“甚于狼虎”的残忍暴徒，竟多次被武则天召见赏赐，张其权势。他发明创造的许多酷刑，后来被来俊臣、周兴等人继承，翻新为更加残酷的刑具。

周兴是酷吏中少数拥有专业知识的法官。他当权的时间不长，后来因“请君入瓮”被武则天网开一面判处流放（别人是满门抄斩，株连家族）。但此人在冤狱史上的地位却非常重要，但凡别人认为是冤案、错案的，经他审理，罪证立刻成立。

越王李贞起兵讨伐武则天，兵败自杀。武则天认为韩、鲁诸王与李贞密谋造反，命监察御史苏珦按其密状。苏珦审讯查问的结果是全无证据。有人告苏珦与韩鲁二王通谋，武则天责问苏珦为何庇护逆贼。苏珦认为查无实据不能定罪，于是改换周兴审理此案，谋反罪名立刻成立。当时穷治李贞党羽，连坐者六七百家牵涉五千余口，司刑官催促行刑。幸亏狄仁杰冒死密奏武则天说：“彼皆詿误（误判），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有违陛下仁慈之心。”武则天这才同意改判，一律减为流刑。如此枉法断案，不但不受追究，反而大受宠幸。此前武则天怀恨前朝老臣郝处俊，一直没有机会下手，郝处俊死后，武则天仍然耿耿于怀。后来大开告密之风，有家奴诬告郝处俊孙子郝象贤谋反，武则天便让周兴审理此案。周兴当然知道内中隐情，郝象贤谋反与否并不重要，总之是要替武则天出这口恶气，故而毫不犹豫判决郝象贤满门抄斩。郝象贤家人不服，向监察御史任玄殖申诉冤情。任玄殖奏报郝象贤所谓谋反罪名纯属子虚乌有，结果立刻将他免除官职，维持原判。郝象贤临刑时，怒发冲冠，极口痛骂武则天滥杀无辜，将宫中的污秽丑闻公开演讲，又“夺市人柴以击刑者”。郝象贤死后，武则天下令肢解他的尸体，挖开郝象贤父亲、祖父的坟墓，毁棺焚尸。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自是终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文革时期割断张志新喉管的兽行应该是师承武则天这一“创举”；不同之处是张志新乃一文弱女子，赦象贤则是男人？

如果说“酷吏政治”使上流社会人性泯灭的话；武则天开创的“告密制度”则毁灭了中下层民众的人格品行。

武则天在临朝之初，认为李唐宗室及其元老重臣是她称帝的潜在敌人和威胁，企图通过制造大规模的“谋反冤案”来扫清改唐为周的障碍，于是采纳了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上设置铜匦，收受天下投书。敕令正谏大夫为知匦使，侍御史为理匦使，受理天下来访信札。外地有自称告密者，地方官必须以四品官的供奉把他们迎送至京……

“告密”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就是“打小报告”，众所周知凡是喜欢打小报告者多是灵魂卑劣的无耻之徒，报告的也多是子虚乌有之事，报告的用心多是为了满足个人见不得人的私欲。武则天奖励告密的政策极大地鼓动了社会上无赖小人的邪恶用心，极大地方便了他们迫害正直人士的途径，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心胸狭窄的群体嫉妒报复的热情。那些平时被群体人性力量制约住的流氓、无赖、地痞、光棍汉、游手好闲者因此一个个跳出来，疯狂地反噬那些人性理性较为充分的正派人士或生活水准在普通人之上的体面人士。邪恶无耻的力量因此甚嚣尘上，道义正直的力量则横遭打压，每个人要想生存就得加速向动物化趋进，于是社会出现群体性的反祖……

