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云南作家刘平勇中篇力作《一脸阳光》之写作特点

摘要：

本文是在仔细阅读云南青年作家刘平勇的力作《一脸阳光》的基础上，作者的再思考。文章对作家的思想脉络、写作特点、艺术特色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这是一篇貌似荒诞主义，实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故事非常简单，内容并不复杂，但是，作家看似粗枝大叶的情节勾勒却足以撼动我们的灵魂。受到伤害的女主人公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胜利”，一缕阳光，终于虚幻地照在了女主人公的脸上，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回味余地和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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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农村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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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勇，男，云南昭通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968年4月生于云南昭通,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村长、报社记者、编辑。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散文>、<边疆文学>、<滇池>、<辽宁青年>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60余万字,出版过小说集<另一种悬崖>(2003年6月作家出版社),现供职于昭通市昭阳报社，同时兼任昭阳区作协主[xi]。

说到刘平勇，不能不提起昭通和昭通作家群。

昭通是一部深邃隽永的典籍，是一轴翰墨磬香的长卷。如果说昭通以前是由于昭通朱提银、威信扎西会议、大山包黑颈鹤、小草坝天麻、大关黄连河瀑布、永善溪洛渡电站、护国名将张开儒、云南王龙云、军事家罗炳辉、国学大师姜亮夫、天文学家陈一得等闻名于世的，那么今天的“昭通作家群”与“昭通文学现象”无疑又为昭通书写了新的光荣与梦想。“昭通作家群”雏形的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期，与昭通师专活跃的校园文化密不可分。昭通师专的教师除致力于教学、科研外，还创作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对昭通师专乃至昭通地区的文学活动起到积极的参与示范作用。这一时期昭通逐渐形成了一股“文学热潮”。正是在这种“全民”喜欢文学、喜爱创作的良好氛围中，昭通迎来了报刊杂志发展史的黄金时代，有近80种报刊杂志活跃于昭通文学爱好者之间，成为他们煮酒论文学的沃土。这些默默耕耘在文学园地的“土作家”，作品与生活结合得最为紧密，乡土气息最为浓烈，如醉人的陈年老酒一样醇厚甘冽，让人回味无穷。

刘平勇就是这个作者群中相对杰出的一位。在刘平勇的很多作品中，我们总可以看到他对乡土的热爱，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离不开对乡土的歌颂，对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的感叹。刘平勇笔下的乡土是真实的，乡土的一条土路、一片庄稼、一行足迹、一件事、一方水土一方人，都真实地存在于真实的时空位置中。当然，这里的真实，是文学意义上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刘平勇是农家子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农村当过村主任，在乡下教过书，后来又到城里做报社记者、编辑，虽然他的个人身份已不同于农民，但他还没有完全离开乡土，乡土上发生的一切，包括乡土的前途和命运，仍然与他息息相关。拥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便预示着他与农民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他像农民那样熟悉乡土，时时在注目乡土，触摸乡土，对乡村生活了如指掌，对乡土人生的酸甜苦辣感同身受。不同之处在于，他能跳出乡土，以自己的视野和心态认知乡土，审视乡土，体味乡土。作家的感情基础是乡土的，所以，当他将恰当的乡土情怀，付诸恰当的文字后，一方真实的乡土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刘平勇的作品中，很少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而多用白描，就事论事，叙述方式是那样沉静，不刻意提升所谓深刻的主题。不事张扬，不激情四溅，但却像一条深邃的河流在你的心间汩汩流淌。刘平勇笔下的一件件事、一个个人，无不拨动你的心弦，无不让你深感凄迷，让你在无形中对乡土上发生的事有个客观的认识并作出合理的价值评判，而刘平勇恰恰给你留有充分的反思余地和想象空间。

《一脸阳光》是云南青年小说家刘平勇的又一力作，这是一部农村题材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把镜头瞄准小人物——农村妇女张巧莲，也就是这部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掩卷闭目，委屈、抗争、虚荣的农村妇女张巧莲，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巧莲是一位自尊心极强，曾经向城市进军，又溃败回乡村世界的漂亮青年女子。因为在中考中以半分之差无奈地接受了在乡村生活下去的胡乱潦草的一生。她有着乡村迫于生活必须的算计，工于一点小小的心计，爱贪一点小便宜，但在内心世界却没有泯灭追求某种公平合理的愿望。她的内心世界既有根植于乡村的黯淡，也有来自于人性和乡村世界的阳光。但她的内心严重受挫，需要找回阳光的时候，她进行了艰难的寻找。最后，她似乎找到了，内心重新焕发阳光，但那阳光，却又闪烁着虚幻的绚烂，很不可靠，因为只能照到脸上。

