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可怕的风暴过去了，留下的虽是残枝败叶和满目疮痍，可贵的是有一段相对的平静。1958年6月进入紧张的毕业复习考试。这种熟悉的生活渐渐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快活，希望重新在心头跳跃。我以为一切都将过去，就象旅途中难免会跌倒摔跤，即使鼻青脸肿，目标依然存在，重要　的是爬起来继续赶路。我不敢怠慢，比以前更懂得珍惜时间，最后以各科总平均九十分点六的成绩毕了业，其中数理化的成绩都在95分以上。

七月份到泉州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不用说的，蛮可以被录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那时几个在“鸣放”中“表演突出”的同学都没有信心等待发榜，个别人没有参加“高考”就到外地去找工作了。我却不然，始终不相信那件事会跟“高考”发生关系，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自己准能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地球化学系。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把行李都准备好了，打算一发榜就去报到。

现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美好，我太天真了，愿望与努力终究敌不过政治的险恶。其实我们还没有参加“高考”，学校的鉴定已注定我是不会被录取的，而我还在痴情地盼望着。

8月14日是规定发榜的日期。一早，我就守在家里，焦急地在房间里等着，有时受不了就躺在床上静听一颗心在怦怦地跳。宣判的时钟不停地嘀嗒嘀嗒响着，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刻，叔叔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一份“通知书”。他上楼来，声音颤抖地对我说：“是落取”！突然，我的心停下来，接过“落取通知书”看了一遍，似乎还镇静了好一会，但很快就象丢了魂一般，感到身子轻飘飘似在太空中飞行，脑子里一片空白，说不清周围是些什么。我盲目地在房里来回走过一遍又一遍，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一会儿我无意识地冲下楼去，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爬上来，不知道做什么好。妈妈和叔叔都为我担心，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出他们以为我疯了。我只好极力抑制住自己，反过来安慰他们：“考不上大学没关系，能有个工作也好。”我真想立刻就去工作，好把这一切都忘却。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突然想唱支歌，希望歌声能驱散心中的郁闷，可是声音那样嘶哑，唱上一段就没有兴头接下去。我又想吃点饭，希望食物能填补身体的空虚，可是吃了一口又没有味道，牙齿也使不上劲。妈妈看我这样，坐在一旁偷偷地流泪。我觉得不能呆在家里，免得他们和我一样难受。我决计跑出去找同学。

同学中有不少人已接到录取大学的通知，听到我“落取”的消息都表示怀疑，说我撒谎。后来有两个想安慰我，反而使我刚静息了的悲伤又酸溜溜地涌上心头。大家最后提议去看场戏。坐在戏院里，我尽想往后的事，对台上在“改天换地”一点感觉也没有。回家时，他们陪我走到东街口的岔道上。我握过几只滚烫的手，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醒悟到自己从此走出校门，结束学生生涯，我比他们更早步入社会。我不禁感到担心害怕，到处是陌生的人，陌生的东西，未来的道路不知通向何方。我不安起来，一颗眼泪早已悄悄溜出眼眶……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去找班主任。他故意露出惊讶的样子，却又说昨天他知道我“落取”就跟校长谈过，校长对我考不上也感到“奇怪”，不会是由于“鸣放”、“整团”的问题，学校没有对“招委会”表示过另外的态度等等。后来他叫我安心等待上级分配工作，说有工作跟上大学还不是一样，能在工作中干出成绩来，成个“土”专家，还怕没有机会上大学？

班主任象哄孩子一样。我当时却信以为真，并老老实实在家里等待上级给我分配工作。那段日子生活无聊极了，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看书，除了看书又是睡觉。而无论是吃饭、看书、睡觉又好象是多余的。有时独自一人跑到山坡上呆呆地坐了好半天，让微风抚摸我的脸，吹平我不该早有的皱纹，带走我心头的烦闷，我会得到片刻的安宁。待到夜色降临，我又来到溪边徘徊，听流水声潺潺，我回答不出她的问语。那时田野里沉寂了，天上的月儿矜恃，星星一闪一闪地过于靦觍，她们好象看到我就感到可羞；故意要把脸儿藏起。一切又都是毫无生气，我感到寂寞无奈，象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在风餐露宿中靠浪荡和幻想来打发日子。唯一的乐趣只是回忆，把少年时代的一点一滴都再现出来，然后沉浸下去，使自己能忘却眼前的不公。

