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魁是老革命。

能称做老革命的，必须是建国前也就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那么60岁到站后，可以办离休手续。办了离休可以拿百分之百的工资，此外，还可以享受到很多特殊的待遇，如直接看到中央和上级有关的重要文件，月月有车补啊，药费全报销啊等等。这无疑体现了是党中央对老同志的关怀和爱护——一代人有一代人奉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牺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享受。无可非议。

在当今的年代，若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好像顺理成章；时世变幻新事物层出不穷，谁知道谁要遇什么尴尬的事？偏偏这王魁要退休时，遇了个老问题，让他真是费了精神，也伤心透顶！

王魁无疑是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但他在参加工作的时候领得薪水是一月三斗小米，工作也就是个文化教员。那时候薪水是领小米的，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民办教员，属编外人士。领现大洋或解放币的，才是国家正式干部。

但领小米是他自愿的。他觉得小米实惠，一斗就是一斗，三斗米就能养活父母，对当时发行的解放币，他就觉得不保险，没有要。就因为多了这样一个心眼，老革命在退休的时候遇了个老问题——按规定，他领得是小米，是编外人士，不能办离休的。——这可急坏了老革命，埋怨自己，说那时候为什么鬼迷心窍偏偏要领小米，不要解放币呢？这不成了一步错，错成了千古恨了吗？

后来，据说他不甘就此罢休，访朋托友，多次申诉，真假证明弄了一大堆，连老泪都掉了；还好，省局领导念他革命多年，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大错误，随办了离休手续，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但这件事办下来劳心费神，已经使他没有多少快乐感了，而且，了解情况的人，尤其是那些为革命曾经出生入死的人，见他轻轻巧巧地就捞了个那么一个大便宜，就有些不服气，说他弄虚作假，投机革命。他听了后一肚子委屈，说：“哈（他）妈的，这叫什么事？老革命就是老革命，革命还能有假？现在好多假事的都办成真的了，你当我不知道？我是觉得那解放币不保险，才要了小米的，这又不是怀疑革命？都是作革命工作的，小米和解放币有什么不一样？解放币也要兑成小米用嘛！我要了小米不更省事吗？要不说现在当干部水平低呢——有原则，没灵活性。灵活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嘛。马列主义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是灵活嘛！只有灵活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嘛。唉，现在的干部哪像我们那会儿，讲究个事实求是，讲究个灵活应用。干部就是干部，拿解放币的是干部，领小米的也是干部嘛。是干部就不能混同于一个老百姓嘛。”等等。

因为离休这件事被闹得真真假假，风风雨雨，老革命因气愤又有许多出言不逊的话，致使现在当权的领导干部们，对他很是有些不敬了，说：别听他自称是老革命，其实他真正当起领导干部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事。

真的，在来我们厂工作之前，他一直是市委党校的一个普通文化教员，一个很会讲话的工农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个粉墨登场的机会。

那一年，“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正响，而我们厂就有些抓生产过头，抓革命不足的倾向。于是，上级便派进“整改工作组”帮助工作，他也就随队进来，官职也就是个第三副组长什么的。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宣誓大会上，邀他讲话，他却另僻蹊径，讲得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他不愧是教员出身，他把那些经常念马克思，而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还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工人干部们，讲得目瞪口呆而大开眼界！

一个党校工农教员，能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贯通起来，紧密结合当前的革命和生产，提出具体的革命任务和生产要求，这一点很使我们惊奇而且振奋。工农干部中能知道马列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并且讲得头头是道的人是很少的——所以，那一次，即使他讲得有些教条，有些生涩，也令人刮目相看了。

惊奇之余，我曾暗中考过他，他其实也只是知道些概念性的东西，更深层的，他比我还糊涂。但此君讲话声音宏亮，讲革命表情严肃、神圣，论生产情绪激昂无比，很会就地取材，临场发挥，也没有哼呀哈呀的那一套。所以工作组撤退的那一年，他就留下来做了我们的党委副书记，成了我的直接领导者。从此，他也就从一个普通的党校文化教员，一跃成了县团级干部了

