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情，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婚姻，这是必然要遇到的事。尽管十分平常，也许并不成功，却都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一大串。

我没有象电影上或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恋爱过。由于理想受挫，遭遇坎坷，我变得孤僻寡言，不善交际，几乎没有女朋友，我的爱情自然成为“迟到的春天”。也许回忆小时候的同学是甜蜜的，没有什么比童年的友情更可贵了，那黄金时代如今只能在梦中重现。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还可以写一篇情丝缠绵的文章，甚至可以搬上银幕让痴男情女着迷。可是没有，她已经不理我了，我也没有勇气去找她。唯有在记忆中还时时与她相遇。

那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开学第一天，我穿着父亲从福州给我买来的新衣裳，蹦跳着来到学校。教室里已有不少同学在吵闹，有的在座位上翻阅新课本，找图看，有两位看到我就跑过来告诉我：老师分配一位新来的女同学跟我同桌，那口气象是幸灾乐祸，又象是忌妒。我脸上虽不高兴，心里还是甜滋滋的。她早已坐在那里，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清新，当她知道同桌的我，便十分客气地让坐。我一时没了主意，也不答话，放下书包就往外跑，小小的心灵已被她的美貌和有礼的举止逮住了。她是随父亲调动工作从外地来到这里。很快，她跟班上的女同学混熟了，经常教她们唱歌跳舞。有一天，她主动提出要到我家来看屋后酒厂的大烟囱。对孩子来说，当时高大如塔的烟囱是新奇的，它是家乡建设的象征。望着冒出的滚滚浓烟，就象观看一只施放烟雾的怪物似地，无限遐想在眼前跳动。我们的友谊在与日俱增，她曾邀我到她家里去。她家里的小人书真多，我们常常一边看一边讲，有时也编造出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因为她的名字叫茉莉，便故意朝她唱“茉莉花开香喷喷，咽咳哟，香喷喷……”，听我这样唱，她总要生气，我就越唱得欢。后来她也故意叫我什么，我倒是忘了。

同学们看到我跟她好，就把我们说成是一对的。我和她听到，都没有生气。可那时我总是调皮，为了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有时也作弄她。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我从教室的窗户跳出去追她，猛地抓住她长长的辫子。她竟哭了。我后悔莫及，她的哭声久久还在撞击我的心。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懊悔万分，因为还来不及重归于好，我们都毕业了。我进一中，她上三中。从此失去联系，随着年龄增大和不必要的自尊心，反而更加疏远，连路上遇见也不打招呼。初中毕业后，她又到外地去读书，关于她的消息就很少再听到。一直到我“高考落取”那一年在街上偶然见过一次。

1958年她毕业后，没有去当演员，而是被分配回县里当教员。跟我一样，这些年来她也迟迟没有找到对象。但是关于她的流言蜚语不少，大家好象对那些常在舞台上露面的靓女特别关注，喜欢议论她们的婚姻隐私，又总是带有贬低的成分。也许她不够自爱，也许她无法推卸，当了教员还常常上台去表演，去当一名十分显眼的报幕员。殊不知桃花盛开时，人们欣赏赞美，一旦花谢了，就再也不能以往日的艳丽夸耀于万物。聪明者总是激流勇退，让美好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茉莉不懂世俗的道理，不知道进入社会的可怕。一走进去就如同落入笼里的金丝鸟，没有人还相信她会高飞。艺术贵在于新，通俗之物再美也不惹人注意。好比我刚得到一枚新邮票，总爱不释手，反复观赏，但时间久了，也会腻的。观众的注意力早已落在比她年青的下一代身上，对她继续“抛头露面”，开始厌恶。但是人们传说她，也太无聊，总想找一点有损她名声的东西。正是“花儿不幸落在牛粪旁，牛粪倒嫌起臭来。”