故事其实十分简单，除了出人意料的结局之外，看起来也并不新鲜。巧莲完全可以是你、我的母亲或姐妹，读过的感觉是，她就在我们的身边。故事的叙述方式还是颇见功力的，正叙、倒叙、插叙运用相当得当，对话口语化相当明显，方言在其中也发挥着无法替代得作用，使得语言更精炼也更赋有时代气息，这些妙用几乎可以说达到了不着痕迹的程度。出场是巧莲的被打，很自然地引出幕后指使人，接下来也便水到渠成地引出了村主任当初的贿选以及巧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关贿选的描写，语言相当精炼，几乎采用的是纯粹的白描写法，不掺杂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不发表哪怕稍微不注意都可能带出来的作者看法，这样写作的好处是，把贿选处理得轻描淡写，更从侧面说明，我们国家这种真正的民主选举实际操作起来存在的弊病，即贿选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不贿选而当选倒成了意外。

文章的结局，粗看起来有些荒诞不经，仔细想来却感觉非常的真实可靠。作者选择这样一种出人意表的方式，让主人公取得“胜利”，让我们哀其不幸的同时，却没有任何理由怒其不争。因为，我们知道，巧莲所要面对的势力是巨大的，巧莲们只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并不比当年的祥林嫂更多几分自由和幸福，万般无奈，采取这种多少带有阿q“精神胜利法”特色的结局来给我们一个交代。说实在的，读罢我们无法不表示愤慨，而愤慨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实际是全团人们的鼓励。

下面，笔者将结合刘平勇其他作品，对这部最新力作的细节安排、心理描写、语言特点和人物刻画、写作手法等等方面加以探讨：

一、小说采用简洁的语言风格叙述简单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非常简单，叙述也就非常简单，简单只用到用一句话就可以引发后文。记得《红楼梦》中有联句一回，由不懂诗的王熙凤担任起句的重任，那凤辣子只说了五个字，“一夜北风紧”，结果懂诗的姐妹们却给了她极高的评价，说是给后人留下了足够的余地，正是会写诗的起法。这篇小说的开头一句是，“巧莲被美英一家打了，而且打得不轻。”这种起法与王熙凤（实际当然是曹雪芹自己）在联句中的起法，刚好收到异曲同工之妙。而且，用这种开门见山的叙述方式，还起到了吸引读者关注下文的作用。而接下来的一句给出了主人公被打的原因（其实是表面原因），同样地，还是只有一句话，“巧莲被打的原因，表面上是因为地埂。”这种简洁的叙述方式，不禁让读者为之拍案击节。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观念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变革，尤其是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许多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放弃了土地这一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资源，从事起了在祖宗看来不是正业的营生，有的为养家活口疲于奔命，有的流落异乡成为盲流，有的独辟蹊径成为农民企业家。但是，我们还是有非常传统的农民的，他们还在为田边地头与邻人发生争执，在看到他们因此互相伤害而感到痛心的同时，不知为什么，我还有一丝欣慰的感觉，也许这是因为我到底是农民的儿子的缘故吧，农村的生活经历，让珍惜土地早已融入到我的血液中。

为了两寸土地，尽管主人公的被打，这两寸土地仅仅是导火索，但是，还是向我们说明了一点，两寸土地也是可以宝贵的，这才是真正的寸土必夺。如果，我们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懂得珍惜自己的“土地”，那该多好啊！

故事就是在这样简单的两句话引领下，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了。打人一节，作家的叙述方式也很是不俗，在叙述起因的基础上，着意渲染了当时的环境，“火辣辣的太阳”、“被太阳烧焦的灰白的土地”、“庄稼早已没有了半点儿影子”、然后是主人公对太阳的诅咒，对恶劣环境的无奈叹惋，这是抬头一瞬间发生的。低头呢，则看到了那两寸被霸去的地埂，并由恨到骂，最终对手上场了，引发了一场殴打。作家似乎有意避开了应该很是热闹的殴打场面，似乎是在告诉我们，打人并不是小说主要要告诉我们的。

小说的第2、3、4、5节，作家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从女主人公巧莲参与村干部贿选到最终于贿选后成功上台的杨官得终于反目成仇的整个过程，这部分也是小说描写相对细腻的部分，从而揭示了，这才是巧莲被打的真正原因。用来叙述这个被打的原因，占到全篇小说的六分之一篇幅，这不是可以随意略过的细节。

作者基本上没有给出对男女主人公的主观评价，而是通过丰富的事例，一环扣一环地揭示了他们共同的农民的狡黠，男主人公的阴险、女主人公的自私，都通过对贿选的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情的描述揭示得淋漓尽致。

二、以“原生态”的鲜明特色呈现故事

生态文化，是指这里有独特的地貌、特殊的血统，只要是部族符号起作用的地方，一定是民间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的地方。如果部族还延续原来的习性、习俗，以及这个民族劳作、歌舞、表达情感、婚丧嫁娶等等这些形式还存在，如果这个文化在这种环境中诞生，就是原生态文化。

坚持“为人生的文学”,这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新时期曾有过自觉的继承与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深刻反映历史变迁的力作,在全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刘平勇显然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鲁迅这一观点的影响，因为在他的各种作品中，我们总能感到人文关怀的气息。

