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1964年9月发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在全国各地逐渐展开。螺城县则到1965年春才在沿海七个公社首先开展“社教”。作为运动的组成部分，同年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被集中到县城参加为期十五天的政治学习。

对这场运动，当年不少教师心有疑惧。1957年“反右”斗争的阴影还没有消除，以为要再来一次思想上的“大扫荡”。组织者大概估计到大家忐忑不安的心理。会上反复强调“不整人，不搞人人过关”，交代讨论不许记录。明确表示是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和“四清”的要求，对干部进行一次阶级教育。同时帮助各级党组织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规定工作队队员要与群众“四共同”，不得凌驾于群众之上。说明这是一场和风细雨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

从县里学习回来后，刘同志作为涯崎大队“社教”工作队的代表进驻学校。我却因此受到一次有趣的“教育”。

刘同志待人和气热情，跟大家都谈得来。他刚来时对我好象特别看重，曾个别向我了解学校的一些情况，鼓励我靠拢党组织，积极争取进步。我有点受宠若惊，以为工作队知道我教学一向认真，责任心强，是个好同志。

不久，按照运动的要求和安排，刘同志主持召开一次“放包袱”的小组会。所谓“放包袱”跟以前的“交心”有些类似，都是要大家向组织坦出心里的“秘密”。会上校长首先发了言。他对个人谈些鸡毛蒜皮的事，却尽在讲学校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他声称责任在自己，实际是对教师作不指名的批评，让大家感到不该给校长带来麻烦。教师们也一个个轮流“放包袱”。大家谈得最多的却是炫耀自己的成绩和优点，再用一个“但是”，提出一个达不到的高度，来表示自己的不足，或抛出几点无关紧要的过错作为“检讨”。我觉得他们的发言与“放包袱”显然是“文不对题”。也许是我对上级的意图悟性太高，也许是忠诚的本性难移。我坦率地讲出工作中的不少缺点错误，思想上的疑虑担忧，可以说毫不保留，全无掩饰。我认为有一点成绩是应该的，可以不谈。过错却是不可原谅。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样做是十足的傻瓜。我却认为是对工作，对自己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举动。可是在我暴露自己的同时，又无意地击伤了别人。因为有些缺点是“共有”的，不光我这样，别人也如此。他们便认为我在“含沙射影”，心里翻腾不已。这是我没想到的，其实疥疮不揭是永远也治不好。我关心的不是一个人的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将来。我认为一个总是不满自己的人，一定在努力地往身上添一点新的血液。已经十分满足的人，就不想再做点什么，所以“不满”中更含有生命。不知道刘同志是怎样看待的。

接着刘同志示意大家可以对学校工作提出个人意见。我理解刘同志的意思，犹豫了好久，凭自己的观察，觉得校长并不喜欢别人提他的意见。但是我又过份迷信运动是可以教育人的，通过县里的学习，校长该不会象以前那样。出于一种责任感，出于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我按耐不住又来一次“鸣放”：指出这里的学生要到中心小学读高小，路上必须经过一条海堤，家长很不放心，一再请求学校就地办高小，方便他们的子女上学，大队干部也支持，答应帮助解决学生课桌椅不足的问题。可是校长思想有顾虑，不够主动，问题拖而不决。希望校长能勇敢地承担起责任，把这件事办好。同时我还谈到学校中一些重形式不求实效的问题。

想不到校长脸上会青一阵白一阵地难受。我一讲完他就粗着脖子争辩起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措词十分生硬，说他不想当校长，愿意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还说是因为他平时没有满足个别教师的要求，有人就乘机报复。看他如此可笑，我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自身的表演够可以的，再跟他绞在一块，会显得我是用心不正。我唯一后悔，还是不该如此幼稚和轻信，不该抱有幻想和希望。刘同志赶紧表志，肯定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却疑心他是否在利用我，五八年的教训难道还没有吃够吗？为什么总是相信一些人的话？但是我更为校长对我的误解感到痛心，为何我这个人总是好心得不到好报？

“放包袱”以后，校长一连几天绷着脸不跟我讲话，而是一会儿找这个谈谈，一会儿又对那个唠叨。我知道他心里揣着一窝蜂，感到不好受。我十分烦恼，脑子里不时闪现校长粗脖子的影子，我火热的心被浇上一盆冷水。教师们还告诉我，校长到刘同志那里告我的不是。我不以为然，自认为提意见纯粹从工作上考虑，并非出于个人恩怨。我也不想去解释，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无聊的纠缠中。只要事情一过去，我就不愿再提它。