我对她的印象仍是小时候的，我愿意永远这样保持着。我不想去打扰她，也许她后来给我的印象已远不如前了。

1961年我有过一次初恋，却是一次“单相思”。那年学校刚调进一位女教师，叫杨妃妹。她那张纯真雅气的脸，把我当时正专注于为理想奋斗的精力给分散瓦解了。

开始，彼此间还保持一定距离，好象都在做“火力侦察”。直到有一天，我承担一次全校示范教学，在评议会上，大家都称赞我这一课上得生动有趣。我知道老教师的鼓励多少带点俗套，可是杨妃妹显得很兴奋，紧挨在我身边不停地问这问那。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会这样热情，竟忘了矜持，尽情地回答，象一个在大人鼓励下欢快表演的小孩。界限一打破，交往立即多起来。有一天她替我买张电影票，又亲自送到家里来。妈妈第一次看到有女朋友来找我，高兴得不得了。又是招待，又是上下打量，弄得她满脸悱红。过后妈妈还象猜中谜语似地问我，“这位女教师是不是姓杨？崇武人？”我奇怪妈妈怎么知道。原来婶婶早打听到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女教师，常问我：“你看这人怎么样？你也该找个对象了。”我总是回答：不想早结婚，结了婚就想过安逸的生活。况且我自我修养尚接应不暇，哪有心思去谈恋爱。

就象“一石激起千重浪”，妈妈和婶婶的话使我想入非非，有了一种新鲜的感觉，说不上是什么样的。总之，态度全变了，对弟妹比过去亲热，走起路来潇洒自信，好似春风长住身边，心里是冷嗖嗖地爽快。在她面前，我言谈举止绝对“标准化”，不敢有半点闪失。然而不安跟着来临，我担心她已有对象，害怕她看不上我。我原来平静的生活一下给搅乱了。

我们的交往更加亲密了，有时一块出去散步聊天，有时一同去看场精彩的电影。每天放学我总要等她一块回家，我极力保持这种难得的友谊。我在心里做着甜蜜而苦涩的梦，在纸上写一些自己明白的爱情诗。可是有一天，不知是别人有意“透露”给我的消息，或是我无意中听到的，我知道她已经订婚，对象是个大学生。我开始忧郁苦闷，如同坠入万丈深渊，感到绝望，同时觉得她在有意疏远我。终于在一次回家路上，我忍不住问她：“你订婚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开朗地笑了一阵，声称“没有这回事，不要瞎说。”我认定她是不肯说出真话。此后，我有意显露不凡的抱负，还在她面前故意跟其他女教师谈笑亲热。

然而，她确实是完美的，孩子般的容貌，那么纯真；善解人意的谈吐，令人信赖；温柔有礼的举止，叫我打心里想接近她。我忘掉了自己，身不由已地跟随她，无限崇拜，无限思恋。我又是快乐，又是痛苦。我不敢想到有一天要占有她。我只是暗自欣赏，默默享受。我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单相思，不断给自己制造烦恼。我曾想过，即使她未曾订婚，也不会嫁给我这样一个人。我只能在她离开我，在她快要跟别人结婚时，再向她表白，让她看到这破碎的心，让她知道我爱过她，愿她幸福。只要她知道了，我就满足。只要她和别人的结合不是由金钱和地位构成的婚姻，我就不该前去干扰阻碍。如果她是个朝三暮四的人，我也不会爱她的。

可是有一天，还是在一块回家的路上，她突然很靦觍地开口向我“要糖果”。我明白这“要糖果”意味着什么，太出乎意料，还从来没有女孩子这样问过我。我不知所措，连声喋喋地说“没有”。而她似乎在沉思和露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跟我的一模一样。我兴奋不已，夜里一次次回想白天的情景，分析原因，咀嚼她每句话的含义，研究她的举止眼神是不是出于爱的缘故。也许她在担心我，就象我担心她一样；也许她跟那位大学生的爱情已经失败；也许是别人搞错了。我又觉得她会爱我的，我们的结合是可能的，我不该胆怯。我翻来覆去，神奇的梦幻一幕幕闪现：我开始考虑着怎样对她表白，想着她把爱情交给我的一瞬间，甚至想到布置新房，想到举行婚礼……我恨不得把一颗烦躁的心立即抛了出去。

