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16日，正当我醉心于为自己的新理想而努力时，忽然接到通知：下学期调我到本县一间偏远的小学任教。原因很清楚：县文教科说我“自恃才高，几次闹着考大学，不安心工作”，因此“好意”把我发配到“边疆”去“充军”。事实是我虽积极准备参加“高考”，并没有耽误工作。就在这一年我还被评为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我担任的班级被评为县“少先队优秀中队”，队员们的先进事迹，由团县委拍照送到省里展览。只因为想考大学，竟被看成是一个“另类”。听说还放出话来：如果我不去报到，就叫我“滚蛋”。我感到莫名其妙，但我不在乎工作地点，这不会影响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别人也许会风言冷语，说长道短。我不把它放在心上。困难、挫折、讥笑、侮辱都可能使一个人更坚强起来，更坚定地去追寻既定的目标。改变一下环境说不定还会有新的生路，我是个喜欢不断变革的人，对这种不公正的现实，心理上能平静地接受。

学生们得知我被调走，纷纷向校长提出请求。有的急得哭出来，天真地说要跟我一道走。我只得反过来安慰他们，讲了一套服从分配的大道理。当然，我何倘愿意离开，我了解他们每个人的个性爱好，对今后的工作正有一肚子打算，那时要中途交给别人，我心里真有点不放心。几位同事也深表同情，个个露出惋惜的样子，好象调动的已是他们，而不是我了。

乘此机会，无牵无挂，我准备作一次小小的旅行。几年的“窗前勤苦读”，我感到自己有点“遗老”、“遗少”的味道，对外界的先进事物全然不知，如此闭塞怎能会有新的进步。我决计花掉几年的储蓄，出去走一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对我下一步人生应该有所裨益。

7月30日我从家里出发，第一站到石狮，看望一位祖叔父，过去他对我很不错的，同时想看看这久闻大名的侨区。下了车，我迫不及待地到街上蹓一圈。觉得街区不大，成井字型的街道不一会就走到尽头，然而到处都有热闹。街道两旁排满各种小货摊，发出阵阵叫卖声，诱惑着一群群游客在那里争先选购货物，比里头挂社会主义招牌的国营商店兴旺多了。我不禁觉得这里赚钱的机会很多，许多相互依存的生意应运而生。那时正是夏天，大街小巷光是卖冰棍，售茶水的孩子，走几步便可碰见。路上行人的穿戴也显得特别，花里胡哨，在那些保守的人眼里，恐怕连他们走路的姿势也是“进口”的南洋货。要不是墙上还刷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会以为到了另一种国度。

我正怀疑距离不远的那一片农田是些什么样的人在耕种时，找到了祖叔父的住处。原来在繁华热闹的场所背后，竟是一些破旧的农舍，那里人与牲畜在一块乘凉。祖叔父几个孙子光着上身正在地上作游戏。很难相信，差别这么大的生活，怎么能“和平共处”。

住了一天，我就辞别祖叔父到厦门去了。一路上没有新奇的东西引起我的注意，公路两旁稀稀疏疏错落着熟悉的村庄，跟在家乡看到的并无两样。直到汽车驶进集美镇，耳目才为之一新。迎面而来是两排高大的木麻黄，间隔着丛丛开红花的夹竹桃，象是一队男女相间的队伍在夹道欢迎。从车窗里眺望，远处高楼大厦临海耸立，那图样又跟在电影上看到的一样。而这里就要经过全国闻名的厦门海堤，我不禁站起身来，朝车窗外仔细观察，希望能再看到如同图上所画的那样壮观美丽。可是当汽车载着我的热望驶离海堤时，我忽然感到若有所失。它是这样的平常朴素，一点也不宏伟。也许是我坐在汽车里罢了，也许是我先前从图上看到的过于美好，我又回过头去看了一会。一望无际的大海，竟然被一条坦坦荡荡的长堤隔成两边。心想，人们要扼住这有千米长，几十米深的一段海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一想，那汹涌咆哮的海浪是怎样被制服了，怎样疲惫不堪地躺在长堤下，也就不能不感叹人们移山填海的力量是多么伟大。

进入厦门市区，我有点不自在起来，那些栉比鳞次的大楼房，纵横交错的大马路，披绿戴红的凤凰木，还有太多太杂的人群车队，处处显示一个“大”字。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繁华的场面，我极力抑制自己，不露出惊讶的神色，我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个初进城的“乡巴佬”，一走出车站，就立即叫辆三轮车直奔厦大。

