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国民经济出现危机，许多新办的工厂纷纷“下马”，不少单位开始“下放”人员，要把“大跃进”中张大胃口吞进去的，又一一吐出来。这一次的对象主要落在那些所谓“政治上不纯”的人身上。

我当时参加工作仅一个多月，且是没有经过街政府的“证明”就进来的。心想，一定会被撵走。教师工作我虽不在乎，这样出来却不光彩，会比当初没有进去更糟，更要受到社会的岐视。精神上也会再度受到沉重打击，这比肉体的痛苦强过好几倍。肉体的痛苦是片刻的，精神折磨却是长久的。我心灵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怎经得起又一次伤害。突然，我跳起来，瞪起双眼，咬着牙，再也不能无所作为地任人宰割了。我要抗争，要表白自己的无辜。

我毅然拿起笔，给国务院办公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把几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连同郁结在心头的话统统写出来，把历年在校学习的优异成绩单，还有屡次高考“落取通知书”一并寄过去。我相信中央是明智的，能分辨出是非，鉴别好坏。我在信中强烈地表明自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热血青年，有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想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而无形的枷锁却把我紧紧束缚，使得一身力气怎么也发挥不出来。我一再地向他们呼吁：解放我，让我参加到建设者的行列中去，我要工作！工作！工作！

后来很可能是这一封信感动了上苍，起了不小的作用。学区党支书通过校长转告我说，他看过我的学业成绩单，知道我读书不错，要我安心工作，好好干。可见我给国务院的信已转给地方。我也因此没有被“下放”，而且在1961年8月我高考再次“落取”后，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破格把我从“代课教师”转为“试用教师”，薪金也增加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第一次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到了1962年，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灾害，导至三年“困难时期”。教育部为了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教育事业，一方面裁并五八年以后新办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一方面精简教职人员，开始更大规模的“下放”人员。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了业，“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去了。当时划了一条所谓“五八线”，即各个单位凡是1958年以后从社会上吸收进来的工作人员，不论正式工或临时工，一律“下放”。我所在学校，一位教导，还是共[chan*]党员、复员军人，被“下放”了。另一位干部妻子，已是正式教师，也“下放”了。两位跟我一样的“试用教师”，早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想，这次再也不能幸免。果然，校长最后一个通知我：“你被批准‘下放’了。”一下子我象堕入阴森的时空隧道，身不由已地在空中飞快地旋转。往日失业，苦闷，空虚，无聊，颓唐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我无力地跌落下去。为了活路，为了不重蹈复辙，我不再文质彬彬去乞讨别人的善心了。我发疯似地跟校长吵了起来，提出一个个疑问：我没有申请，哪来的批准？我要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就落不到“五八线”，难道多读三年书反而有害？读师范的出来工作属“国家分配”，读“普高”的属“社会吸收”就要“下放”，可当年“中考”录取，还是成绩好的上“普高”，这也有错吗？校长苦笑着说，他本人毫无办法。这是上级的规定，他自己的爱人也被“下放”了。我坚持不肯盖章领取“下放金”，把三个问题又掷给上一级领导，才愤愤地回家。

我又象一个流浪儿感到无依无靠，脚下是个无底洞，不知何时才能落地。周围的人都已“下放”，我孤立无援，感到绝望极了。转眼到了八月底，校长突然到家里来通知我去学校准备开学上课。就是说我被留住了。我若痴苦狂，生活又变得实实在在，看得到，摸得着。原来并非我的强硬态度使上级改变了主意，而是内部另有一条“留强弃弱”的政策。我当小学教师虽说是初出茅庐，前后也就两年时间，但在教学上已有一定的独创。县教师进修学校曾派人多次听我讲课，反映良好。学区领导听取他们的建议，把我留住，我是全学区被留下的三个特殊教师中的一个。

就这样我保住了一个不大情愿干的工作，仅仅为了每月二十八元薪金和较为安定的生活。在“困难时期”只能买到二十八个“高价饼”和被人瞧不起。我仍然感到欣慰，在生存搏斗中我再一次取得胜利，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才能毕竟比所谓“政治红”更有用。