我重新回到苦恼不安的日子里，她却照样轻松，时常微笑着，无论什么事从不气恼。我们也还象往常一样亲密，只是我始终不敢对她说出心里话，我担心这一说就可能把一切都失去。我得到的已经不是快乐，而是深深的忧虑，我的精神快支撑不住心头的重压。我决心尽早摆脱烦恼，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能被爱牵制住。我准备用一封信来探求爱的回答。

谈不上是一封“情书”，倒是一封彻头彻尾的“诉苦”信，倾诉爱慕她的痛苦，倾诉得不到答案的烦恼。我没有勇气当面把信交给她，而是偷偷地放进她的办公桌里。第三天她交给我一封回信。我已料到是怎样的回答，心里十分平静，不想马上打开来看。自从我把烦恼交给她，心里就轻松多了，我坦然地等待事情的结局。

她在信中感谢我对她的友爱和热心帮助。说她一直把我当成是好朋友，好同事。她那天问我的话是无意的，又说她确实没有订婚，但有一位男朋友，还在大学念书，可以说是她将来的爱人。她希望有机会我们能互相认识。最后当然是委婉地拒绝。

我深深地舒出一口气，象卸下一付艰苦的重担。我可以无牵无挂地继续追求我的理想，这只是旅途中一段生活小插曲，我本来就不该有这样的爱情，我太可笑，太认真了，这完全是一种“单恋”。对我也许是有生难忘的“初恋”，十分纯洁神圣，我绝对没有错，她也无可指责。我终归是以理智战胜情感，也许我没有把爱情当作唯一重要的事来办。在爱情面前我还是缺乏信心，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去跟“情敌”“竞争”。

这以后的几年我又是孤单和寂寞的，已经有点衰老。我也想过要是早点结婚，也许不至于这样。可是每当妈妈给我提亲，我就害怕，总是加以拒绝。我担心对方是一个庸俗的人，和我毫无共同之处，万一将来我的地位有了变化，她是否能给我带来幸福？我也担心她是一个理想的人，一个如同我有远大抱负的人，而我依然默默无闻，她是否会把我抛弃？因此我一心只响往着大学，以为只有考进大学，才能找到称心的爱人。

1964年上大学彻底成为泡影，我又被发配到“边疆”，我的将来不会再有变化，我的爱情婚姻离不开这里的现实，只好听从家里的意思，让天意来安排我的终身大事。

第一次接受母亲给我介绍的对象，还是一位高中毕业生，在供销社当售货员。我想有一定文化该会好相处，将来教育子女也可以明智些，就答应去“相亲”。

那天傍晚，我刮好胡须。母亲还要我换一件新衣裳。我觉得太别扭，不同意。父亲只是望着我笑。他们都把我当小孩子看。母亲穿一件走亲戚的衣服从大门先出去。我和父亲避开邻人从后门走。一路上我极力装得无所谓，还买了一根冰棒想凉一凉自己的心。

到了目的地，我还是紧张起来，进门时差点撞在门槛上，脸上突然涨得通红，手脚有些呆苯，连应答的声调也嘶哑了。还好，对方看电影去，只有她母亲在家。父亲同她母亲攀谈。我在一边静听，我觉得自己的长相可以博得她母亲的好感，才自在起来，有时也插进一两句，免得装傻子。父亲后来说，过一会再来。我们就起身离开了。

第二次走进她家，我有意溜在后面，要是她还不在，就不进去。后来听见父亲招呼一声，就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领我们到客厅去。我猜这一定是她。大家一坐定，介绍人就开始说明来意。我悄悄抬头瞧一下，她正羞答答地望着地板，手里一把扇打得沙沙响。看她这样，我倒胆壮起来，开始思索如何对付“当前的局势”。介绍人尽力说我的好话。我只好也低下头表示害羞，偶而朝她那边看一眼。她一触到我的目光，便迅速转过脸去。我只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这样坐了近半个钟头，只是介绍人在不停地“介绍”，“介绍”了我，又“介绍”她，“介绍”了她，又“介绍”了我。我觉得这样不好，便看着她问了两句。她不再回避，也看着我，大概也要显示她的“不怕”。最后双方都不能持久，同时把目光移开。父亲建议我们先通信联系。她“嗯嗯”地应着，态度很不明朗。我想冲破这种老式的说亲，热情地道出想好的话：“让我先留个地址给你，好吗？”接着又装着要纸张的样子，她却一点反映也没有。我讨个无趣，只好强装笑脸坐回原位。刺探性的动作失败了，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还是父亲看形势站起来告辞。我迫不及待地逃出来。

