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总设计师97年撒手人寰，他生前想要看到香港回归的心愿竟不能实现。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日本的一个作家和金庸先生谈起中国政坛上的伟人,非常佩服邓小平,说邓是"伟大的实践家,不是教条主义者",的确,党八股在邓小平的身上是看不到的,他的作风用求真务实来概括，一点也不为过。他的三卷雄文，化繁为简，气势磅礴，深入浅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如同得了禅机的人，几句话就把要点和关键的“机”全盘活了。

总是对中国不断制造臭闻的西方世界国家，的确不怀好意。别以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真对你无偿帮助，他们并没有放弃征服中国的念头。不过，尽管在以前非常敌对的时期，西方人仍然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设计师钦佩不已，认为他们是“崇尚争斗”的国度里少有的“具有建设性”的人。

别小看看了这句“具有建设性”，不是具有博大宽容胸襟的人，在特别恶劣和复杂的环境里，没有变形，还具有理智的建设性，那是很不简单的，尤其是在一个具有几千年成王败寇打斗传统的国度里。桀骜英武如毛泽东，晚年也抵挡不住环境和文化的侵蚀，没有保持住“建设性”。生活中的很多人，在生活里沦落为恶毒阴狠的例子并不少见，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周邓“具有建设性”是怎样的一种分量。

中国是一个背着五千年文化的大国。和美国不同，美国建国才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各类文化在这里兼容并蓄，又被基督教主流文化贯穿起来，没有大一统，是最年轻的国家，历史的包袱不重，所以制度的革新和国家的创新上总能轻装上阵，不费周折。而我们国家呢，在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的国度，厚重的历史文化可以是宝贵的遗产，也可以是沉重的包袱。形成的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传统当中，以保守和稳重的态度混饭吃，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是千年的圣条。儒家教人要谦虚、谨慎、做知书达礼的君子；道家教人要“不为天下先”、“勇敢则杀，不勇敢则活”、“柔弱胜刚强”，都是保守和明哲保身的。“做人以远祸为先，做事以保身为先”，看看，这在我们中国，事还没做，就先得忙着保身啊，远祸啊，说明我们的祖宗，也没有几只好鸟，人际关系如果不是四处危机，怎么这样战战兢兢？卑劣的一面，在“官本位”的国家，很容易得到最大的吱声和发展。所以，你番看古代圣人贤人的敦吨敦教诲，在教你为人处世态度上，除了保守，还是保守。所以在我们中国人，改革家是最难做人的一类人了。

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方面，商鞅的确使秦国变的富强起来，一方面，商鞅的变法触动保守派，使他危机四伏。商鞅最后被车裂，那简直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他更改了祖宗之法，商鞅的法很苛刻，刻薄寡恩，这也是他该死的地方，但是，后人对他的评论还是“变法者必死”。

后来的王莽新政，也企图作一些变法，仍然失败，被后代骂了几千年。王莽有过于理想化的一面，这里不去说。但是后人把他说得面目狞狰，十恶不赦，对他咬牙切齿，杀气腾腾，大声的怪叫：“谁叫你破坏祖宗的法”。

宋朝的王安石，进行著名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同样归于失败。当然他的变法也有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内容。但是后代的人同样把王安石妖魔化，把他说成是不近人情的妖怪，几乎不认可他的良好用心和本是真诚的出发点。中国有个传统，被庄子一语说中：“成王败寇”。在我们中国，一个人终于成功了，那么，他以前所作的一切卑劣或不入眼的事情，都可以得到粉饰或者抹平，相反一个人要是失败了，他不但是身败，而且也跟着名裂，众多疯狗必蜂拥而起，一定会痛打落水狗，发扬一不怕狠，二不怕毒的革命精神，把人整死整臭。一个人有什么灾祸背时倒霉、或者有什么残疾生理缺陷，则别人必以他来说事，笑歪了嘴巴。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可爱的地方，不可爱到丑陋的程度还是有的。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把打斗的国粹发扬到了极致的文化大革命中忍气吞声，倍受打击和凌辱。然而，他的伟大处在于他没被环境吞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仍然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和坚持着自己的信念，试问有几人可以如此坚强？！如此卓尔不群？在一鹿高鸣、万鹿雌伏的传统中，尤其是在全球进入现代化的世界背景下，要把具有五千年传统顽固的旧的东西变革，进入现代化，又要把文革那些可怕的却总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拨乱反正，那是多么的不容易。拨乱反正，稍有差错，稍微失于不周，就可能因起动乱，因起众多的说事，则背上千古骂名，也不是不可能的。象历史上那些宿命的伟大改革家们一样，好事没做成，却被众人唾骂千古，是我们这个不怎么可爱的文化传统擅长做的事情。中国人素来有“出头椽子先烂根”的说法，又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土出于堆，流必毁之”，你看，真正优秀点的人，“风流”就来找麻烦，真是“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啊。文革当中，中国人极度内向，见羊现狼样，见狼现羊样，对外如羊，对内如狼之窝里斗特性，来了一次总爆发。互相虐待和发泄，却更没有出路，红卫并白天除外批斗，晚上还得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于是更加疯狂。当时更不要说什么改革了，连起码的基本的说话都不能乱说，能够明哲保身就不错了。

