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积极的结论》里说到：“朋友送我一本自著的书，是关于昆德拉的。其中有一段引述昆德拉的话说：前苏联，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使我感受到了来自真实和幽默两方面的挑战。假如你说，昆德拉在教人识字，那是不对的。他不是干那件事的。至于说这话有何特别的寓意我没看出来，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不愿被人当作笨蛋……另外，书里常常提到“某种主义”，既没有特别的寓意，也不逗。”引这么长一段话，原因无非是内中所述确实是一个费解的谜，转述难达其意。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揭开谜底却原来这么简单：“向我这位朋友当面请教时，她就气得打噎。原稿里‘前苏联’那一段很长而且妙趣横生，被压成了这么短（既然被删了，我也不便引），至于某种主义，原是‘极权主义’，这都是编辑做的工作。”这种任何作者都痛恨的事,编辑为何竟冒大不韪而为之？王小波没有正面回答，但否认了进行删改的两种必要状况：“此种修改和删节，既不是出于真实，也不是出于幽默感。”看来，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具讽刺意味的是，收编着该文的《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杂文自选集》①也巧妙地做了一回这种“工作”。《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中说“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引文中“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一句，到了《我的精神家园》一书，竟然不知所踪。对照《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②一书所收该文，则该句明白无误出现。为谨慎起见，查该文首次发表的刊物《读书》（1995年3月），亦赫然可见该句。

这是一句很刺耳的话。

是因为“刺耳”而遭被删削的命运，还是排版疏忽导致的错漏？撇除技术因素，能选择的就只有前者了。

这一回是谁做的“工作”？编者（既然是“自选集”，则该是作者本人）？出版编辑？审查机关？

答案只能推测。以王小波“思想自由，独立精神”的思维品格和生存状态来看，这一句颇具批判精神的话语恐怕不会惨遭生产者亲手屠杀吧。

可悲的王小波。

被背叛的王小波。

注释：

①《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杂文自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6月北京第一版，1997年10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②《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北京第一版，1997年10月保定第一次印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