下面的一则告密事例最能说明告密的动机和社会效果：

王弘义是个游手好闲的农民无赖，有次向邻居讨要瓜吃，遭到拒绝后便去官府报告，谎称瓜田中有只珍须品种的白兔。官府立刻派人前往搜捕，将一块瓜地践踏得一蹋糊涂。有天外出见乡里人在作斋戒，他又告这些人在聚众谋反，致使200余人被杀。就是这样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居然也被授予游击将军，不久又升迁为殿中侍御史，负责纠察朝中官吏。有人告发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武则天就敕令王弘义审讯此案。没有任何法律知识的王弘义办事“果断”，立即宣布罪名成立。王安仁不服判决，王弘义就拿王安仁戴着枷锁的脖子割断，又派人逮捕王安仁的儿子，待其刚进衙门，也同样割断脖子，放在木匣子中带回京城。路过汾州，州司马毛公与他同桌吃饭，刚吃了一会儿，王弘义突然命令毛公走下台阶，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就将毛公斩首，用枪挑起毛公的脑袋，一路滴着鲜血进入洛阳城中……

有如此无赖替天下人做榜样，四方告密陷害之风，自然风起云涌。

…………

三

刑讯司法和告密陷害不仅令武则天时期的中国人人自危，还对后世的中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告密陷害，从整体上败坏了中华民族的品格，民族性格因此堕落入阴暗、冷血、狭隘自私的泥潭不能自拔，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天天滑落下去，直到堕落成十九世纪末那种近乎白痴般的劣等民族。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武则天“特务政治”的后遗症。我在近十个单位工作过，可每个单位都少不了那种喜欢“打小报告”的阴暗小人；这些人又无一例外受到当权者的信赖和重用。

因为当权者依赖灵魂阴暗的小人，人的行为规范“重结果不重手段”，社会道德日益从整体上走向崩溃，社会价值取向也因此坠入赤luo裸的“功利主义”。中华民族早期那种令敌人生畏的高贵品格（勇敢、宽容、锐意进取、蔑视威权、敢作敢为）自此荡然无存，每个人的一生都要拿出相当大的精力来伤害或防范自己的同胞，陷害别人或防止被人陷害，以致腾不出多少精力来干正经事。阳光正义的力量在与阴暗邪恶势力的争战中自此处于永远的劣势，社会机制从“优胜劣汰、抑恶扬善”转为“劣胜优汰、抑善扬恶”。因为民族性格中存在太多的自我否定成份，中华民族的生机和活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与外敌的争战中永远也作不到像武则天以前的中国人那样同功同仇，结果被力量远不如中国的外族一再地击败。

中华民族的整体战斗力被武则天空前地伤害了。以武则天为分水岭，前后期中华民族的战斗力和国际影响就像巨人和侏儒一样差别悬殊。武则天以前的中国人慷慨悲歌，无坚不摧，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一再地战胜力量远远超过自己的强敌，为汉民族拓展出广阔的生存空间。武则天后期的中国人则一再被动挨打，在力量处于明显劣势的弱敌面前一败再败，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沦为只有生命没有尊严的亡国奴。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无法想象武则天以前的中国人会表现出一种怎样可敬的精神风貌，去过日本的中国人大都承认日本民族拥有不少我们所不具备的优秀品格，尤其是“团体精神”和“自强不息的钢铁意志”更是我们的民族所缺少的。我要说的是日本民族的优秀品格大多是从武则天以前的中国人那里学来的，日本在武则天以前多次向中国派出留学生，尤其是李世民王朝时期派出最多。李世民是中华民族的绝代英豪，中国人在他统治期间上升为这个星球上的精神灯塔，照亮了人类世界的沉沉黑夜。日本民族就是以李世民王朝时期的中国人为蓝本来改造自己的民族，使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几个世纪，并后来居上超过自己的老师。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整体力量远不如中华民族的逆境中后来居上，根本原因是武则天帮了日本一把。武则天毁掉了中国人的优秀品格，日本人则学来了武则天以前中国人的优秀品格，日本人自此拥有民族品格的优势。日本自武则天以后不再向中国大批派遣留学生，这是日本的幸运，使武则天的流毒没有影响到日本，否则日本是没有能力制造旅顺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的。他们自己人还相互杀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屠杀别人呢？

如果想知道武则天以前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看看今天的日本人就可部分感觉到，那时的中国人比今天的日本人还要优秀得多！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有两个恶棍形的权力人物从根子上毁灭了中华民族的品格：一是武则天；一是朱元璋；武则天则是始作甬者和罪魁祸首！