所以，你看，邓小平的伟大就可以看出来了。他的伟大，一是在一个传统、保守和内向的国家搞改革和开放，非有弥天大勇不可，非有超群智慧和胆识不可，非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可，他可以说是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二是他领导中国共[chan*]党搞改革，几下子就把国家搞定，从稳定和正常的秩序上发展了。改革在有条理和稳定的状态下不急不燥的展开。从78年到现在二十多年改革的惊人成就，如果你还觉得还是文革时代好的话，那简直是具有“真性格”的保守派了。这样的智慧，简直就是举重若轻，我们习惯了把诸葛亮那样的举轻若重，不断玩弄阴谋诡计的精明叫做智慧，殊不知，象历史上的谢安、李世民那样的举重若轻，拿着几千斤重的铁棒，就象拿根火柴棍似的从容不迫才叫智慧。他们在时机不顺利的时候韬光养晦，不事张扬，潜心观察和学习，总结经验和思索问题，一到时机来临，就不是乱干生产队长——乱来，而是胸有成竹了。文革的恶劣环境成了邓小平的财富，因为他从逆境中得到反思，把这反面教材联系到现实中，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避开了很多纠纷，把中国这艘大船稳稳的行驰前前方。

苏联也搞改革，当时搞改革的戈尔巴桥夫千泡屎万泡屎，差点遗臭万年。把一个苏联弄解体了，直到现在，苏联人还在为改革后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问题头痛。中国通过邓小平等共[chan*]党人的改革毕竟终于把中国带入现代化。从这里你可以看到邓公不动声色的特点，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经感叹邓小平举重若轻，预言他将是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也称赞他“人才难得”。邓小平的才华被“四人帮”要中打击和压制，可是在逆境中他变得更能干更坚决。

中国从晚清开始就面临着民族独立和进入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毛泽东等第一代共[chan*]党人实现了第一个目标：民族独立。第二个目标在周恩来总理等“具有建设性”共[chan*]党人呕心沥血，费尽心机，（文革中邓小平是他保护出来的）战胜重重的障碍中，终于是中国这头睡狮猛醒，经过改革开放，进入现代化国家。

中国国情上，帝王思想是很深厚的。邓小平总设计师经历了文革浩劫，儿子也被批斗得残疾。拨乱反正后，可贵的是，他并没有采取什么报复的举动，没有报复收拾他的人，而是“销毁帽子"工厂，正式废除以革命为名，实际上行人身攻击为实的“阶级斗争”。他的胸襟，足以和唐太宗相比。能够在被严重挨整的情况下，心还是怀着建设，是很不容易的。破坏容易建设难，你建设一所房子需要几十年，但是要是搞破坏，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所以建设的人是伟大的，而破坏是很卑劣的。历史有一条不公平的规律：爱搞破坏和玩折腾的人总容易比好好搞建设的人名气要大。这还真是历史学上的悲哀。

天下自命不凡者多矣，不择手段要青史留名者多矣，可是时间证明，有几个真的是风流人物？

邓小平总设计师没有大力宣传自己，这是他的睿智和低调。当我们看到报纸上拉美的总统把自己宣传成是太阳神而国家却普遍贫穷的时候，我们感到某种滑稽。邓小平却被有过多的表露和宣传自己，总是言简意赅，不事张扬，很低调的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他的行为就是一块无字碑。他逝世的时候，也几乎是悄然而去，没有举国悲痛——这实际上是他的胜利——当一个国家领导人类似于平民一样离去而没有因起过多震动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的专制淡化了很多。随着时间越往后移，人们对邓小平的改革和取的的成就，评论将会越高，我相信。

本文已被编辑[鲁速]于2007-7-15 11:51:28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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