——这无疑给他带来极大的荣誉！

于是，他忙下忙上，表现了极度的革命热情，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不讲无原则的话，一切行动围绕着上级指示和党委的中心工作。他找人谈话，宣讲革命；他开导、教育失迷者，语重心长。他的内心似乎燃烧着一团无尽的革命烈火，因此，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十分神圣。他的人格和精神世界似乎也被他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讲演的成功推到了一个崇高的地步，所以他力求以一种崇高和神圣启发别人，教育别人，显示出极高的原则性。他什么事都想管，人们便什么事都找他，终日忙忙碌碌，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了。厂长还没有拍板立案的事，他首先要“原则”一番。结果，弄得人们都不知道该不该找大权在握的厂长问一问，谈一谈。于是，胆小的就退怯下去，怨命不好；有胆大的不信他的“原则”，便找了厂长，厂长竟然不顾他的“原则”给人家解决了。被他“原则”了却又被厂长解决了的人，走出来免不了得意忘形地挖苦他一顿，说：“你不是说不符合原则吗？厂长怎么就符合了呢？厂长没有你的水平高，不知道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吧？”他于是不好意思的笑笑，嗫嚅着说：“原则就是原则。革命就是革命，含糊不得。”——慢慢地人们都知道，他只是个讲原则的人，不是个解决问题的人。

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在厂长那儿解决不了问题的人，就常跑到他那儿去寻找“原则”。再后来，又不知道是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的人们又把他变成了撒气的对像。于是不久，他的办公室就成了攻击现行的领导和政策的场所，人们当着他的面，或挖苦某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和行为，或当面指责他的毫无意义的原则。局势发展到这个时候，别人说什么，他也只是笑一笑，再说不出什么“原则”的话，听命没有解决问题的人撒泼发赖。于是，他在撒气发神经的人走后，常对着窗户骂一句：“哈（他）妈的，这叫什么事？”便匆匆走出来到厕所撒一泡尿，关了门，下班走了。

从此，他就很有些阿q的味道了。

从此也很少有人找他解决问题了；想找他的也都是想发点牢骚，泄泄肚里的怨气人。终于，他从一个讲原则的人变成了人们眼中的一个多余的人，不久，他便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无所事事了。

人们见他退下来，便有些高兴。原先被他的“原则”挡下来没办成事，而好时机也已错过的人，便公开骂他老混蛋了。他知道时世变了，不如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讲原则了，他只的装听不见，笑笑走开。但那时侯，据人们说他的耳朵已经聋得听不到什么声音了！究竟是真是假，谁也不清楚。我因为和他有几分交往，深表过同情，他便和我躲躲闪闪地说些实话。

我曾经私下证实过，耳朵确有问题。但骂他的话还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只是不作声罢了——也许对于他装聋作哑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我曾想，人若弄到这种程度，其悲哀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以后，他再也没有在什么场合讲过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眼看着就要到退休的年龄，三斗小米带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发愁得他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老革命不仅仅遇到的都是新问题，他还遇到个老问题！

我曾细细的想过，如果到此打住，王魁无疑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了。他是被一种不切实际的东西抬起来，在现实生活面前又重重地被摔了下去。据我所知，很多有文化的人，有知识的人，遭受此待遇后便一撅不振，便“悲剧”下去了。但王魁毕竟是王魁，老革命毕竟是老革命，他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以极端的行为面对现实了。

那一年，厂里要找些烧锅炉的农民工，他听说后就把他们村的亲戚朋友找来一大批，自己暗中做了他们的工头。两个月后，亲戚朋友联名向厂部告状，说他克扣亲朋好友的工资，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他拿着那告状信看了一眼说：“哈（他）妈的，什么亲戚朋友——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我曾想过，当年他之所以要三斗小米不要解放币，完全是一种懦弱的心理造就的。

莫非果如一位哲学家讲的，懦弱是残忍的母亲吗？

真的，我老感到，懦弱的人总想在生活中找到一种万能的东西，把自己打扮的崇高、神圣，以便能同一种不想屈服的实力较量！然而，世间哪有这种万能的东西？若是最后败下阵来呢，他会毫不犹豫地丢掉原先的一切面具，向他的过去的圣洁和崇高进行残忍的反攻倒算！

是的，王魁退下来以后，他丢掉了所有的面具。他不计他曾是党委副书记的荣光，变得敢于向任何人低头，向任何事清算了——只要能获得实际利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