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黄金周,由于遇到两件令人痛心的事儿,过得非常晦气。

第一件事儿是,我远道而来,专程来观赏回归后的澳门,却碰了一鼻子灰。

早在去年7月,我与妻子花了五百多元人民币,同一天办了为期一年(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打官司能胜诉的惟一理由)的港澳通行证。

办理出关手续虽然很复杂,但作为标准的中国人,我们早已适应了中国官场的办事的态度和效率。

办理去澳门的出关手续大致是这样的:第一步,先到一个旅行社办一张随团旅游的许可证,每人付出50元人民币,交完钱你便可以自由活动,根本用不着随团旅游·这一步的必要性只在于,你必许付出50元,根据物质不灭定律,有关部门尽数收取50元;第二步,是排着等待放行的"预备"大队;以便放行后再去排办理出关手续的正式大队;如果这一步通过了,还得去排确认出关手续的大队。

我在第二次排队时,就被卡住了,原因是我的通行证过期了。

我一次港澳也没去,通行证怎么会过期呢?我花了肆伍百圆办通行证,会轻易让它过期吗?　更令人费解的是,我爱人的通行证却顺利地通过了。如前所述,我与爱人同一天办的并且办的又是期限相同的通行证,为什么她没过期,而偏偏我过期了呢?

等我重新审查一下通行证的日期,我傻眼了.原来我的通行证上,竟堂而皇之地写着截止日期是2006年10月,把一年的期限人为地缩短为三个月!

一位态度谦和的口岸人员解劝我说:"没办法呀,阿叔,只能让阿姨一个人去啦!你一个人回旅店休息吧,要不就逛逛珠海市容,珠海也不错嘛!"

"你看,我们是结伴一起来的,又是同一天办的证……"我依然说着祥林嫂式的可怜又讨嫌的废话。

"那没法!"口岸人员终于到了忍耐的极限,说了一句无可辩驳的封顶的话:"咳呀,说别的都没用,这里只讲法律,不讲人情!"

好一个讲法律!分明是公安局做错了事,殃及无辜百姓,官场不来纠正,反而要受害者,承担官僚主义者的错误后果,这究竟是哪门子的法律?

若不是我平素缺乏打架和骂人的素养,我真想骂他个昏天黑地,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我无望地呆立片刻,眼望着澳门同胞各个满载而归,拖着从珠海菜市场买来新鲜瓜果蔬菜,只需轻轻滑动一下小卡片,便可优哉游哉地自由走来走去的情景,我满肚子的燥火,又浸透着一股凄哀的悲凉。

我想,都是中国人怎么差别这样大呢?

在我们感到伤心,愤慨和悲凉之后,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呢?

倘使暂时还没有行动的勇气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大脑想一想:同样是祖国的大好山河,为什么不可以打开围栏,让公民以国家的主人和纳税者的身份,走一走,看一看呢?

如果当权者不想这么做,那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这种考虑是否真有道理呢?

就事论事,就说通行证这件事吧!真有必要吗?

如果出于政治安全上的原因,就像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样,对出境人员进行政审,一旦审查合格,就不存在通行期限问题,难道人的政治身份,还存在过期不过期的问题吗?

其实,阶级斗争那一套,早就被朝野抛到历史的垃圾箱去了。从谁肯出钱,谁就能办通行证这点来看,进港澳能否通行,与政治关系不大,一切全靠钱开道。

通过办通行证索取高额经济收入,这等于把港澳两块圣洁国土,当作出卖入场卷的旅游景点,这么做会不会有伤国人的情感,比如,就像激起我此时此刻悲愤交集的情绪那样。

祸不单行,在我出关不成,满怀悲愤往回走的时候,手机里传来了晴天霹雳:我的执友的爱子小松死了!是在楼梯上滑倒,摔碎头颅骨死亡的。

从电话中得知,那场凶事与我出关受阻,几乎是同步发生的。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无缘无故的巧合,而是某种机缘性的,甚至是鬼使神差的契合。

小松这孩子很优秀,曾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的高才生,又是我校艺术系动漫专业的尖子教师，我们虽然是叔侄辈分,但却有着深厚的文友之谊。

我们曾酝酿合拍一部科幻动画片,我写脚本,他搞动画。只可惜壮志未畴身先死,想来也是人生一大憾事。

人生的悲痛,总是互相取代和掩盖的,在我得到小松暴卒的噩耗后,出关受阻的烦恼,早已消失在九霄云外了,我甚至暗自庆幸多亏没有出关;否则,当我事后得知,在我的执友正沉浸在丧子的极度悲哀的时候,我却若无其事地携眷畅游澳门,作为同甘共苦的铁哥们儿,我的良心何安哪!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7-5-5 20:06:58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