几乎是同时，我又接到团县委关于恢复我的团籍的通知。真可谓福星高照，双喜临门。四年来我为“开除团籍”的事一再向上级申诉，都毫无结果，直到1962年春，政府对“右派”分子进行“甑别”，我又一次投书申诉，他们才着手讨论我的问题，团县委负责人在“甑别”后对我本人表示道歉，肯定我当年“鸣放”的内容并非全是错的，“只因为说得太早”。承认当年对我的处分违反了团章的规定。我如获新生，以为是平生不可言喻的一件喜事。对前程又充满了无限希望，以为光明将垂手可得。然而不久便感到若有所失。心灵上蒙受四年摧残，这种苦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沉重的思想包袱已把我正在发育健壮的脊梁骨压成老年人的驼背，尤其我的理想和前途也跟着被开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由此失去的一切和付出的代价已是无法追回，无能偿还了。除了感叹痛惜，一无所有。

当然，能“甑别”比不“甑别”好。在当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政治上洗涮污点，排除障碍，任何事都难于办到，连在社会上立足做人都有困难。此时我的理想跟着复活了。我的眼睛又盯上大学之门。我还是不想做一个服输的人，只要政治上能过关，学科考试成绩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去达到。只要不超过三十岁限定的考生年龄，我绝不放弃考大学，进大学仍是我当时唯一的愿望。

1962年10月，我又重整旗鼓，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高考”。白天我到学校教书，备课，批改学生作业，当一名教师。晚上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习题，当一名学生。那一年的功课大多是生疏的，我的旧课本已不适用，只好向应届生去借，把新内容抄下来。一门“解析几何”以前从没有学过，就靠自学掌握它，俄语课本是新版本，许多单词必须从头识记，政治课本更是年年都在变。我把一切时间都用上，没有娱乐，没有休息。我的身体消瘦许多，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我终于把各门功课都准备就绪，满有把握地站到起跑线上，又一次等待参加“高考”竞赛。

1963年春，由于我的出色教学，在学区里已小有名气，上级把我调到一间规模较大的小学里任教。但五月份“高考”报名一开始，我还是按计划到县文教科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不料，人事股长节外生枝，对我说：“你是在职人员，想考大学必须先申请退职。以后大学录取与否均与我们无关。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这句话的含义十分明白，一旦“落取”等于又是失业，好容易才保住工作，怎能轻易放弃。

我一下呆住了，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办，仿佛走到命运的悬崖边，前头既有光辉灿烂的理想在召唤，也有充满失业困苦的深渊要吞噬。“考”与“不考”在激烈地争斗。如果我不报考，将一辈子当个默默无闻的教师；如果我不报考，我的专长将付之东流，理想永远得不到实现。而如果我去报考，就要冒极大的风险，只要一离开就甭想再找到工作。那时光本街区就有二百多位待业青年。我绝不能再回到过去的日子，那种生活我一想起就害怕。我痛苦极了，在人事股长面前楞了好久好久。一年来我克服了重重学习难关，却没有考虑到还有人为和生活的难关。我颓然地低下头，不敢跨越悬崖朝前走，却悻悻地回头选择了平坦的路，为的是能活下去。就这样，人事股长一句话竟然左右了我的命运。

事后我痛哭一场，恨自己太软弱，没有奋力抗争就白白牺牲掉自己的理想和一年来的心血。我后悔极了，我把活下去看得比追求理想还重要。

我继续留在小学里教书，后来想，不妨在教学工作上拼一拼，争取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发表几篇文章，得到上级的认可，兴许会有机会被送去读大学的。我开始阅读大量教育教学书刊，搜集相关资料，我的桌上堆放着各种“教育学”、“心理学”。我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也给《福建教育》投过几次稿。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仍深深感到自身的不足，我的个性、才智一点不适于干教育工作。我办事一向以速度快，效率高，准确无误见称。教育学生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鼓励，有时还必须让步和妥协。我总是太急躁，太认真了，欲速而不达，又不善虚构，常常无辜伤了学生的自尊。我为此苦恼，感到力气花在不当的地方，难有成效。一个人的聪慧本来就是相对的，在一个方面他是天才，在另一方面他可能是苯蛋。能充分发挥他的专长就有成就，勉强从事不适的工作，就可能徒劳无功。我的特长应该在科研方面，看看过去的同学，有的已分配到科学院，有的在读研究生。我感到自己远远地落在后面，而在中学里我至少也是和他们并驾齐驱的。想到这些，我的心老是不能平静。不管这种想法是不是资产阶级名誉地位，我首先考虑的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科学事业贡献青春，我不想浪费自己的智慧。

