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好像是秋天的一个午后，我正被一团困顿折磨的无精打采，似睡非睡地扒在桌子上，忽听有人敲门，接着就从门外走进个农民式的人物来。他先站定，冲我笑笑，然后走到墙角的一个地方坐下，慢慢地掏出一团已经揉折了的纸，自己翻看着，说他是来学校报到上班的，最好安排些杂事干干。

我半天没有醒过劲来，觉得天方夜谭似的莫名其妙。学校早已人满为患，缺得是能带课又有高学历的人才，一个打杂的哪里找不到？但那证明上写得清清楚楚让给他安排杂事干。我一看，此人长着皮偌曹似的大鼻子，脸膛究竟是因为太阳的多次曝晒，还是因为不胜酒力所至，红得如一副关公脸。这样的人也能做老师吗？我心下想。突然想起如今是工人宣传队进住学校的时期，既然大老粗可以领导学校，泥腿子何以不能上讲台。我于是说：“请坐，欢迎您！”其实我很有些言不由衷了。我看看他,他看看我，两人对视到一起时忍不住忽然笑起来。于是，我掏出烟来让他抽，他却从一个破旧的黑提包里掏出几个软柿子让我吃。都知道这是在掩饰一种窘态和尴尬，却谁也没有说破。

“乡下没有什么好东西可吃，自家种的柿子熟透了，甜甜的，好吃。”他捏着两个软柿子炫耀着，笑里流露出一脸农民式的狡诘，所以小眼睛就放着格外殷勤的光芒——直到多年以后，我也没有忘记我们对视时忍不住笑起来的情景。

这就是我最早认识的李国文。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乡下的一个七年制的学校调出来到城里的。妻子还住在乡下，生有三男一女，双亲都还健在。为什么来城里？他没有说。他只说他不想带课了，想在学校做些零碎事，看我能不能关照一下。我觉得他提出的要求在目前难以满足，只说以后看看情况再说，因为，那时候，初二年级正好缺个语文教师。他既然说他在乡下带过高中的课，我便放心地安排他去接替，但我私下也有很多的不放心——我们这个学校是个厂办学校，而且好多学生是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从天津北京转过来的，单是口音的接受就有很大的难度。而李国文是一口的本地口语。我想，出问题恐怕要出在这口语上。但不久，就有他们班的学生反映说，李国文在大街上卖大葱，把资本主义的小尾巴摆到大街上去了——出得问题偏偏不是口语，这就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卖大葱的情景是他班的学生看见的，还说“一斤两毛八，烂叶不准掐，”挺资本主义小尾巴的！这在师生中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那时侯，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正浓，城里反资产阶级特权也如火浇油，于是，第二天便有顺口溜在学生中流传：“李国文卖大葱，一斤两毛八，烂叶不准掐。”学生一看见他就在背后喊，他终于走不进课堂，走进去学生就起哄，课也讲不下去了。

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竟然到大街上去卖大葱，把在农村都需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带到城里来了——事实上，在那个要把剥削阶级的思想统统埋葬的年代，就是卖大葱这事情也非同小可！于是，党支部书记让我找李国文“谈谈”。

显然，他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于是走进来笑笑，坐下，等我的问话，脸上已带着一脸的羞愧和难当了。我看着他的那个高高的鼻子，心里想，皮诺曹撒一次谎，鼻子就长一寸，但童话毕竟是童话，那意义是在教育儿童们不要撒谎，做个诚实的人，于李国文的高鼻子本没有什么勾当，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尽记起《木偶奇遇记》里的皮诺曹撒谎的排挡。也许是我希望他撒谎能撒得圆满，编造也能编造的得体吧，使我能给亲爱的党支部一个满意的交代，我真的不希望他的那些“烂叶不准掐”的细节，再派生出一些有损他人格和心灵的新闻和故事来。

我问了问他卖大葱的情况。国文苦苦地笑笑，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脸膛红赤赤的像涂了一层油彩，解释说老父亲在自留地种了一些大葱，快过年了，换几个零花钱，给孩子买几尺花布，做一件新衣，购些油盐酱醋，只是乡下十分穷苦，已经无力来购置什么年货。大葱也是悄悄地运进城里来，在一个暗处卖的，中午父亲回家吃饭去了，他就给他照看了一会摊子。只是怕城管看见，万没有想到倒被学生碰上了。