老同学上大学去了，我不得不结交街道上几个格调不高的新朋友。我恨这些人又舍不得这些人。他们老是吹嘘自己多么有本事，唯他们是这里的优品，连自己的缺点错误，只要是“与众不同”，也要到处去宣传。只要一个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从眼前走过，立即成为他们攻击的话题，在背后爆发阵阵狂笑声，仿佛他们真的高明无比，别人都一文不值。我常常从心里感到厌恶，可是除了他们，我再没有别的地方，别的朋友了。而且也喜欢听他们讲一些奇闻逸事，因此还是常常跑去跟他们一块消磨时光。

家里人不允许我这样，反对我整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大家对我的“落取”象是犯了极大的过错一样忧虑，一再追问为什么会考不上。他们的猜测令我难堪：“是不是态度不好”，“一定是没有跟干部搞好关系”，还有“鸣放”的罪过。他们的话也许不无道理，我却不肯承认。既是考试，就应该按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怎么能跟“态度”、“关系”、“鸣放”扯在一起。我实在听不进去，心里烦躁，越发变得态度不好。

我何尝不感到痛心，国家培养我十二年，我还不能符合国家挑选人才的要求，这不光是我个人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但为什么“落取”？我也说不上，难道我考得不好？这不可能。多少比我学习差的同学考上了，其中两个还是在我帮助下才勉强毕业的，也考上了。那么，是政治上的原因？我真不愿这样去想。直到后来才知道：学校人事干部早就在考生报名表上，根据各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政治表现等条件，按甲乙丙丁分类。也就是说，能否考上，可以进哪一类学校，早就判定好了。考试成了蒙人的手段，成绩不是主要的，甚至是无用的。可以说能否上大学是由别人来安排，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这种以所谓“政治条件”取生的做法，始于1957年的高考。那一年先是推迟发送通知书的时间，后来是出现考生接到的通知书出了许多“差错”：有的收到的是某大学的，但信封里装得却是招生委员会的“落取通知书”；有的信封是招生委员会用来装“落取通知书”的，却装得是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的是信封上的大学与录取的大学不符的。看来这一切都是在瞬间改变的，仓促的连信封都来不及更换，据说也有个别“漏网”的。到了1958年的高考，已是正正规规进入“政治选取法”，一个也“跑不掉”。

知道这些，我实在无能为力，心里也乱得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又得不到，我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散慢，作为旧社会没落青年象征的颓唐、苦恼、彷徨，一时都在我身上出现。呆在家里什么事也不想干，日记也懒得写，到街上去就想跟朋友上馆子。什么意志呀！修养呀！全不顾了。整天象一个放荡不拘的醉汉，再没有什么规则可以约束自己，再没有什么目标能够鞭策自己。我开始到处找低级趣味的书看，不时去翻弄邮票和火花，以此打发光阴。更可怕是染上小市民的庸俗和自私，同朋友计较花钱多少，跟家里人评评比比，动不动发脾气，一点礼貌也不顾。

在家里，还时时要面对一种不良教育的煎熬。大家不理解我，不给我一点帮助和安慰，不替我想想办法，只会埋怨和指责。我开始讨厌这个家，尤其对母亲那套教育法感到愤怒。正是这种不良教育把我变成一个懦夫和政治上的白痴。造成我人生道路上不可避免的悲剧。

我看到弟弟在重演我小时候的生活，母亲照样在骄惯他。我为弟弟的前途担忧。他整天跟在别人后面到处玩，家里的劳动一点也不干，还要挑吃捡穿，稍不如意就任性，又十分脆弱，将来一定经不起摧折，只有好胜心特强，这可是灾难的根源呀！母亲看不到这种危害，处处护着他。有时我想教育弟弟，只要他一哭，母亲就心疼，说是不用我管。我告诉她不要把弟弟宠坏了。她却说过去也把我惯坏了，我毫不犹豫地说：“对，是你把我宠坏了，让我养成许多坏习惯，如今想改又改不掉，我为此苦恼，你还不吸收教训，又要把弟弟宠坏。”也许这句话刺伤了母亲的心，她大发脾气，骂我不知好歹，骂我不孝。我憋了一肚子气，不愿再说了。母亲以为她的母爱受到挑战，心里十分难受。弟弟又不明白我批评他的道理，反因母亲的袒护感到受委屈。我伤心透了，这会使许多人成为废品，只因为是出于崇高的母爱，做儿女唯有退让、妥协。