回到家里，已记不起她的模样，连一点值得回味的地方也没有。只因为她受过高中教育，才令我有点神往。

第二天介绍人带来一张纸条，是她写的通信地址。我看笔迹清秀大方，比我写得好，也就油然起敬，这正是我的短处。我不停地在纸上练写她的姓名地址，此时才隐隐有一点敬意。家里对这件事十分关心，祖母一再嘱咐要“加紧行动”，说是当今女人不可靠，说定了还要变卦，又说三姨婆也称赞她人品好。真不料三姨婆也知道，原来她就是三姨婆的外孙侄女。我想以后在三姨婆面前可得安分点，让她也替我说几句好话吧！我“加紧行动”，当晚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这第一封信不好写，不知说什么好，写什么合她的意。我想先写些工作忙呀！学习紧张呀！之类的，看她如何回信再说。

一连十几天不见她回信，后来听说她又回家来。母亲建议我们去看电影，并买了两张票，托介绍人拿一张给她，算是约定了。我吃完晚饭就到电影院，站在门口等了好一会，不见她的踪影，只好独自进去。起初我镇静地坐着，渐渐感到不安，电影已经开始，旁边的座位仍空着。我又想，她会不会坐在另一个角落，故意考察我，大概有文化的人喜欢这样。于是我始终保持最佳姿势，可是直到电影结束，还看不到一双热情的眼睛。我怏怏不乐回到家。母亲告诉我，那边回话来，叫我看完电影上她家去。可到了她家，她又不在。我开始不耐烦，到底打什么主意，又不是没受过教育，何必这样躲躲闪闪。我仅仅想通过彼此间的接触加深一点了解，并非就这样爱上她。不愿意就拉倒。母亲不以为然，说等父亲回来再去问一问，同意的话，马上买些糖果花布送去，算是说定了。我强烈反对，这老一套怎么用到我身上来了。

后来对方表示要求入赘，说是她家没有男的，只这么一个女儿。我想是个借口罢了，这种人希望真正的爱情，又害怕生活的艰苦，最终还是迁就于金钱物质的需求。我不外是个小学教员，每月薪金二十八元，在她眼里还不够条件。她顶多从外表上喜欢我，一接触实际就怕得要命，下不了决心。我断然拒绝，倒不在乎风俗习惯，而是这明显带有一种交易。

不知不觉又一年过去，这一年中母亲仍在为我的婚姻着急，到处央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一方面不敢信任他们的介绍，他们看中的人，怎会合我的意？我也不愿四处张扬惹人褒贬。另一方面想到自己年龄不可饶人地增大，既然不想打一辈子光棍，能早点了却这椿心事，也省得分散我的精力，说不定好的婚姻还能帮助我更加努力，因此我也不大阻拦他们。

可是有一次，母亲介绍了一个仅小学程度，又没有工作，而对方还要嫌我近视，嫌我工资低。我感到受极大的侮辱，难道我是个没人要的东西。母亲简直把我当成销不出去的处理品，硬要塞给人家。人家是越发怀疑的。

1965年秋的一天，母亲又写信叫我回来，说有事商量，我猜到八、九分。到家时，母亲又不说什么，直到我要出去，才把我叫住，拿出一张女人的照片，说是初中毕业，在工厂当临时工。我看照片里的人不怎么样，也就不放在心上。母亲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把照片还给母亲就走了。回来时母亲却告诉我，晚上到表姑家跟照片上的女人相亲。我感到为难，不知对方啥样人，甚至不知她叫什么，怎么好随便去“见面”。不够形势已迫使我只能听母亲的安排了。