大学里还是大，好容易在几幢洋不洋，古不古的芙蓉楼里找到钊人的宿舍。一问，他不在，他的一位同事十分好客地把我领到他的房间，又是请烟，又是请茶，还有兴趣要同我交谈，问我一路辛苦吗？说些出门不容易的话。我无所适从，应付不了这种种礼节，显得拘谨、土气。幸亏钊人回来，我象得救一般感到轻松。到了钊人宿舍，我立即开怀大说大笑，竟又忘了顾忌。

到厦门的第二天，钊人就带我去游鼓浪屿。从轮渡口坐船，不一会就到。上了岸，我们随游客径直朝日光岩走去。日光岩不象群山峻岭那样气势磅礴，倒象是拔地而起，人功堆砌的一座小山，小巧玲珑，秀丽文雅。我们沿着石阶拾步而上，心里充满着一股兴奋和希望，仿佛正朝着自己理想的高峰在攀登。游客们也个个心平气和，在石径绝壁间上上下下，似乎融化在风和日丽的气息中，成了山上景色的一部分。我们一鼓作气爬到岛上最高处，望着眼前浩瀚的大海，竟觉得自己的前程也有如此宽广，可以延伸到看不见的天边。

从日光岩下来，又到了菽庄花园，那里依山傍海，光这一点就够人享受，何况还有一行行翠绿的冬青，一盆盆艳丽的鲜花，养鱼池边是一群孩子在逗鱼儿欢笑，亭上又有男女青年在拍照留影。人们个个彬彬有礼，连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都使人感到不是随意堆放在一起的。想不到厦门地处沿海前线，人民却生活得这样平和。我饱尝了眼福，很奇怪那天碰巧有这么多人跑来游玩。但据说是天天如此，就象蜜蜂辛勤地飞到花丛采集花粉一样，尽管已经来过多次。我们更喜欢宁静，就匆匆穿过人群，拐到一处海湾，那里有一条跨越海面的走廊。坐在廊桥里的石凳上，面对大海，清风徐徐，倾听浪潮拍打礁石的声响，尤如世外桃源，置身梦幻仙境。一时我俩谁也不作声，贪婪地享受这美妙的音乐。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有人过来，才仿若从梦中惊醒，两人不约而同站立起来，知道该是回去的时候了。

以后的几天，我独自一人到南普陀和南洋博物馆等地去游览。

南普陀紧挨着厦大，步行几分钟就到了。那时寺庙刚修葺一新，显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不象我意识中的古刹。一尊尊佛像“穿”着浓艳的服装，浑身似珠光宝气，闪闪发亮，跟小时候在家乡看到的被香火熏黑了头脸，显得神秘莫测的神明大不一样。在我想象中，寺庙是个清幽恬静的地方，只有袅袅青烟，穿着袈裟，敲着木鱼的和尚，和跪在地上的信男信女。那时因为它太“漂亮”，失去古色古香的韵味，又被一群指手划脚的游客占据着，地上到处散落着包裹冰棒和糖果的纸片，令人感到极不舒服，跟在大街上游逛没有什么两样。

南洋博物馆也在厦大附近，里面陈列着各个时期的文物器皿，有深厚结实的陶器，晶莹剔透的瓷器，以及光芒四射的铜器金器和雕刻精美的玉器，琳琅满目，种类繁多，我不能说出它们的名称，我是第一次参观这样的地方，了解得不多，心里只感到惊奇，感到人民多么伟大。这些作品都没有留下制作者的名字，而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即使十分平庸，也要在发表作品的同时，署名立记。只有劳动人民永远是不动声色地为别人造福，默默地用自己一双灵巧的手，创作出一件件美化他人的艺术品，没有比这更高尚了。我走马观花地绕了一圈，觉得自己的知识太浅薄了。

在厦大住了半个月，每天在歌声叫唤下醒来，有时去散步游览，有时在校园里读书运动。那里的教工俱乐部有各种娱乐设施。人们一边玩乐，一边窃窃私语，一点不觉得喧哗。阅览室里有各种中外报刊杂志，好多是在家乡图书馆里看不到的。晚上则跟钊人一起探讨人生。他给我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闻。我的思想境界一下开拓了许多，觉得自己成熟老练了，心里有了不少计划和打算，感到理想并不遥远。我对外界不再那么响往，这时倒想回去踏踏实实地工作，干出一点成绩来充实自己的人生。