但是有一天，刘同志找我个别交谈，先是对我讲了一通“政治统帅业务”的重要性，说这是地委的指示。我很奇怪，从来都说存在问题是“重业务轻政治”，是“只专不红”，还没有听到是在指责“重政治轻业务”，“只红不专”的现象呢！如果确实存在那样的问题，为何一再批评而不能改变。不能收到效果的说教还有什么意义？我想根本原因还在于不相信群众，喜欢极“左”的倾向，希望看到不断的“重政治”的形式，却又对自己的措施缺乏信心，担心别人不肯做，不时要来嚷一阵。即使所谓“重政治”，也全看领导的意思，他对你满意，你就是“突出政治”。否则他不放心，就找你的麻烦。其实各人的兴趣和专长不一，有的在政治上有进取，有的在业务上有成就，怎就说前者是“红”，后者是“只专不红”？强求后者在政治上作出努力跟强求前者在业务上作出贡献，一样是不容易的，很难说谁进步，谁落后。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应该承认这种差别，允许他们“共存”。不该强调人人都去钻研政治，难道我们的国家将来只需要一批政治家？难道科技事业也靠政治来搞？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不怕知识分子思想背叛，社会主义国家要如此担心？记得化学老师曾讲过，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曾大肆抢夺德国科学家，他们就不怕那些人曾经是法西斯的“帮凶”，他们要的是那些人的智慧，而不是“政治”。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

刘同志显然把我看成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他并且了解到我曾经屡次想考大学，就肯定地说：“有的人总不安心工作，一心想考大学成名成家，这是资产阶级名誉地位在作怪……”我想有些人喜欢以己度人，有时他评判别人的话，放在自己身上，往往再合适不过。我眉头一皱，想不到貌似庞然大物的工作队，也是这种论调。当时我仅在心里强烈地反驳：“难道一个人不能有更高的理想？不能努力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一点？难道只有下决心当农民才是进步的表现？”刘同志最后说：“大家反映你骄傲自大，目无领导，你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根源。”

我心里一惊，难道刘同志不调查个明白就深信不疑。如此偏听偏信，叫我从何说起，即使说了也改变不掉他已形成的概念。我向来不懂得为自己说情辩解，不懂得防范他人。我一如既往，只知道从工作出发，从集体的利益出发，去想，去说，去做。我以为工作队自会洞察一切，分辨是非，我把他们看得过于理想化了。我又不愿到处去对人埋怨数苦，这是奴隶的声音，一旦得不到同情和支持，懊丧就更深，甚至把不满的情绪泄向听你数苦的人。

我提醒刘同志，校长对我那天提他的意见是很反感的。但是他不肯承认是因为校长的缘故，说是每个人都要过好“社教”这一关，要在“社教”中接受“教育”。大概一个善于讨好的人，会被当作有教养的绅士；一个坦诚相告的人，往往成了鲁莽的汉子。其实坦言如雷鸣闪电，过后晴朗；沉默才如乌云浓雾，令人恐惧。我对刘同志感到不解。好吧！检查就检查，能帮助我更坚强起来，改掉劣习，倒是欢迎的。我答应了。

那天晚上由我作“检查”。校长摆出一付“公正”的样子来“帮助”我认识错误，说我如此下去，将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云云。他替我打算的是怎样以利诱我，叫我贪财而从，以政治胁迫我，叫我屈节而跟。我冷静地听着，不作争论，我的志趣别人无从理解，让他去胡乱猜想吧！去嘲笑也罢，惋惜也罢，犯不着让别人知道我的理想。教师们也在会上附炎趋势说了些讨好校长的话。我又成众矢之的。多么不公平！历史还在重演，不但我没有吸取教训，领导也照样在玩弄政治花招，这种事真不知道何时才能了结。刘同志最后还赞扬校长“热心帮助我进步”。也许，从来都是领导帮助群众“进步”，没有群众帮助领导进步的道理。难道每次运动整来整去，最终还是落在群众头上？　

10月9日涯崎村“社教”工作队姜队长到学校召开座谈会，了解学校中的“教改”情况。我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心里正为自己总是信口开河，随意发表意见，而得罪别人，感到懊悔，那天是有意要避开。姜队长却象在搜寻什么，一双犀利的眼睛突然找到我身上，竟指名叫我说几句。我摇头摆手，再三不肯。最终还是经不住众人的哄劝，又抖出平日积压在心里的几点看法：