一个毁灭民族品格的罪魁祸首，就算在其他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政绩，也一样是罪不可绾！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除了在“玩男人”方面有不少惊世骇俗的“创举”外，并没取得什么值得夸耀的政绩。开疆拓土的功绩是李世民政治的惯性作用，既使有武则天的分数也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就是这样一个遗害千古的邪恶女人，被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捧为无与伦比的民族英雄和政治明星？

武则天和秋瑾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秋瑾是真正的巾帼英雄；武则天充其量只是一个成功的恶棍。

当人们可以不受干扰地评价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时，秋瑾的分数应该远远高于武则天。作为女人的缘故，秋瑾应该成为女人心目中的楷模；武则天则理所当然是女人的反面教训，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武则天的名头一天比一天响亮；秋瑾则加速度被女人淡忘。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武则天居然成为绝大多数女人憧憬的心灵偶像。相比之下，没有几个女人知道历史上还曾出现秋瑾这个人。

拍武则天马屁的影视剧一部接一部，似乎还会不厌其烦地继续拍下去，每部影视剧都把武则天讴歌成聪明绝顶的化身和正义真理的捍卫者。尤其是《至尊红颜》在拍武则天的马屁上下了令人肉麻的大功夫，武则天不再是冷酷无情、杀亲害子的女魔头；而是一个痴情重义、宽容纯真为了真情信义可以抛却所有荣华富贵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人间至诚”的纯情烈女……

可有谁看过再现秋瑾悲壮人生的影视剧没有？

好像一部也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反差呢？

民族性格的阴暗部分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中国人信仰“成功哲学”和“胜利哲学”，凡是成功胜利的一方都是可取的和值得仿效的，哪怕成功者是一个恶棍或民族败类也不例外。

武则天是一个成功的女人，从尼姑到贵妃、皇后、幕后皇帝、皇帝一路升上去，在众人面前耍够了威风，也享尽了荣华富贵。尽管武则天在权力之路上天良丧尽灭绝人伦、亲手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亲手鞭杀了可爱的孙子，亲自怨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干出了层出不穷禽兽不如的恶行，都不能掩饰她是“成功者”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武则天惹人注目的“成功”，在一个信奉功利的民族面前，她的血腥罪恶也因此被“成功”的光环掩饰，实在掩饰不住的部分也被淡化为“身不由己”或“情有可愿”。

事实上武则天的暴行并非都是“身不由己”，如果说她最初陷害自己的恩主王皇后是为了觊觎皇后宝座，尚属“情有可愿”的话，那么当王皇后被打入冷宫不再成为她的竞争对手时，她把对方“砍断手足泡入酒缸任其哀号惨死”的暴行则没有任何“身不由己”的成份。就算害怕对方死灰复原，也应该让其体面地去死，如此折腾一个没有反抗力的恩人只能说明武则天拥有令人恐怖的“虐待狂”血质。这种血质是人类尚未进化完全的兽性残留物，拥有这种血质的权力人物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亲人朋友都是空前的灾难。因为这种人在心理上不能算人，充其量只是两条腿的禽兽，甚至如连禽兽都不如！

因为武则天是一个成功的女人，所以在今天被渴望富贵的部分中国人狂热地崇拜者。只要有机会出人头地荣华富贵，就是让他们象武则天一样伤天害理出卖朋友也在所不惜。

秋瑾的人生和武则天正好相反，武则天是一个品格低劣的成功女人；秋瑾则是一个拥有过人品格灵魂高贵的失败女人。秋瑾的“失败”追根索源也是武则天的作品，武则天以后的中国社会机制是“劣胜优汰”和“抑善扬恶”，像秋瑾这样品格出众能力超群的女人要想成功真的比登天还难。