可是一回到家乡又感到一种不舒服。在外地我能警惕着按自己羡慕的方式去行动。言谈也有讲究，道德性格都有新的风貌。一到重新陷入这死气而混沌的环境里，那种舒畅的心情，轻松的步伐，对理想坚定的信念，又被乌烟瘴气的骂街、无休止的邻里纠纷、庸俗势利的眼光给淹没了。就在回来的当晚，叔叔家来了两位阔气的朋友，叔叔让我去陪客。只见两人正手舞足蹈地谈论着：“有一天我到公园去，偷偷数一下，有七对，七对在那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他们也是刚从大城市来的，然而注意和关心的竟是那些。我找个借口急忙躲开，一付好的心情，也被搅乱了。我觉得对故乡的印象，还是在离开时好一些。

8月25日我再一次告别故乡到外地去，六年前我背着痛苦和希望自愿到水库工地去参加劳动。这次正当我找到新的理想，要为之奋斗的时候被调走了，调到一个偏远的渔村小学去。

两位弟弟送我到车站，上了车才觉得失去了一点什么，家庭给我温暖也令我讨厌。由家庭琐事引发的邻里纠纷，既无聊又烦人，常常搅得我心灵上不得安宁。母亲总是那么软弱老实，成了别人可欺的对象。我为了替母亲分忧说话，抵制那些不讲理的人，又难免得罪邻人亲戚，这对一个致力于奋斗的人来说是十分多余的。

邻里间有和睦的，也有争吵的，这是常有的事，谁也说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少能争个是非曲直。我只想谈谈自己的苦恼和无奈。也许从现在看十分无聊，但毕竟又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承认那时跟邻居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我这个人脾气躁，有理说理，不会拐弯抹角，更不会背后使坏。而有些人却不肯讲理，或故意不讲理，专用“泼”和“辣”来压人。我也曾想过忍耐退让，凡事有利有弊，这方面失去的，会在另一个地方得到补赏。瞎子虽看不见东西，耳朵却变得十分灵敏。世间的事原不必十分计较，暂时讨了便宜，不见得永远就好；受一点委屈，未必全部都坏。可是有时我又觉得不能太死心眼，如别人攻击的那样，是个“书呆子”，好让一些人来欺侮，不给予回击是不会叫她们住手的，还要得寸进尺，日益骄蛮起来。

可是只要我忍不住做出以牙还牙的举动，便落入她们的圈套。她们可以整天站在那里恶言秽语随意骂人，而不怕侵犯“人权”。我不能，有时态度生硬一点，象对待路中的顽石，企图一脚踢开了事，便落得个“土匪”的恶名声，还要老师长老师短地讥讽起来。两个人挤在院子里交头接耳，看见我就故意你一言我一语，跟说双簧一般，却句句冲着我。我很苦恼，生活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对她们毫无办法。一回到家里，她们便会象鬼蜮一般，在我脑子里或隐或现，我即使躲到房里去，也还听得见她们指桑骂槐的声音。

我知道，这些人每天吃饱了，没有正经的事可做，只好找些无聊的来发泄。她们除了料理家务抱孩子，一有闲空就串门，几个人聚在一起议论人家的短处。无论哪里出了新鲜事，都躲不过她们的耳朵，又特别喜欢别人的不幸，因为她们自身并不幸运，只好希望别人一样遭殃，以增强自己活下去的信心，满足内心的妒忌。企图将摆脱困境寄托在别人的灾祸上。只有到了别人一败涂地，一辈子翻不了身，才又大发“慈悲”，可怜和同情起来，说明她们不是坏心肠。这种人彼此间也常争斗，壮者一手撑腰板，一手拿指头朝对方的鼻梁数落着；矮者口角边唾沫四溅，双手如泼水般反复回敬。声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泣。在大庭广众之下互相挖苦、取笑、辱骂、诬陷，把一切羞耻事都搬出来示众。这样的表演往往还没有在众人眼里消失，双方无须谈判言和，一方便又躲到另一方厨房里议论起他人的私事了。