有一天我想跟母亲好好谈一谈。母亲一向默默操持家务，从来不跟我们谈心。我也很少在口头上表示对她的爱戴和尊敬。那天我先说了自己在学校里的天真幼稚，才会“大鸣大放”召致“落取”，希望她以后严格教育我们，不要尽让着。有好的东西妈妈也要吃。不料母亲误解我的意思，没等我把话说完就嚷起来：“难道没有给你吃吗？弟弟年纪小，我多给一点不可以吗？你过去一人在家霸道惯了，现在甭想。”我一听涨红了脸，不知该如何解释，态度也变得十分生硬，加上早已积存的不满，竟以为到了非跟母亲的旧思想决裂不可的时候。我站起来发疯似地把椅子踢开，把桌上的东西全扫到地上。母亲骂声不绝，动手要打我。叔婶们听到响声赶过来，一致说我不对。我不肯认输，母亲更不让步。后来叔叔硬把我推走。回到房里，我伤心地哭起来，自己原是一片好意，母亲竟这样理解我，简直跟校长一模一样。不够我心里却轻松许多，象是尽了责任，对所恨的出了气。我一点不后悔，也不怕邻居说三道四。我觉得自己是在跟不良教育决斗，向旧观念开火，也为我的“落取”讨回“公道”。

我理直气壮地躺着。祖母却慌坏了，以为家里出了严重事件。她到房里来，一再劝我要温和忍耐，几乎在祈求我不要跟母亲吵嘴。我又平空增添一层烦恼。这家实在不是我呆的地方，它教坏了我，又来指责我。这家已成了我精神上的牢房。只有到外地去，到任何别的地方去，我才能按自己的意愿改造自己。叔婶们也来了，他们只知道责备我态度不好，没有人能看到这当中有无私的爱。他们的劝告枯燥无味，没有一句能解除我心头的烦闷、更没有给我指出一条正确的路。

母亲唠唠叨叨还在骂，打从我“落取”之后，她就对我不满，怪我没出息。我极力把耳朵掩盖起来，免得听懂她的话，我知道自己有错，可这样骂个不休，我就是想改也改不下去。我多么希望能过一种友爱、平等、和睦的家庭生活。母亲总不能合作，弟弟又不买我的账。我受了刺激就盲目地恨母亲、恨弟弟、也恨自己。我成了恨透一切的罪人。在恨的当中，我又有极大的爱，我的粗暴行为正是为了爱的目的。母亲又怎么能理解？我曾想早一点出来工作，分担父母的忧愁，我担心父母的身体会一天天衰弱下去，等不到我孝敬他们的时候。也许做父母的总希望子女比他们强，有出息。一旦发现子女具有他们的劣根性，心里就不高兴，还因为深知这些弱点的为害，而要加紧铲除，但很不得法。做子女的看到父母这样也不痛快，认为自己的缺点是受父母的影响，怪父母的不明智。我知道父母的爱是真挚和热烈的，就是打骂也是为了爱。可子女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却为父母所不理解，唯一妥协的办法，只有忍受、忍受所有无理的爱。

父亲知道我“落取”，特地赶回家来。他不常回来，每次在家总象做客一般。平时，我很少向他谈及个人的学习生活和心里的烦恼。这次他主动找我谈心。他说“大鸣大放”时，叔叔曾到学校找我的班主任，了解我在学校的表现。可是当时我就是不听他们的劝告。父亲列举不少例子说明凡事应谨慎小心，以免招惹是非。照他的说法，做人只能委屈求全，迎合别人的心意，不管真理事实，谁是谁非。我感到精神上抑郁得要哭出来。父亲从来不说一句人是虚伪狡猾的。他总是要我勤勤恳恳，服从领导。其实正是“服从领导”才导至“鸣放”的事发生。我心里难受极了，为了尊重他的好意，我只好带着苦笑呆坐着，默默地忍受，就跟他是拿鞭子在抽我一样。