小说关注生活中小人物的命运，笔触直接触摸到人物灵魂的最深处，发掘到他们的疼痛，极有感染力。这缕远远谈不到灿烂的阳光为我们展示了乌蒙山人的贫穷和善良，落后与愚昧，麻木和悲哀。在刘平勇的这部作品中，更有对故土风物的眷念和讴歌，以及对大山包黑颈鹤深情款款的低吟浅唱。这正是他的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他个人的人格魅力所在。星光国际传媒的侯豫秦董事长曾经对记者说：“当我们在紧张的生活中奔波的时候，很多原生态的文化正在消失，再也不会走进我们的生活。也许有一天，当我们想起来寻找一方净土的时候，再也没有什么能肩负起我们心中那种原生态的回归了。让社会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开始关注原生态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脸阳光》着眼普通百姓，关注“三农”问题，解析苦难，抒写出了当下普通百姓为改变贫困面貌而表现出来的抗争精神和人格魅力，人物典型、故事生动、民风民俗独特，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纵观整部小说，作家几乎没有使用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写作手法几乎清一色的都是白描。这种白描的叙述方法，貌似简单，实则需要很深的文化底蕴和文字功底方可驾驭，稍有不慎则会流于组俗的自然主义。幸好，刘平勇碰到了好时候，人民不再有温饱的顾虑，也就不会轻易得罪作家的情况发生。

三、结构和叙述方式方法较为新颖

小说开头写了巧莲挨打的场面，实际仅仅是一个开场白。后来，随即展开了巧莲与村长的矛盾由来、巧莲与打人者红英的恩恩怨怨，又穿插写出了巧莲虽然落榜，仍然不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农民，总想再一次出人头地，重现昔日辉煌的内心活动描写。故事的展开如抽丝剥茧，环环相扣，非常紧密。

小说虽然故事比较简单，甚至简单到了单薄的程度，但线索却并不简单。可以说，小说是有着两条主线的，一条是明线，即巧莲的被打以及其直接原因——地埂纷争，和其间接原因——参与贿选后居功自傲要挟村官招致恶报；令一条是暗线，即巧莲与其夫杨老五进城打工又回到农村，终于“有了一种不伦不类的特征。这种特征包含着这样一些内容：既不是城市人，又不是庄稼人；既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大老粗。这种特殊身份，就注定了他们未来的特殊日子”。明线一目了然，而暗线同时也是悲剧产生的根源之一。小说中叙述到巧莲回到农村便二连三地生孩子，到第三个的时候因为破坏计划生育政策而被罚款一万元，巧莲虽然也需要东拼西凑，却仍然要在人前显得趾高气扬，分明是在说，我能做到，你能吗？这实际是一种作者没有明确交代的畸形心理在作怪，有了这样一个情节作为铺垫，小说最后，巧莲花费金钱和精力请大批城里人到家里做客，并在疲劳而衰老的容颜上终于绽放出一脸阳光的结局虽然有些出人意料，却并不十分突兀，也显得并非完全不合理。

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下，能同时容纳如此多的线索，使得小说故事虽然简单，却对读者构成相当的吸引力，是的读者开卷后便欲罢不能，直到读完为止，应该说这也和小说独特的结构和叙述方式密不可分。

四、语言刻画、心理描述和人物设计

语言是小说的载体，生动的语言会是小说的灵魂，而方言在人物对话中的适当运用则可以让这个灵魂活起来，使小说更为灵动而富于感染力。对话会使文章变得生动，而对话中如果没有口语化、方言化，对话就将是失败的，读者的眼光也便随波逐流转到别处。

具体到这篇小说的美中不足，应该是对话大多采用间接引用方式，使故事的感染力、生动性都随之打了折扣。比如说，打人事件发生，自然要叙述原因，由直接原因引起间接原因，就显得不再突兀。而从自家男人不愿为自己被打而去凶手家讨还公道，到想出解决问题的荒诞点子，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同样地，人物心理描写也稍嫌粗糙，无法让读者形成形象的共鸣。在第二节中，作者叙述了村官如何一步一步思前想后，终于设计出是红英去主动“欺侮”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巧莲，“杨官得想，巧莲是聪明人，但我就利用你的聪明，让你既知道是我的主意，但你又抓不到我的把柄。让你知道我杨官得也是有气质有个性的男人。”笔墨并不多，却揭示了一个阴险、狡猾的村官嘴脸。在村官“借刀杀人”的计谋中，实施红英两口子对巧莲的读打，而且红英是吃了巧莲的奶才得以生存夏利，现在，在阴险狠毒的村官忽悠到了这里，毒打自己的救命恩人。所以，巧莲受到的伤害也就更加深刻，不仅来自肉体，更重要的则是来自精神。

正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原因支撑下，巧莲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另一次突变。第一次是打工回来，仿佛再也不会还原成打工之行以前的日子。第二次突变则是被打后，在她身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更多的是心理更加扭曲，最终做出的是一种病态的反应，得到的是一种虚假的满足，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看起来似乎一脸阳光，实际上，这阳光是冰冷的，彻骨的冰冷，那是让读者感到寒心的阳光。

小说的人物描写还是相当得体的，性格刻画与心理描写相结合，显得更加真实，也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总之，这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小说，不同于很多不疼不痒的农村题材作品，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和思想上的振动，尽管故事还有些单薄，却并不荒谬，可以说是白璧微瑕而瑕不掩瑜，非常值得一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