目睹这一切，我实在不愿意用虚假的感情去同她们打交道。我总是默不作声高昂着头，从她们的夹缝中闯过去，有意借傲视来抬高自己的勇气或故意穿一件考究的外衣，并非为了打扮或炫耀富有，尤如穿一件救生衣，可以漂浮在世俗的浊流之上。要不，我将被她们的庸俗短见说得一文不值；或者和她们一样失去崇高的理想，放弃应做的努力；或者成为一个可怜虫，被她们不时拿来寻开心。我有时真象一只被囚禁的猛兽，被人戏弄着，挑逗着，除了怒吼几声，毫无办法。我只为母亲担心，她喜欢人家说好话，怕别人议论是非。她越是这样，越叫我放心不下，这是徒然叫自己心里不好过。我固然也感到人们眼里露出轻蔑的光，一颗逞强好胜的心全然失败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些人面前感到琐小。我表情忧郁，却更专心致志，想得更远。

我也明白，这远不是我应该去争斗的对象。只要事情一过去，我就把它忘却，赶紧去走自己的路，因为我的目标是那么长远。可是有的人却不肯善罢甘休，即使她已是胜利者也一样。只要在路上遇见，没等我打招呼，她便狠命往路边吐一口唾沫，以表示对我的憎恶。一般人会相应吐一口回敬，有时双方因此爆发一场“战争”。我不肯这样，虽然这一吐，可以令我感到不自在，以为自己是个坏蛋，浑身臭不可闻，值得人们来唾弃。又一想，这一吐于我的前程毫无障碍，倒是她口腔里唾液少了一点，要是整天这样吐下去，说不定会得胃病。也许当真她口里不舒服，要不时来排泄一点。总之，我不愿有任何反应，顶多在心里冷笑而已。她洋洋得意，以为将我侮辱一番又得不到报复。我也洋洋得意，没有被这一吐迫出自己的劣根性。我已知道暴怒是无益的，并将严重损伤自己的神经和健康，干扰我从事的努力。我其实有更深的憎恨，犹如地下的熔岩，不时喷发尚不可怕，还可供人观赏；唯有长年积蓄，一旦喷射，才叫人担心，毁灭性更大。她的胜利是容易的，我的胜利却不容易。

我曾想，假如有一个神经失常的人突然窜到我跟前，嘲笑我是“疯子”，那时我该怎么办？难道给他一巴掌，说他自己才是疯子。我以为这是无用的，应该写出一点感想来。吵架本身就有两种，一是用拳头和嘴巴，一是用笔和纸。用拳嘴十分痛快，能立即见效，不论输赢总是出了一口气。用笔纸有点象神仙在斗法宝，这里放出一个东西去，那边也亮出一个，于是两个怪物在空中打斗。七斗八斗，输家收起法宝逃遁，赢家收起法宝哈哈大笑。可惜我是笔尖对嘴巴，有点别扭，也不热闹。当然所有争吵，无论输赢都不会给社会带来益处。争这种闲人的气，本身就很可笑。任何指骂，死后也将同尸体一起腐烂，连子孙都不会去想念还有几分意义。只要不影响我的事业，我无需过分在意，否则便是自己胸无大志。那时离开了，倒可以省掉许多烦恼，失去的仅仅是天伦之乐罢了。看来我还应该庆幸这次调动。

汽车在东园镇停下，新校长已在那里等候，另有一位刚调入的老教师也到了，校长便带领我们出发，还要走十几里小路。

路上我提着两包行李感到有点吃力，就用绳子连结起来象一对褡裢，一前一后放在肩上，渐渐又觉得细绳子勒进肌肉里疼得难受，只好不时挪动，时而在左肩，时而换右肩，或用手托着，垫着，抱着，只要肩膀不受绳子的作孽，什么办法都用上，又都不能持久。新校长见我难受的样子，有意替我背一段路。我婉言谢绝，第一次绝不能在他们面前示弱，我相信自己能坚持到底。

路也真够长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过去，还不见校长停下来。直到前面出现一个三面临海的村庄，远远望去象一只大象鼻子撂在海面上，这下总该到了，再过去就是大海了。果然进了村子，转过几道弯，来到一间古老的祠堂面前。校长才停下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不禁倒抽一口气，亏县文教科想得出，这涯崎小学可真是“天边海角”呀！

休息片刻，路上的疲劳逐渐消失，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想到这里离家四十多华里，交通又不便，回去一趟不容易，加上没有电灯，没有影院，几个同事一张张都是陌生的脸，他们的内心更难捉摸。我对这次调动真的感到难过，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被发配到这荒凉的“边疆”来。尽管我工作一丝不苟，拼命干出成绩，只因为想报考大学，便遭如此报应，这就是现实呀！