我知道父辈们的一言一行都在瞻前顾后，他们总想通过安分守纪，忠厚老实去博取别人的欢心。为了能相安无事生存下去，免遭攻击，不惜以胆小为资本去获取别人的同情和赞美。他们最怕触犯有权者，怕有权者发怒，从来不敢对无理表示抗议，更不敢为真理去撕杀。他们对我的“落取”不敢说句公道话，不敢表示抗争。在他们眼里，当权者永远是对的，即使他如何暴戾恣睢，也只有忍受服从。父辈们不敢得罪别人，也害怕别人得罪自己。受到欺压，先要“自责”，再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企图安慰自己的怯懦，为意志薄弱开辟道路。其实现实中许多时候善恶报应是颠倒了黑白的。也许父辈们只能当奴隶、不能做主人。离开了有权者会急促不安。尤如长期被樊禁的鸟儿，失去觅食的机能，只有靠主人恩赐的一点食物过活。一旦放它到大自然中去，便左顾右盼，感到陌生和危险。唯有等待主人把它再次关进宠里，才又吱吱高叫，仿佛聪明无比。听到别人称赞几声“善良老实”，就心满意足，以为是最高的嘉奖。殊不知别人是多少带有几分看轻的意思呢！

看着父亲满脸的皱纹，我感到痛心。生在这样的家里，只能象他们一样软弱地偷生，忍受胆小怕事的奴隶教育，不情愿地接受他们的人生哲学。不能有丝毫的反抗，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爱”的招牌里出来。他们并不知道，这只能将一个人推向一条昏庸无能的死胡同里去。父母的不明智，作儿女的只好受罪。我想，只有离开了他们，才能有所作为。一切好品德，好能力都是在独立生活中培养出来的。从我知道的许多有成就的人中，不少人从小失去父母，或离家出走，这绝不是偶然。脱离一种依赖，唯有挣扎和奋斗，老是长在父母的褓襟里会毫无锐志。我曾想过不顾一切地投入社会的斗争中，我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父母要为我不安，我就怎么也不敢再向前迈出一步。只有被襟固在原地，让理想、斗志逐渐腐烂、消失，而后再来悲叹、悔恨。

父亲翻来复去还是那一套老实做人的学问，简直一再拿话刑罚我。不知他对我讲了多久，我唯有装成懊悔的样子，心里却在思考如何赶快结束这场干瘪的谈话，直到他走了，我才在心里可怜起他来。

父辈们希望我前途无量，这片好意我一定领情。可是他们老是用过去的观点来说教，我很难接受。他们会认为我骄傲自负，缺乏虚心。也许我在言谈中总是直率地毫不含糊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不留余地。其实我很清楚自己的缺点，也明了自己的优点。只是我认为是缺点的，他们倒以为是优点，我认为是优点的，他们却视为是缺点。他们以为劝告就是教育，老是“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结果只能叫我走投无路，最后干脆不听，固执地朝一条自认为正确，也可能错误的路走去。“鸣放”的教训就是这样。我想，要是能遇到一位长者，在他青少年时代，也象我一样天真幼稚，充满理想和希望，又象我一样任性，不听从“劝告”。他因此走过坎坷的路，尝遍生活中的苦甜酸辣，懂得人间的冷暖饿饱。这样他一定了解我此时心里想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他的劝导才是指南针和灯塔。为此我也看了不少青年修养的书，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一本《如何培养意志》我不知看了多少遍，只要发觉自己意志薄弱，情绪低沉，就立即打开它，给自己再提一次醒。我认为培养一个人坚强的意志至关重要，需要战胜自己，也需要战胜别人，它跟专制和暴力毫不相干，是与正义和善良结合在一起的。在有理想有智慧的社会里，人们提倡个人的意志。在特权至上，专制无理的地方，只有培养虚伪和诡诈，因为做一个贪生怕死的奴才是无需坚毅的性格，只要惟命是从就可以达到。

时光一天天流逝，工作依然无影无踪，我惆怅万分。我们几位“落取生”曾询问过几个政府部门，请求安排工作。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安心等待吧！有工作就通知你们！”工作其实很多，就是不“通知”罢了。又听说上面对我们这一届“落取生”有过指示，暂不分配，看以后谁表现好了，谁先给安排工作。但怎么才叫“表现好了”呢！我们中有的人已变得十分胆小慎微，每次到县文教科去，连大路也不敢走，有时还特意赤着脚，穿一件“朴素”的衣裳，说话低声下气，简直在哀求乞怜。听到不分配的话，象是被判了死刑，一点力气也没有，还自我作贱地说：“当初要是不报考就好了，现在考不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有问题的。”说来真叫人寒心，正当我们处在朝气逢勃、浑身是劲的时候，却只能这样去瞎撞和等待，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这跟浪费钱财粮食，跟图谋自杀有什么两样？一个想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的人得不到工作，难道我们都成了“四类分子”不成？