我认为教育工作应该从国家长远的利益来考虑，德智体全面发展，并驾齐驱。智育不光是看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重要是学生有否学习积极性，有否刻苦钻研的精神，有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德育也不是空喊口号，满足搞几次政治运动，要看学生是否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是否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否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劳动是德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是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劳动习惯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能把学生当劳力使用，更不能作为处罚学生的手段，那样就贬低了劳动的意义，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可是，很少有人这样认真来看待教育问题。一提智育，就一切围绕分数转，搞评比竞赛，搞升学指标。教师担心学生成绩不好，直接影响自己的声誉，影响学校的升学率。便互相争夺地盘，加重学生负担，有的包办过关，甚至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后来觉得这样不好，便强调德育，又倒过来大搞政治运动，放松对学生智力的培养。开口“阶级斗争”，闭口“贯彻阶级路线”，非贫下中农子女一个也不能当学生干部。体育更是历来不当回事。学生喜欢游泳，教师怕出事故责任大，又不愿出面组织，就一个劲地禁止。学生如果不听从，偷偷跑去游一趟，回来就要挨一顿批，作为违反纪律处分。可是教师不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从来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再说，上级领导听取各校汇报工作，也是只注重数字，注重形式，比如“开展几次活动了”，“做了多少好事啦！”有的教师还设登记表统计学生做好事的次数。这不是在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倒是在养成他们好虚荣的坏作风。至于学生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却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没有感到这才是教育者的天职。领导上布置的各项计划，挂满整个办公室，乍一看似乎学校工作抓得挺不错。其实那些计划已是一种摆设，一种装饰品，任其在墙上生尘长埃，很少有人再去翻阅，检查执行得怎么样。

想不到我一开口就滔滔不绝，队长一边认真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我一讲完他就肯定我说得好。我反而不安起来，极力摆出一付谦虚的样子，生怕露出一点得意的神色。这就是有些人不喜欢表扬别人，担心他骄傲自大；而有些人又害怕受到表扬，担心别人以为他目空一切。队长象看透我的心思，说道：“有的人对领导提了意见，要是领导不表示接受，他就心里不安，总在观颜察色，生恐领导打击报复，对领导的一举一动提高了警惕。所以每次开生活会以后，双方都要互相交换意见，消除误会。”队长的话虽然不完全客观，可也切中我的要害，我脸上的表情不再是强装出来。象这样了解人的领导我打心眼里佩服，就是叫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可是生活中常常遇到冒牌的，他们表面也积极，尽说进步话，可以挺革命的，但脑子里想的却是他个人的利益。他们一方面想用投机取巧的办法混过社会主义教育这一关，一方面又不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老想吓唬人。谁对他们有意见，谁就被说成是对党不满。要是敢于公开反抗，后果不堪设想，不怕他粗暴的打击，最怕他用冠冕堂皇的革命词句，给你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那种情况下，往往没有分辩的余地，恐怕连说情的人也没有。

我就吃过这样的亏，尽管我忠心耿耿，一切照毛主[xi]的话办，但不善婉转应酬，不会阿谀逢迎，常常直言不讳，做领导的不喜欢我这种人。还因为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有人便认为是好欺侮的。看校长平时对不同出身的学生的不同态度就心里清楚。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常被拿来作“杀鸡敬猴”的材料，对他们不问其表现如何，好象这些人生来就不配受重用，即使有某种特长也不能去培养。对出身好，有“后台”的学生，却一根毫毛也不敢动，连他们做了错事，也怕得罪了于自己不利。我想，那些所谓“贯彻阶级路线”喊得最响的人，往往本身有问题，他们倒是企图用革命口号来掩盖自己的不足，也许是他们自己对这一政策不满的另一种表现。真正的贫下中农是通情达理，襟怀宽广的，他们能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也绝不搞“唯成份论”。

队长临别前又亲切地对我说：“好好学习毛主[xi]著作，注意联系群众，青年人的前途是无量的。”刘同志也凑过来说：“今后注意多联系群众，注意工作方法和态度，多跟领导接近，跟同事多往来，群众就会拥护你，领导也会支持你。”看来，工作队对我还是客观对待的，没有一棍子打死，此刻又如此关心，我十分感激。但是我心里明白，这等于说一个人只要经常跟在领导后面，就是积极靠拢组织，只要迎合领导的意图，取得领导的欢心，就是工作积极，“突出政治”。我也不再是“骄傲自大”，“瞧不起领导”了。看刘同志那高兴劲就知道他也是多么需要别人去“亲近”呀！生活的秘诀原来如此！这就是我在“社教”中得到的最大“教育”。