两位教师见我闷闷不乐，热情地邀我到村里走走。村子不算大，有一条狭长的小街，两边开几爿杂货店和小饭馆。环境还清洁，男村民大多出海捕鱼和搞航海运输。只有妇女在家种田。但农业不是主要收入，许多人弃农经商到外乡当肩挑小贩。

第二天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开会，听取传达上级对“教改”的指示。那些对我不成问题，“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积极性，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早就是我所赞成的。传达者却列举种种思想顾虑，似乎教师都想不通，不愿意。下午是小组讨论，漫谈国内外形势。一些教师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形势大好，农民大倒”。大家反映增产不增放，一分工分几厘钱，社员对出工不感兴趣，经常聚在田头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的教师还举出不少具体例子。我看出这里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业务水平不低。他们的话很中听，不象城里的老教师，每次政治学习都讲些客套话、时髦话、恭维话，以此表明自己安心守纪，不得罪政治，甚至讨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语调讲了几句，想不到还很不容易，当我准备发言，才发觉机会不是常有的，几次正要开口，已被别人抢先，我又不想在争论中发表意见，还想保持一种“城里人的矜持”。

第三天会议讨论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么热烈。这是大题目，众人敬而远之，一开始就互相观望。组长启发了几次，响应的只是几声冷落的咳嗽。后来一位自称“不懂”的人开了腔，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通重要性，一点不接触实际。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组长再次“启发”，不知谁说了一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不错。”立即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组长提醒大家“言归正传”，又都静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响过，会场才又热闹起来。这样的讨论无疑在浪费时间。然而上级布置的任务，谁敢不执行？

大会结束前，党支书特地交代了晚婚节育的事，强调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对于“政治”，谁也不敢怠慢；不属“政治”便想松口气。领导大概已觉察到这种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标签。尽管如此，大家心里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动仍当儿戏。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后果。

开学几天，学生三三两两来到学校注册，他们随便闯进办公室，把假期作业和学生手册往我桌上一扔，说声“注册”就毫不客气地盯着我。有几个围在我背后，一边看我检查作业，一边大声议论。对这些热情而不懂礼貌的孩子，我感到很不习惯，但我尽量要做到初次见面就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后来我觉得这样围观闷得慌，提议到教室去。他们“轰”地一下跑开了，两位不愿走的老跟在我身边。

教室里几位学生正围坐在课桌上玩扑克。见我进来慌忙跑回自己的座位去。有一个仍坐在上面不动。我声称要点名，他只好下来了。我提醒大家点到名字的要站起来用普通话回答一声“到”。前面的都规规矩矩照办，后面有一位故意用本地话回答，引起一场哄笑。我不理会，又庄重地叫第二遍，他才改用普通话回答。女学生真怪，挤在一起，低着头不吱声，叫她们也不回应，一时拿她们没办法，比顽皮的男孩子更叫人纳闷。

正式上课，学生都到齐了，一共四十七位。他们对我没有戒心，这很好。但对我的讲课，好象总感到不够瘾。大概他们正对我抱着极大的期望，希望我会是他们理想中的一个。课堂上两位学生乘我在黑板上板书，竟然打起来。这可是我第一次碰到。下课后我严厉地叫他们来说明原由，其中一位非但不来，还扬言“老子就是不去”。我发了一点脾气，但没有用，我还没有在他们当中建立威信，他们并不理解我的话可能带给他们的好处。他们相信的还是我对他们的态度。看来，想教育他们首先必须使他们认识到我是他们的朋友。我感到有点难办，一开始就这么棘手，难道乡下的孩子不好教！

这里的学生对劳动很在行，也比较自觉。每逢劳动课我不用多指点，更不必强制，他们会干得很出色，只有在争吵时，才需要去调解。大自然的课堂比起令学生感到沉闷的教室，更有利师生关系的融洽。后来正是通过几次课外劳动，学生才对我亲热起来。