“落取”之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看法越来越离奇，大家冷眼傍观，害怕同我们接触，象逃避瘟疫那样岐视我们，好似我们都是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可是我自己一点不知道，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

也许我一向天真幼稚，不闇世事，不但没有从“鸣放”中吸取教训，还继续对别人存有幻想，以为政治也会讲仁慈，上级会爱惜我这个高材生；以为“落取”是有意对我进行考验，最终会把我放到该去的地方。八月下旬，我怀着可笑的愿望，又报名参加泉州大学的招生考试，这原是“大跃进”中新办起来的大学，对考生成绩要求本来就不高，可是我还是接到一份“落取通知书”。我开始对“政治”有所认识，回顾自己的无知，醒悟落到如此地步的真正原因。

记得有一次全县开展除害灭雀运动。当时大家只知麻雀吃粮食毁坏庄稼的一面，没有考虑到它同时也吃害虫，功大于过，硬把麻雀当“四害”之一，意图除尽灭绝。他们动员所有城乡居民在各家屋顶上敲桶打盆，呼喊追赶，使麻雀没有歇息的时候，最后从空中跌落下来，或赶到机场去，那里撒着大量毒饵等待着。为此县里专门成立“灭雀指挥部”。运动开始的第二天，我看到事情并不象宣传的那么热闹，许多居民没有行动起来，麻雀乃在各处欢快地吱叫着。那时正值“整团”后不久，带着被“洗礼过”的脑袋，认为以前对政治运动不关心，如今再不能袖手旁观。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县“灭雀指挥部”，指出这次运动还有“死角”，建议对没有行动起来的居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比如扣押粮证，这是当年最流行的惩罚手段。想不到隔了两天，一位街干部到我家里来，说麻雀全飞到我们屋顶上了，我家成了麻雀庇护所，要赔偿麻雀所吃粮食的损失，就把我家的粮证带走了。我不知道这是普遍对待，还是因我的“关心”而得到“请君入瓮”的结果？当年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只想听恭维的话，任何对运动说三道四都成十足的蠢货，受到打击报复也是活该了。

又一件是离校前一天，出自对母校的热爱，对教育的关心，我又自作聪明写一封信给校长。感谢学校几年来对我的培养，同时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以“整团”后自新者的态度，指出学校中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个别老师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希望校长遵照毛主[xi]的教导，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这也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论调，通过“整团”，我深信不疑的。可是校长后来却对全校教师说：“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毕业生写来的。这个人表面上说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在污蔑社会主义学校，攻击党的领导。这个人在“大鸣大放”中曾猖狂向党进攻，说我们拿立场压人，‘整团’后又不思悔改，继续玩弄资产阶级花招。说明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这种人就是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当我听到一位老师好心的劝告时，心里一惊，校长又分明指的是我。这又是我一片忠心的下场。我不明白校长为何这样理解我那封信的动机？我更不明白，“整团”时大家批评我、指责我只读书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当我觉悟了，开始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不保留地把个人意见献给党，献给人民，以示对党对人民忠诚不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难道“整团”的真正目的只是叫我凡事装聋作哑，不可随意说话，并不在乎我说的对不对。当时有些人就是善于怀疑别人，“提高警惕”地把好心人当成阶级敌人来打。他们从来不敢去信任一个所谓有“问题”的人。照校长的推论，应该是我对党不满而积极“鸣放”，受整后必然心怀怨恨，伺机进行报复。所以我这种近于“反常”的举动，在他看来便是“狡猾”，“伪装”的表现，是“继续在同无产阶级较量”。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一种由强调“阶级斗争”得出的结论，又不善于按毛主[xi]的教导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知道因此坑害了多少无辜的群众。这种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列主义，而习惯于用封建专制和家长式的观点来解释马列主义，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