这以后，我当真压住自己的烦恼，开始跟同事说说笑笑，同他们敷衍周璇。我再不那么幼稚地想掏出自己的心。我算认识到感情同政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想同是啼哭，如属婴儿即觉得可怜，如属少年便有点讨厌，如属大人便是可笑。让情感听便自然的发生，在孩子身上可以说天真，在少年身上有点幼稚，在大人身上，就是白痴。所谓“政治家”，总要说慌。他们觉得感情是脆弱的物体。明明心里不高兴，他可以说我十分喜欢你，明明心里在憎恨，却还要跟你干杯。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一种法则必须遵循，唯有权力是至上的。以前我对于不合理的现象，对于陈旧落后的东西，总想去干涉，去破除，老是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虽是出于至诚，出于对真理的爱护，对事业的责任感，结果总是惹人憎恨。那时我不再对无理给予驳斥，对蠢苯给予纠正，别人该高兴了吧！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学习“毛选”，碰巧刘同志闯进来，立即赞扬起来。我感到能让工作队知道并给予肯定，恐怕比我从学“毛选”中得到的还重要。接着我又发动一次“全面外交”，跟同事一一交换意见，找校长个别谈心。校长很得意，我也高兴，看来我可以同所有人“和平共处”，再没有什么烦恼和不安，一切都那么快活如意，逢场作戏，该哭时必须挤出几点眼泪，该笑时要能满脸春风。可是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看别人的眼神行事，没有必须坚持的真理，不时得抑制住想脱口而出的意见，唯唯诺诺地迎合他人的主意，不管这主意是否正确，只要不去反对就行。我开始感到自己对人的客气话讲得越多，我的真情实意就越少。我那种真挚而热烈的情感在这种虚伪的交际中消失了。可是以前我讨人嫌，那时我却看到一张张笑脸。

刘同志在会上表扬我有了“进步”，跟同事搞好了“关系”。我心里难过极了。为了这种“关系”，我不得不把大半时间和精力花在无聊的“联系”中，整日地陪他们扯淡，对工作的好坏可以不去考虑。我这样做全是出于无奈和虚伪，他却在欣赏，在安静地赞美。为了证明我的“进步”，他又故意提起我的过去，而且说得格外地坏。我只能默默承受生活中这种不公正的评价。

我想，为了将来的目的，迂迴妥协一点是允许的，只要我没有把它当作正直的来继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当时处世的一种办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也许免不了要有这种涵养的功夫。否则，在社会生活中就要吃亏，要被当作傻瓜低能儿。当然我始终清醒，不能同流合污堕落为真正的伪君子，在主流中我仍然要朝自己的方向，走自己的路。对于诚实的人，我也随时准备向他献出一颗永远赤诚的心。

1966年1月，“社教”工作队开始退场。告别时刘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何，今后好好努力，你很会动脑筋。”我不禁心里一热，感动得眼眶都湿了，甚至后悔自己做得不够，心里老在想“你很会动脑筋”这句话。刘同志说中我最满意，也是我自认为超人的地方。可是他没有肯定我所想、所说、所做的都是为了工作。

欢送的场面十分热烈，沿途燃放鞭炮，从村里到村外，社员们泣不成声，大家争着替工作队队员挑行李。相识的，不相识的，一见面就握起手来道别，象是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依依难舍。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姜队长几次停下来劝阻，都未能阻止群众的脚步。

置身在这激动人心的场合，我真想唱一首送别的歌，此时歌声一定十分动人。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如此受人尊敬爱戴。但是我又想到唯有发奋攻书闯出一条路来，才是我真正的本事，几个月来庸庸碌碌的生活，快要把我的理想埋葬掉了，我还是再回到过去被认为是“骄傲自大，瞧不起领导”的样子去。批评，耻笑都已领教过。我倒是担心有一天突然给我一点荣誉，叫我下不了决心。我觉得应该再作一次撕杀，再受一次挫折，使我能顶住这种要你驯服的称赞，当然“方法方式”的确要讲究。

我在“社教”中受到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用的，只是有些片面。讲究“方法方式”，忽略内容和效果，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它无法使国家兴旺强大。

随着“社教”的结束，我受到的“教育”也跟着消失了。就象从台上下来，卸了装，我还是我，一点没有变。我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想，不能放弃为理想作出的努力。为了这一崇高的目标，一切名利在我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一切无聊的“关系”，浪费时间的“联系”也是多余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