有一次搞勤工俭学去海边挖鸭嘴蛤（俗称，公玳）。一路上学生争着给我讲海里各种生物的名称，教我如何捕章鱼，捉蟹子要注意什么，哪儿可捉到青海鳗等等。还讲了不少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有关大海的传说。他们也许认为告诉我这些是一种义务，也是表现自己的机会。到了海边，学生就像一群鱼儿回到水里，欢快地向前奔去，互相追逐着。我却感到一大片海滩，怎么也走不到尽头，一不小心踩上烂泥滩，踉踉跄跄走一小段费去好大的劲。学生已在潮水退落的地方挖捡鸭嘴蛤，我才最后一个走到，在他们指点下，学着挖了几下，不久就感到腰酸腿硬，只好借照看学生的安全站起来活动活动。看他们一个个干得挺起劲，一点不觉得累，自己感到不好意思，蹲下去又挖一会儿，还是没有能耐。学生见我不惯干这种活儿，劝我去休息。我想带他们早一点回去。他们都说，平常同家里的人来，时间要长得多。我心里暗暗佩服，一种务必教好他们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在乡下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我逐渐习惯周围的环境。闲暇时我常常喜欢到海边看浪潮，这是在城里享受不到的。一个人站在岸涯下独自向大海张望，无数浪花此起彼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象无数条银蛇同时在海面上爬行。风大一点，雪白的浪花前呼后涌，又象一群飞鱼在海上跳跃。而远处浪头扑打在岸石上，四溅的水花跟节日晚上的烟火一般。我常常看得陶醉，心里的烦恼和愤恨也一块被冰冷的海水冲走了，不再去埋怨这次调动了。

这里的村民对老师都很尊敬，学校几乎是村里所有中青人的母校。他们对学校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经常要谈起过去一些老师的情况，回忆几次有趣的活动。学校又往往是开群众会的场所。许多人，包括大队干部都喜欢到学校来聊天。群众对学校的老师十分熟悉，一些教师成了不少人的好朋友。村里发生什么事，很快就能传到学校来。

乡下的生活比较单调，偶而才放一次电影，遇到重大节日会有剧团来演出。有一次是省高甲剧团来村里演出革命现代戏。农民可以在自己家乡看到省里的剧团演出，是少有的。一大早人们就把广场的位置占满了，摆上自家的板凳，或搬块石头号上。那天是表演几个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节目。演员的衣著化妆接近农民的打扮，具有强烈的农村气息，缩短了与现实的距离，塑造的典型也是生活中可以找到的。人们不再感到空虚或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观众的注意力不再停留在评论演员的相貌服饰，而是被他们表演出来的高尚情躁，深深感动了。但高甲剧团演古装戏恐怕更自然，观众可以认定古人是那样说话，唱曲，连走路姿势也可能是那样。一到演现代戏，不得了，一看就知道是在“装腔作势”。

此外村里有一支业余宣传队，非常活跃，经常排练节目在村里表演，有时也应邀到外村去演出。学校里的教师几乎都是里面的成员，我也毫不例外地参加进去，上台表演过几次。我喜欢唱歌，在乡下，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唱一阵。我知道，别的不讨人喜欢，唯独唱歌有不少人当面赞扬过我，说我象“留声机”、“收音机”。一些人把我看成是歌唱“权威”，会拿一些音乐问题请教我，听取我的见解。我本可以利用这种幼稚和迷信，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声望，攫取他们更热烈的崇拜。但我无意将自己的歌声变为稀罕的货物，为猎取别人的敬重神秘起来，昂贵起来，把自己的快乐和满足设计在别人的热情追求中。我随时献出歌声，从没有考虑这将降低我的身价，使歌声成为廉价的货物。我相信自己没有把唱歌当作唯一的专长，也没有作为自己的事业，更不是理想的所在。但是上台去唱，效果往往差了许多。我仍缺乏成熟和稳重，每当舞台上的灯光对着自己，就感到象是处在法海大师高悬的衣钵里，动弹不得。观众的眼脸虽看得不太清楚，还是觉得有千百只眼睛同时盯在自己身上，于是手脚发颤，声音嘶哑，提不起调门来引亢高歌，发不出来自内心的声响，我的歌声便失去特有的热情和饱满。

回想起来，一个青年人不应该拒绝到困难的地方去，当年我做对了。要想使自己的生活多一点色彩，就包含有美好的，也有困苦的，有舒适欢乐的，也有艰难痛苦的。但不论在哪种环境，一样能发现生活中有益的教诲。我在乡下教书所经历和体会到的，远比城里要丰富得多，有趣得多。发配“边疆”不见得是件坏事吧！

本文已被编辑[吴钩]于2007-7-14　6:59:24修改过　

本文已被编辑[吴钩]于2007-7-14 7:00:19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