国文难过地摇摇头，说老父亲也知道了这件事，很难过。老父说城里实在不能教书了，就回乡下来。农民就是农民，农民别做发财梦。当初我就不同意你调到这城里来，有什么好？卖个大葱，倒编成新闻故事了。什么烂叶不能掐？你们连葱胡子都掐了，我们敢说什么了？实在是穷得没有办法了，才去甘当这资本主义尾巴的。谁不想要个脸面？回就回去吧，守家在地的也好。国文执意不肯。父亲说，你打得什么主意，也该说道说道，何苦受这份罪呢？国文笑笑不语。停了半天方说，你老了，就别管那么多得事情了。你管得了那么多事吗？你管不了！你是瞎抄心。

其后，领导怕再弄出些其它事来，就按排他做一些杂事，国文也十分乐意。私下里，他总和我说，城里人不知道乡下人的苦，说再不能这样活下去了。对於他的感叹，我虽表同情，但也没有多少积极呼应。至于他要怎么样过下去，也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也许觉得我们帮不了他什么吧。但我总觉得他每日很忙很忙，前也忙，后也忙，究竟忙什么，谁也说不清。每天的每天都是这样，一下班，饭也顾不得吃，骑了个自行车就到市里去了，直到很晚很晚才回来；回来后倘见我们还没有睡下，就转过来冲我们笑笑，悄悄地躺下，想自己的心事。第二天仍是忙。

吴买生憋不住了，问：“你每天忙什么呀？出出进进的，戏不看电视也不看，不累？”国文笑笑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上有七十岁父母，下有弟妹儿女，老的要照顾，小的要吃饭，春天要帮他们种下，秋天要帮他们收回来，一样顾及不到都不行，哪里还敢说个累？！”

的确的，他每日似乎有很多事要办。一趟乡下，一趟城里；一趟城里，一趟乡下，脸整日都是红朴朴的。他似乎不知道什么是娱乐，也不知道什么叫休息，办完他的公务，就忙活他家里的私事。他活着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企求、爱好和享受，连睡觉都很少。他白天奔走，黑夜也忙前忙后；没有怨言，但也不见他有多少欢笑。见谁都要不好意思地笑笑，但见谁也不说什么多余的话。他似乎感到自己办的事很琐碎，无聊，细小吧，但他每天都不知疲倦地去办着，一刻也不松懈。最好的时候，是私下对我说一声“难哪难！”我觉得只那一声“难”，就是对我的最大信赖了。但究竟为什么难，难在哪里，我也无从知道；他似乎也不想和别人多说，别人也就自然不便去多问。

忙过了春夏，忙过了秋冬，忙过了那个红红火火改革年代，国文终於也老了，但脸仍是那红朴朴的鲜亮，那个皮诺曹似的鼻子，依然戏剧性地巅镶在脸盘中间，虽感到大而无当，却又必不可少——我只觉得这鼻子使他的那种“老”，有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着眼点。

前几年，厂内情况不济，国文下岗回家。适逢初夏，他们村有个庙会，便邀请我们一同前去看戏，并特意让儿子开了车来接。国文在院里支起一口做饭的大锅，搞得隆重而又热烈。虽是家常便饭，小碟小菜却准备的十分丰盛。十间瓦房窗明几净，显示着主人的整洁和勤勉。为了招待我们，国文把在城里工作的儿女们一个一个都招了回来做招待，还说，没有这些叔叔们的帮助，他决不会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儿女们似乎很为此感动，竭尽全力地招待。

直到今天，我们才完全明白，国文当年决计从乡下调到城里来教书的意思了——他借着城市这个码头，借亲朋好友帮助，把乡下的孩子一个一个送到城里读书，其后又是依托着亲朋好友的帮助，按排他们一个一个参加了工作，其工作的艰辛和难为可想而知，怪不得他整夜整日的奔跑！我觉得国文像一只耐劳的乡绅，他艰难地站在泥土地上，用汗水和热情托起一片蓝天，放他们的孩子们自由自在地在城市的天空生活翱翔，而他自己却告老还乡，在他曾经生活和耕作过的土地上，实践着一种耕读传家久之的观念。

2001．3。30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