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又一篇针对性的社论，宣称要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传统实行改革和破除，对官老爷大胆冲击揭露，对迫害群众的反动路线和反动“血统论”进行批判。其内容和声势在当时是令人鼓舞的。

我为此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写了一封情感激荡的信，寄给党中央毛主[xi]。表示自己热烈拥护的程度，并就当时的教育革命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我始终改不了凡事总想发表自己见解的脾气。

8月5日毛主[xi]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4日又公布指导这场运动的方针政策《十六条》。我的血沸腾了。第二天我就赶回学校，放弃假期休息，同几位农村青年一起到田间宣传《十六条》。在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的鼓舞下，我对报上和社会上开展的一切讨论都抱极大的兴趣，对运动充满着无限的幻想和希望，以为将是一场空前彻底的大革命。它符合我喜爱破旧立新，不断向前的秉性。尤其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喊得最响，一些人受压迫最历害的时候，总希望来一场暴风雨把它冲洗干净。

8月18日毛主[xi]第一次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首都“红卫兵”，对“革命小将”表示支持，号召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同时各省市的“红卫兵”也分批晋京接受毛主[xi]的检阅，其狂热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中学生中的几位杰出人物，成为时代的英雄，他们如火如荼的行动得到众人的赞誉，被群众广泛地传颂。整个社会已太久太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勇敢行为了。

然而小学里头仍在敲钟上课，按步就班。乡下像是“世外桃源”，毫不相干。直到12月初，中心学区里几位“头上长角”的青年教师率先冲到县里“造反”，逼“当权派”同意他们外出“串联”。其他人也蠢蠢欲动。不久就纷纷组织起各种名目的教师“红卫兵”，宣布“停课闹革命”。我们这才正式投入运动，扮演各自的角色。

我第一次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时候，觉得挺威风，仿佛长高了三尺，从此步入革命者的行列，就要去为神圣的事业进行提卫、搏斗、冲杀了。几位上京“造反”的人拍来电报，声称中央已允许小学教师外出“串联”，当时称为“长征”。当然不是当年红军为了抗日，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中辗转北上的长征。而是为了打倒“走资派”在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城市间搞“串联”的所谓“长征”。于是12月29日，我参加的“红卫兵”“风雷”战斗队从学校出发了。大家计划先“南下”后“北上”。我同家里告别时，郑重交代要一年半载才能回来。似乎感到这一去就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到全国各地去“经风雨、见世面”。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雄赳赳地踏上征途。但后来事实证明，许多人是借机出去游览观光，所谓“革命”仅是一个幌子。

队伍出发的头几天，秩序井然，一路上在红旗指引下列队前进，不停地唱着“造反”的歌曲，高呼着“革命”口号。感染了沿途观看的群众。到一个地方便参观大字报，摘录重要新闻，搜集各种传单，然后迅速寄回“总部”，让他们再转抄成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晚上睡觉前，大家还要朗诵几段“毛主[xi]语录”，总结一天的活动，交流心得体会，颇有几分“革命”气氛和精神。

到了厦门，这一切开始乱了套。本来厦门地处沿海前线，是不准“红卫兵”去“串联”的。路上有解放军设哨拦截。但“红卫兵”个个神通广大，总是想方设法闯进去，在厦门市区可以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我们中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到厦门，一下就被城市的繁华迷住了。听到有几个好玩的地方，首先就往那里跑，饱赏一顿眼福，再拍张照片留念。到了晚上，大家谈论的已是这方面的感受。我是第二次来的，印象远不如第一次深刻。住了两天，我们才乘小客轮从海路到漳州市的石码镇。

乘船旅行是首次，那滋味比乘车强多了。一路上可以躺着，可以玩朴克下象棋，可以到处走动。虽然走得慢，但面对一碧万倾的海面，几只海鸟在空中飘来拂去，象一片片风筝，在彩云中招展扶遥，忽而又急冲而下，从水里叨起一条小鱼。这时也就不希望它走得快，还令人豁然神往，浮想联翩，勾出神话般的幻想，连嗵嗵嗵的轮机声和船舱里人们的谈笑声，都仿佛是从天边漂来属于大自然的声响。我全然陶醉了，独自一人佇立在船舷边，对远处无边无际，此起彼伏，永不停息的波涛投去敬佩的目光。再瞧瞧眼前一股股白浪在争先退去，尽管在拼命地挣扎，喷怒地咆哮，终归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它们的狂跳，只不过姑且填补一下内心的空虚和恐惧，而且短暂得十分可怜，只要推进器一停止转动，立即化作一堆堆泡沫，无可奈何地躺在船底下，被无情的巨浪淹没了。我不禁会心地笑了。当船尾这股白浪跳尽的时候，我就要踏上新的征途，那时无数的波涛又会来扫清这块被搅乱了的水面。