因为秋瑾是一个失败的女人，所以无论她拥有多么闪光的品格，做出了多么伟大的业迹，她身后的命运注定是寂寞的。很少有人愿意向一个失败的英雄学习，如果超人的能力品格是通往失败之门的敲门砖，那些高贵品格除了用来装璜嘴巴外没人愿意身体力行。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思索人口和资源处于绝对劣势的西方因何在近代后来居上超越并主宰东方，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价值取向在其中取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东方老大哥中国的民族价值取向是“功利主义”的；西方的民族价值取向则更多趋近于“理想主义”。我们是“以成败论英雄”；西方则是“以贡献论英雄”。成败主要关系到个人的前途，贡献的受益者则主要是社会。也就是说西方主要以个人是否有益于社会来评判此人的价值；中国则以个人的成败来评判他的价值。中国只要个人出人头地，就算伤害了社会也会得到广泛的认同；西方只要做出了对社会有益的业迹，就算个人一败涂地也能赢得普遍的尊敬。在这两种绝然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的的引导下，西方个人利益从属于社会利益，‘个人英雄主义’也靠为社会谋福利来实现；中国人则只注重个人利益。社会的前进取决于群体走向而不是单个人的命运，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前进速度也因此远远大于东方。

这里所说的“社会”不同于“社区”和“集体”，社区和集体是一个有明显地域和派性倾向的群体；社会则是全体公民的生存发展空间。效忠于社区或集体的人一样有可能危害社会。集体制约个人英雄主义；社会则张扬个人英雄主义。

西方文学作品中永恒的英雄人物一不是恺撒这样杰出的独裁者；也不是查理曼那样成功的征服者；而是普鲁米修斯式盗取天火舍身为大众谋福利的悲剧英雄。普鲁米修斯的结局是被万神之主宙斯锁在高加索悬崖上，让老鹰每天来啄视他的五脏六腑，单就个人命运来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他舍身为人的高贵灵魂赢得了人类的万世景仰。

中国人心目中的永恒英雄不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的发明人蔡伦、毕昇；也不是锐意推进民族进步的末路英雄光绪皇帝，而是让中国人沦为卑贱亡国奴的成吉思汗！因为成吉思汗是一个取得巨大成功的征服者，尽管他个人的成功是以人类文明的大倒退作为代价，但沦为他奴隶的中国人依旧狂热拍他马屁。中国人的“功利主义”在此取得了近乎变态的社会效应，居然会喜欢上屠杀自己强*妻女并把幸存者打压成奴隶的暴徒？！

当我们依旧不厌其烦地把武则天搬上银幕并为其涂脂抹粉时，说明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则依旧停留在那个邪恶的时代，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对刑讯司法和“小报告政治”的危害没有深切的认识；没有认识也就谈不上有任何矫正的动力。

女人推崇武则天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封建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女人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尤其是在性关系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歧视。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若是再嫁就被视为大逆不道。作为一个女人，对自身的屈从地位自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从深层心理来讲，很少有女人不想把自己的位置和男人调换一下，只是苦于条件不具备而已。武则天作为女人中的强者，很顺利地实现了男女位置的互换，并破天荒地完成了“女人玩弄男人”的“功业”，实现了广大女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因而很自然地被绝大多数女人奉为心中的楷模。

武则天的优势是“用才和纳谏”，但这些优势并不是女人仿效的目标。“玩男人”恰恰是武则天性格的阴暗面，但正是这个阴暗面才让女人羡慕不已。绝大多数女人对武则天那些值得称道的“政绩”并不十分明了；但对她“玩男人”的创举则能如数家珍。说明女人推崇的不是武则天的优势和亮点；而是她的劣势和暗点。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的“女权运动”已经步入一个相当危险的误区：不是追求女人个性解放和争取自身尊严的权利，争取实现自我的平等机会；而是追求女人堕落的权力！这样的“女权运动”不但于女性解放无益；相反会增长女人的性别劣势。武则天与其说是女人解放的楷模；不如说是女人自我毁灭的精神鸦片。

相比之下，秋瑾虽然从没把“玩男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在男人世界造成的震憾则是“纵使须眉也汗颜”，绝大多数男人在她面前都会自惭形秽，她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典范，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广大女人仿效的目标。当女人心中的偶像从武则天变成秋瑾时，中国的女人才算真正走上自尊自爱之路，中国妇女也会因此获得真正的解放。

为了正确引导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取向，从深层次提升我们的民族，是到了把武则天搬下银幕的时候了；反映秋瑾悲壮人生的影视剧也该闪亮登场了。

二oo七年四月二十日

本文已被编辑[心海岸边]于2007-4-23 13:40:03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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