1964年2月，经历了一学期精神上的痛苦折磨，我下决心孤注一掷，付出真正的代价和牺牲，如此才是一个有理想有奋斗的青年。我又开始争分夺秒复习功课。为了防止动摇，针对过去的软弱，我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估计到“落取”后可能遇到的几种后果，也写出不投考将一生苦恼的警钟。决心之大，以为是不可阻挡的。

5月17日我带着一份早就准备好的“退职申请书”到县文教科找人事股长。他看到我先是轻蔑地笑了笑。当知道我的来意后又说，“我可以接受你的退职要求，至于盖章证明去报考的事，找你们街政府去办吧！”我到街政府找文书，他说我的户粮关系不在那里，他们无权给我盖章开证明。他的话也许是有道理的。我又去找人事股长，他不理睬我。任凭我苦苦哀求，始终无动于衷。我急得跟他吵起来，但是没有用，大印在他手里，拿不到介绍信就不能去报名。我气急败坏，毫无办法。

亲友们知道了，一个个出来劝阻，父亲更是气极了，各种可怕的说法冲着我。是的，即便让我去报考，天知道人事股长会在背后搞什么花招，我的个人鉴定还要经过他这一关。而政治表现在那时仍然是重要的。我恍恍惚惚过了好几天。当一个人知道，他以生命为代价的希望就要破灭，这跟遭受“开除”的打击差不多。我又象患了一场大病，周身没有一丝力气，眼看报名期限一天天迫近，我还找不到出路。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别人努力上进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再一次感到个人的奋斗是多么艰难，不是自己的动力不够，而是人为的阻力太大。我这种不合潮流的进取，在别人眼里很不乖巧，是愚蠢的举动。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的人生为何这么多舛？难道命里注定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只好又一次宣告自己的努力失败。

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没有“大鸣大放”，没有“整团”，也许我早就顺利考进大学，我想从事科研工作的理想也该会实现。在人生道路上，我本来有自己明确的目标，而且坚信有足够力量可以达到。偏偏在大学这一关不让我通过。我为此拼搏多年，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处在人生岔道口，我来回徘徊，茫然无措，不知道该走向哪一条路。

我不愿安下心来当一名教师。我又认为搞科研要有实验室，不上大学恐怕难于办到。一段时间我搜集各种科学趣闻，希望能象凡尔纳和高士其那样写一些科幻小说或科学小品之类的文章。可是心中无底，搜集十分盲目，这项工作，进行不久我就放弃了。

我转向进修外语，夜以继日攻读大学俄语课程，将几乎所有常用俄语单词都制成卡片。后来又自学英语，同样制作了几千张单词卡片，每天放一些在衣袋里，随时随地拿出来识记。我简直成了“外语狂”。每天走路，上厕所，开会或坐戏院的片刻，都在翻弄单词卡片，默念外语词句。心想，不管将来干什么，外语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我订阅了《俄语学习》和《英语学习》，能看懂一些通俗的外语读物。可是一年后，遇到一位在大学教书的同学，他告诉我，他们那里有懂得五国文字的人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这无疑是一桶冷水，我心里凉了半截。一个人看不到努力的远景，学习就没有劲头。终归又半途而废。

就这样，我象一个醉汉，缺乏冷静的思考，稀里糊涂朝前走，东碰西撞，由一条生路折向另一条半生不熟的路，还没有到达终点又中途离去。我为此苦恼，感到心神不定，连看书也不知道看哪方面的，是科学、教育？还是外语、文学？我老是担心白费劲，我又怕闲着无事干。我始终是一位不甘心平庸的人，雄心勃勃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因此我象一只斗败的公鸡，不停地责备我自己。