见面就见面，我不以为然，已经有点习惯，不再对镜照看仪表，也不感到紧张，还故意过了约定时间才从家里出发。到了表姑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位陌生女子含笑着从凳子上站起来。我也不打话，就在表姑为我搬来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眼睛瞧着地面，象在想心事。我看她的脸比照片好看些，可惜胖了点，不是理想中的苗条姑娘，不能一见钟情。我从容坐着，屋里还有母亲，表姑和媒人。媒人一再提醒我跟她谈话。我不知从何说起，还是老办法，建议今后通信联系，当着别人的面是谈不出什么的，信里却可以冷静思考该说些什么，也可以从信中看出她的才智，了解她对生活，对爱情婚姻的看法。我写了一张学校通信地址给她。她也十分乐意地写一张给我。

媒人提议我到女方家里走一趟，说是认识一下路，以后好去找她。母亲说这样好，先交朋友吧！可到了她家，一时投到我身上来的目光，有探索，有揣摩，有审视，也有好奇看热闹，一些人在房门口跑来走去，探个头又不想进来，嘁嘁喳喳议论着，好不尴尬。媒人不知跑到哪里去，让我一人傻坐着，象尊模特，让她们一一来参观。接着又要到我家来，一群人拥着她，浩浩荡荡地陪着，却叫我跟她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尽让她们搬过来，弄过去地叫一帮亲友来品头论足。想不到我这个爱情上的幻想家，竟落到这地步。最后媒人拿出两张电影票，让我们俩一块去电影院，这是当年最流行的约会行式，在那里既可挨得很近，又不被人猜疑，可谓最佳的谈情说爱场所。

电影是好看的，革命者在斗争中牺牲了，坏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下场，这跟以往的公式不一样。我看着看着，竟把身边的她给忘了。直到电影结束，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她也够可以的，始终不敢先开口。我打算电影结束后邀她去散步，那时也许可以谈一谈。不料，我刚走出影院就遇见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只好装着毫无牵挂地跟他谈了一阵，却把她给丢了。等到我回头去找，她已经不见了。

回到家里，母亲焦急地等着，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可是当我再拿起那张照片来看，已经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象看电影明星的照片那样，感到抽象和遥远。

第二天回到学校我就赶快给她写信。可是等了一个多星期，她才回信来，却是委婉谢绝，说她程度低，配不上我。我猜想一定是那天怠慢了她的缘故，但也不想解释，只怪多此一举。想到过去的包办婚姻多少有点好处，可以使男女双方省掉许多烦恼，无需承担求爱的焦虑和失恋的痛苦，光是等候对方来信就是一件急死人的事，何况还是失望的信息。

然而却真有这种包办婚姻。不久母亲又给我介绍一个，也是初中毕业生，在化工厂做工。对方的母亲十分“爽快”地说：“你们的人我没有意见，我的女儿也最听我的话，同意就下聘礼订亲，用不着让他们见面，通信什么的。”这实在又可笑得很，我当然不能同意。

就这样，婚姻问题成了我当时精神上沉重的包袱。这种负担不是我个人的迫切要求，而是别人造成的。邻居中比我年轻的小伙子都已结婚，当了“爸爸”。许多人以奇异的眼神看我，好象过了大家认定该结婚的年龄，就成了没人要的光棍。有些人开始议论我找不到配偶是因为怎么样了。我也总觉得有尖嘴巴的女人，在我背后指点着，吃吃地发笑。我个人倒无所谓，这种“本事”吓不倒我的自尊，可母亲整天为我的婚事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才叫人受不了。

祖父也着急了，他召集全家人来讨论我这个长房长孙的婚姻问题。大家都说问了几家，不是嫌我工资少，就是做父母的同意，女儿却看不上。最后祖父提到他一位朋友的小女儿，这人我认识，有点印象，但没有一丝爱慕之情。我讨厌她过分追求时髦，显得华而不实。母亲曾对我说过一次，我不置可否，大概母亲也觉得不合适，就没有再问。祖父又重提她，可能是无中推有。听说她能言会道，待人乖巧，这一点在当时是比“温柔贤慧”的姑娘更有生命力。我有点心动，含糊地应着，要是祖父再重复问一句：“你考虑好了！”可能我就要反悔。