过了漳州以下尽是山路，我们以步行为主。步行比乘车可以更随意地浏览大自然的风光。沿途山山水水也显得格外可亲，多少给这些走上征途的崇拜者一点精神安慰。有时望着漫山遍野砍不尽的松树林，一片片采不完的菠萝果，感到自己象是在绿色的海洋中随波逐浪，渺小的如同一滴水珠。还是找个地方隐居起来，与世无争的好，管它什么“好派”、“屁派”、“天派”、“地派”。（当时红卫兵的各种派别）。多裁几棵松树，多种几株菠萝，还可以给祖国山河增添一点美色。想着，想着，就忽然要折回去，回到学校去踏踏实实地教好书，多培养几个学生，以尽自己的天职。只是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一种惯性还在推动自己。

同行的他们也开始厌倦了，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些鬼话连篇的大字报，再好的河山被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一遮盖，也变得破烂不堪，不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形势的发展越发叫人糊涂，令人心寒。到处都有那种近于野蛮的粗暴行为，不顾客观事实，不尊重他人的意志，硬是将自己一套观点强加给别人，肆意侮辱那些已被打倒的人。即使在战场上，只要对方举起双手，还要优待俘虏呢！而那些人的尊严和权利却没有得到一丝保护。自古以来公认的美德被歪曲玷污，只因为有些人看不惯。我的一颗热烈的心，逐渐冷却下来。本来可以原谅的，也因为失望而开始憎恨。

回想“文革”初家乡破“四旧”的情景，更是愚不可及。让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四旧”的学生，去搜寻“四旧”。他们挨家挨户查找，凡是来自“过去”的，在孩子们眼里便是“旧的”，属于破除对象。许多经久不衰的古文学作品被焚烧了，一批古董被视为无用的玩物砸碎了。更可笑的是祖父房里挂着一幅曾祖父的照片，只因为身上穿的是清朝时代的服饰。“红卫兵”见了便说是“四旧”。祖父起初听不懂还忙争辩说，“那是我父亲，不是四舅。”当知道是指照片里那身服饰，祖父更惊讶：“那你们叫他当时该穿什么？”但最终还是被拿去烧了，当时可是“红卫兵”说话算数。大街上凡属“牛鬼蛇神”书写的招牌、匾额全被戳破。几座古代碑坊被拆除毁坏。剧团里的古装戏服，上千元一套的，也拿到街中心烧了。一群“红卫兵”举着红旗狂呼乱叫地冲向科山寺庙，象进攻一座敌人的碉堡。到了那里，见佛便砸，简直跟见人便杀的强盗无异，不知道因此毁坏多少名胜古迹。“我们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是最最最革命的。

要是不肯自动交出“四旧”，发啰嗦表示不满，马上会以抗拒运动论，遭到“无产阶级铁拳”的重重打击。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语文教师，一生爱好集邮，平时收藏着不少清朝民国时代的邮票。不幸被“红卫兵”查出，那些娃娃看到邮票上有“中华民国”的字样，有十分显眼的“十二角星”徽志，尽管票面上是孙中山的头象，“红卫兵”却象看到蒋介石、狗特务一样，怒不可遏，视为大逆不道，立即把那位教师拉出去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批斗了一场又一场，跟“窝藏反革命”、“伺机反攻大陆”同罪。可以不经任何人批准。这叫“放手发动群众”，因而也放任了群众。有的人就要吃眼前亏、受侮辱、受损害。那些人只知道斗、斗、斗。斗得那些“走资派”（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个个可怜郎噹：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斩牌”，手里敲着铜锣，没有铜锣，即以面盆、铁桶代之。一群红卫兵押着他们象耍猴似地满街里走。有的经不住红卫兵的折磨，自寻短见。县里一位局长跳水库自杀，另有一对夫妻双双服毒。“红卫兵”还要在他们的棺木上贴上大字报，写着“反革命分子灭亡之日，就是革命群众开心之时。”稍为正直的人，谁也看不下去。