总结失败的原因，应该归咎于缺乏恒心和锐志，没有坚强的毅力将事业进行到底。又急于求成，希图一蹴而就。

为了重先鼓起勇气，我在房里贴满了名人的语录：

“大石烂路，勇者视为前进的阶梯，弱者视为行程之障碍。——普希金”

“我常常重复这句话，一个人努力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于社会就更有效果。——高尔基”

“伟大的毅力只为伟大的目的产生。——斯大林”

……

那时，我需要不时有一股动力，否则一放松，就可能安于现状，变为一个庸碌无能的人。当然，名人名言只有真正体会它的意义，才能发现它的价值，变为有用的座右铭。否则，只是一句空话，就象面对先进的车辆，不懂得驾驶，再好看，也前进不了。与此同时，我又读了不少人物传记的书，想了解名人是怎样走过人生之路。他们好象都不是一帆风顺，多多少少受到当时统治者的压迫和排挤，象中国古代的几位诗人，外国的安徒生和高尔基童年就很不幸。但是他们都有非凡的才干，有的还有完美的人格。我因此非常失望，怀疑他们不可能没有缺陷，甚至也有卑劣的一面，由于人们对他们的爱戴和尊敬，故意把它藏起，并不是他们完全的真面目。对还在人生道路上彷徨的青年来说，这只能是个打击。他们多么希望看到一个先例，来增强自己的信心和勇气。要是有人对他说：“放心吧！我在你这样的年龄也是胡闹的，但我终于闯过来了。”那么这青年一定会毫不犹豫去争取属于他的未来。当时我看过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回忆录》，书里就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列宁的一生。既写了列宁的伟大高尚，也不回避列宁的缺点错误，这不但没有损害列宁的高大形象，反而增强人们对列宁优秀部分的信任。我想只有那些经历狭隘的人，才会对伟人的缺陷感到美中不足。每个人都不可能没有瑕疵，伟人也不例外。有关人物传记只有真实，全面，客观，才能让人们对名人有正确的评价，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

后来又经过一番痛苦的摸索和徘徊，我终于发觉无法逃避自己的职业，我只能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确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文学是一条并行不背可供选择的路。这方面我没有特殊的表现和自己的专长。学生时代除了完成老师的命题作文，几乎没有再写过别的文章。也许因为喜欢看书，多读一点的缘故，一些同学总以为我会写。其实仅仅在学期初的头一篇作文，老师叫学生写一写“假期中的生活”或“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样的作文我写出来总能得到老师的称赞，当作范文念给同学听。在我是因为假期中确实有“生活”，有一件“有意义的事”。照着生活原来的面目和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来，却没有想到会成为一篇好作文。往后的命题作文就不行，和数理化相比，我对语文这一科最感不足，成绩也较差。

我想过自己可能是写不好的，我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写出一部怎样的作品。我自己还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怎能设想我的文章可以教育别人？我几度怀疑过自己的打算，否定这种选择。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要把我所爱的，所恨的，希望于人类社会的，全写出来。要揭露那些虚伪的人生，要讴歌崇高的美德。还由于自身受到不良的家庭教育，我要父母们克服自我，切实培养人类的下一代。我要替那些被不良教育推向邪路的儿女鸣不平，同时也为自己诉说一下遭遇和委屈，让人们看到社会上的种种不公正。这就是我最终确定自己道路的动机。也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时时有一股想写和非写不可的冲动。如果我想原谅这一切，我就怎么也写不出深刻的文章来，我的理想也就毫无意义了。

我相信自己要写的全是真的，是自身的苦痛换来的深切感受，我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人们，让别人引为借鉴？我不想奉承谁，讨好谁；也无意去报复谁，打击谁。我用不着苦心经营编造离奇的情节或惊人的故事，我自身的经历将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我将来的作品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我就得到极大的嘉奖和安慰，再有可能就去推动，去激发人们争取更美好的生活。