经由祖父亲自辑合，我们很快就联系上。起初她要我说明在学校“大鸣大放”和被开除团籍的原因，还要我拿出已恢复团籍的证明。一时让我感到恋爱婚姻也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感情是第二等的东西。我十分恼火，又一想，自己不也在打听她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吗？也就无可奈何，说不定还得佩服她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我甚至感到在政治上她比我成熟，比我“红”。

她给我寄来的第一封信就热情得可怕。我曾经兴奋得睡不着觉，她如此坦率和多情，我不知该怎样应答，要知道彼此间还没有一点爱情基础。但是随着书信的不断往来，我心里逐渐燃起爱情的火焰，对她的思恋在逐日增长，希望天天能收到她的来信，心里已是全然被爱情所占据。只是我对她还有点担心，她的虚荣心太强，她嘴角边那几条泼辣的皱纹令我心寒，她会不会为几分钱跟别人吵起来？她会不会对我永远忠贞？

一段时间她不给我来信了，让我感到心烦、焦虑。我一连去了几封信，她才回复，却半真半假地写着：“你是个有理想的青年，我怕配不上你，将来要贻误你的前程，你还是另寻佳人吧！”我立即回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她来信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爱你，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真挚的，将来就是海枯石烂也不变心。”我一方面安下心来，一方面感到疑惑，我看不出她前后两次变化的真正原因，倒好象在讨价还价作买卖。

这以后的来信，她尽在数苦，数生活上的困苦，没有钱订报呀！连寄信的邮资还是朋友送的呀！等等。我就寄了一点钱去。她回信却说不稀罕金钱，说曾有一位华侨子弟追求过她，答应给她几千元存款，她都拒绝了。真是的，我感到一种虚伪和欺骗的存在，但是我仍然想用真诚去打动她。

想不到她的来信却变得如同外交文件那样堂皇、枯燥，没有一点爱情的味道。我热烈的心被冷却下去，不得不坦白告诉，对我来说，恋爱并非终身事业，爱情必须双方真诚对待，共同呵护。我同时希望爱情能帮助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仅在敷衍和出于不得已，请尽早说出。

她回信把我大骂一顿，什么“背信弃义”，“玩弄女性”，只要她想得出都用上了。最后竟得意地写着：“告诉你吧！组织部的王干事早就在追求我，是我一直不肯答应，现在我终于可以下决心了，到时请你再来喝我们的喜酒吧！”

我气得浑身发抖，知道自己上当受骗，真正被玩弄了。这也许是她设计的圈套，也许是她相好出的计媒。其实你同一个人合谋干了坏事，他不认为你是他的知己，反而觉得你不外也是如此。她在政治上有相当的野心，我是早就看出，尤其经过“社教”运动，她更渴望有一个政治上走“红”的人当她的后台，她始终想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点我无法满足她。她又以为女人要被男人死不放心地追求，才显出她的高贵。我认为爱情不是游戏，用不着说一些蛊惑人心的话；也不是一场战斗，必须讲究战略战术。爱情应是一首优美动听的交响曲，需要双方真诚、和谐地来共同演奏。几个月来我辛勤浇灌，满以为到秋来可以获得丰硕的成果。她却擅自把盛开的花朵踏成烂泥，把一幅绚丽的图画撕成碎片。我不知道她这样做的心情是怎样，我还象当初忠于自己的诺言，忠于自己的天性。我不曾有过使别人痛苦的想法，却不料得到别人施加给我的不幸。泰戈尔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而说她欺骗了我们。”我在一次次对生活的探索中懂得它的真理。

我的心受了伤害，本想进行反击。如果我不悲伤，那将损害我的人格，暴露几个月来我对爱情的虚伪。但是我不至于过分悲哀，我终究不是一个傻瓜的痴男人，即令我的悲哀，也不单单是为了她，她不过是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一员，我悲哀的是导至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象原谅一个无知的孩子，不愿再去想她。“只管走过去，不必逗留着去采了花朵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还是泰戈尔说得对。

在回忆录中我尽量写出当时的心情，并不代表现在的看法。恋爱婚姻是一生中的大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追求，这是无法勉强的。必须慎重考虑，也要大胆进取。那些不成功的婚事，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说双方都有责任，完全归咎于一方并不公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