当时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没有信心，甭说升学、工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觉得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别人随时可以拿来吓唬我、打击我。“落取”之后象是进入一个“社会看守所”，等待我的只有岐视和侮辱。

为了赚一点零花钱，也因为呆在家里太无聊，“落取”后我曾经跟几位朋友一块去给建筑工地推车运沙做小工。一天劳动所得，每人大约一元多钱，扣去车租，点心钱，也就所剩无几了。我们对赚钱多少并不在意，反正无所事事一样是受罪。还因为劳动的时候，说说笑笑，要干就干，要停就停，不受别人的制约，精神上愉快多了。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但是，我始终觉得不能这样“幸福”下去，这种无所作为的想法不应该是属于我的。想到国家的科学事业，想到自己的聪明才智，一颗激荡的心怎么也按捺不住，我仿佛浑身有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没有发挥出来，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怎么可以如此自私，只顾眼前的偷闲和“幸福”。藏着自己的才能不用在社会上，对人民来说是有罪的。

而且生活伴随着年青人需要的爱情也时时在骚扰我。一天我照样拉着一辆板车从大街上经过，突然在电影院门前，一个熟悉的身影闪入眼帘，是小时候同桌的女同学陈茉莉。她正跟一位朋友在热烈交谈，穿着一身浅青色的连衣裙，苗条动人，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看在她朋友的身上。听说她正报名要去当电影演员。我十分忧郁地看上一眼就匆匆地走开。想到自己“名落孙山”，想到眼前处境，觉得自己十分龌龊，生怕被瞧见，拉着板车赶紧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老实说，“落取”后，我曾经想交个女朋友，这并非想恋爱结婚，而是要抒发自己对青春的感受，和异性朋友交换对生活的看法，希望女朋友帮我改掉身上的坏脾气，坏习惯。就象一部高尚的书能照出我心灵上的污秽，迫使我改变旧我一样。可是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爱呢！相比之下，自惭形秽，将来就是要对她说一声“你好”！恐怕也不可能了。

我该怎么办？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十分痛苦地在心里呼唤：“救救我吧！如今正是开拓，发展我智慧才能的大好时机，我却在彷徨，在虚度年华，让结实的身躯关在房里发霉，用充沛的精力去做一些毫无价值的事，这样的生活太残酷了。”

当时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看书，这是我一生的爱好，没有书读，会象口渴找不到水一样难受。一段时间惊险小说泛滥，为了寻找刺激，我追逐过这一类书，从中学到逻辑推理的方法，却使自己的神经往往处于过度敏感的状态。丰富的想象引发无端的猜疑，导致后来因集邮通信一事而自找麻烦。

不久我对惊险小说厌倦了，又把兴趣转移到科幻小说方面。一下子我把图书馆里的这类书给扫空了。这方面的阅读充实了我的知识，让我看到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和一个充满奥秘的宇宙。觉得有许多科学难题正有待人们去探索，而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利用实在是太少了。同时也知道人类的幻想不是不可实现，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科学家太了不起了。可是对我来说，这只能是“望梅止渴”。除此外我最喜欢读的书莫过于鲁迅的作品，那是百看不厌，反复阅读，始终回味无穷，往往一边看一边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鲁迅就象是一位高名的医师，准确无误地剖析历来存在于国民中的精神病态，有力地鞭笞了没落的人们。在表面是尖锐刻薄的冷讽热嘲中，隐藏着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在黑暗的旧中国，鲁迅宛如黄山顶上的迎客松，傲然不群，身临峡谷，面对鬼石，经受风霜雨雪、炎热酷暑，始终热情地伸出双臂，召唤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对每一张渴望求知的脸喋喋不休，吟唸他的教诲。每次读着他的作品，总觉得他就在跟前，严厉而亲切地教导，我便感到自己十分不足，感到他在紧紧摧逼，而眼前的处境更让我焦急万分。

“落取”对一个有志青年的打击是一生都抹不掉的。当然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学。如果平等竞争，大家毫无怨言，要怨，也只能怨自己。而那种以所谓“政治条件”为前提的选取法，太伤人心了。人为地把青年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且是根据某些人的主观臆断，这太不公平了。这样的社会怎么还有进步的希望？那些被扼杀在土壤里的幼苗，比起被摧残的花朵，更加可怜兮兮，他们甚至连一个成长的机会都没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