那些文质彬彬教养有素的人，是体会不到我的爱憎和苦衷，说不出我心里的希望。那些一帆风顺无忧无虑的人，也想像不到生活有多么艰难，提不出改变它的办法来。无数受不良教育摧残，生活贫困的人又写不出文章，无从表达自己的心愿，喊出心里的最爱。因此我首先要为自己负起责任，一定要学，要写，要将心里想的，要对人们呼吁的，全在将来写出来。我明白，现实将不允许我那样做，除了将希望寄托在将来，在国家进步的将来，别无他法。这个将来，同那些在冥冥中追求的将来，毫无共同之处，它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上，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当时我想，我要为此努力，我始终是充沛和旺盛的。假定自己还是个文学的小学生吧！学它十年、二十年，总该有收获。只要不忘记辛勤劳动，成熟的一天定会到来，不能丰收也有小仓，重要的是不能丢掉一个人的信念，一回生二回熟，慢慢总会好起来。记得有一年除夕，祖父叫我写春联。我犹豫了好久，自愧笔迹难看，但家里再没有能写的人了，叔叔们在外地工作还没有回来，我只得自己动笔。第一字琢磨了好半天，写出来仍十分怯懦，可总算打破面子，胆子也壮起来。最后虽写得不象样，在实践中终归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时有了体会。知道毛笔字要写得苍劲有力，写得“活”起来，显出一定特色，就应该按自己的笔法练下去。老是模仿别人，东学一点，西习一撇，就失去自己的精神和风格。心想干其它事，比如写文章，何尝不是这样。照自己的想法闯出一条路，才真正是属于自己的，事情也还要这样迫出来。

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说：“青年人总有远大的理想嘛！”认为我过高估计自己的才能。在他们看来，象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没有突出的才干，理想是空有其名，随着年岁增大，一定会成为泡影。我冷静考虑他们的意见，也许他们是有道理的，也许我当真是太看重自己，象我以前的几次努力，终归还要失败。但是，我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绝无夸张，对自己的缺点跟对优点一样清楚。我也从不隐瞒，无论是好是坏，我都愿意如实反映。我能做到的，就一定争取，我力所不及的，就坦白承认。我不时告诫自己，辛勤耕耘，细心照料，不能幻想眼前会突然出现一片金黄色的谷穗。第一次收成，也许不好，要靠第二次，第三次……因此我觉得自己同他们是不完全一样的。再说，没有经过努力就轻意放弃，将来一定要后悔。奋斗而达不到，我心甘情愿，那时就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能如此，得五十分吧！这就是我的真实才干。”我会格外看重和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成绩。我不会因为过低的评价耿耿于怀，也不因为过高的声誉羞愧难当。献出我所有的能量给人民，这就是我理想的所在。我敢说，我的选择不是一时的冲动，或权宜之计。我的理想还负有心灵上的使命，它一定要实现，在我身上，在我子女肩上，或在他人那里。

我不否认兴许还会失败，但失败并不可怕，人类社会不就是从无数次失败中发展进步起来的吗？只要没有失掉竞争的力量，我还照样要撞下去。我不相信命运有一天会从天而降，给我带来意外的恩赐。在人生岔道口，我几经周折找到这条路，我不会也不应该再改变方向。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终身，是我赖于生存的信条。就这样我开始下意识读了不少古散文，学习古人锤炼文字的功夫，也纠正自己不求甚解，过于浮躁的读书习惯。在读到刘勰的《文心雕龙》时，我还从他的经历中得到启发。刘勰用毕生的精力写成这部经典著作，在当时却不被人所重视，唯有他自己知道这部书的价值，深信它是有用的。带着自己的力作，刘勰象和氏献璞那样，终于得到重视，使他的著作能千古流芳。可见有才能还得有毅力有胆略。要是刘勰对自己的成果缺乏信心，要是他没有勇气冲破人们的偏见，恐怕他的书就不会被世人所知了。

回想起来，当年虽走过不少弯路，却很值得。没有这一过程也许找不到今天的出路。当然，能一帆风顺到达彼岸，或沿着别人指明的方向顺利走到底也不错。可惜这种人并不多。那些在人生岔道口经历过一番痛苦的徘徊选择，甚至是盲撞的人，如能锲而不舍，最终发现自己正确的目标，往往会有可喜的成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