想起这些，我开始从盲目的追随到冷静的思考。但是为了继续考察外地的情况，获得更多的启发。我还是往前走了，此时的动机跟出发时全然不一样。也不再传递信息和传单给所谓“总部”了，连家书都不去写。

1967年1月6日我们进入广东省界，一时又都振奋起来。因为出省了，这对许多人来说是第一次的。希望看到省份不同，人们的生活道德、政治面貌会有什么两样，还有风土人情有何差异。可惜除了一些东西叫法有点不同，人们的思想行为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有超脱的现象存在。大家也很快被旅途的疲劳占去一切，盲目地只知道赶路，心目中只响往着广州，一个更繁华的地方。

为了早一天到达广州，我们中途搭乘了一段火车。这同样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人们总是对头一次享受有深刻的印象。那是一辆从深圳开来的列车，车上有不少“南洋客”。我觉得不能在这些衣冠楚楚的人面前出丑，便巍然襟坐，目不斜视，好让这些从国外归来的同胞知道一点民族尊严。至今也就想不出有怎样的激动。可见要想得到真切而生动的感想，就不能在新事物面前装模作样，应该让人的天性自然而可笑地流露出来，稳重同轻浮一样体验不到真实的情感。

火车拖着长长的嘶鸣声把我们带进广州市区的时候，已是夜晚。从朦胧的夜雾中看到远处一大片闪闪烁烁的灯光，我还是被引诱到车窗口去，象这样的夜景过去只能从银幕上看到，那时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部看不尽的电影，密密麻麻如同繁星的灯火，显示这是一座不夜之城。要不是火车太无情，我是不会从车窗口缩回来。

在徐徐的汽笛声中进站了，我怀着满足的心情步下火车，一时觉得到了一个革命的圣地，就要去参加伟人的代表大会，要跟那些气宇昂扬的大人物并肩同坐。我的血又要沸腾起来，我的同伴在啧啧称赞，他们有的被车站的宏伟吓得目瞪口呆。

可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那时被称为“两面派”的陶铸刚刚在中央被揪出来，他还是中央文革小组“五干将”之一，是广东省的前任省委书记。这里的“当权派”象预料到什么，纷纷逃避。广州象个“不设防的城市”。省委机关瘫痪，市政府没人过问，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不知去向。接待室成了难民营，整个大厅全是徒步“长征”到这里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垂头搭脑，无精打彩，有的躺倒在地上，有的背靠背互撑着，或倚着柱子，蹲在墙边，几乎都在埋怨不该出来受罪。听一些人介绍，他们已经来了三天三夜还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没有人给办理接待手续。门口有一群人在拼命敲打办公室的窗户，大声叫喊，可是整座房屋象死人一般，任你百般捶打也不吭一声。

我们只好跟大家一块挨到天亮。第二天不知道是谁从哪里弄来一位工作人员，几十人簇拥着把他推向办公室。他在不停地挥手声辩，不肯向前。可是没有人听他的，两个象是头头的“红卫兵”把他硬塞进屋里去。外面的窗户立即贴满了一张张渴望的脸，十几只手一齐伸向只容得一个脑袋的窗口。我们还算幸运，相到一位独占鳌头的人求他代办了，才没有受到更多的苦头。

我在广州住了十四天，每天到一个地方游览参观，广州的风景胜地几乎看不完，有几处离住所远一点的就没有去过。关于他的美丽还是留在我的记忆里吧！肯定有很多人写过。不过我觉得他不如鼓浪屿有种自然的美，他端庄浑厚，两个相比，犹如看油画和水彩画，一个是远看得好，一个是近看得妙。对广州的想念还是在离开她以后，到了上海，才觉得他是和平好客的。然而在珠江畔还有一群贫穷落后的水上人家，十几条小船横卧江边，一船一户人家，住着老少两代人，还喂着鸡鸭猫狗。破烂的衣裳晾在桅杆上十分显眼地随风飘扬，无疑给这座美丽的城市抹上一笔极不相称的色彩。就象在一个豪华的客厅上还摆着几只讨饭的篮子，太煞风景了。

在广州“串联”期间接触到的人不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从上海来的“红卫兵”，跟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听他自我介绍是一位中学教员，三十几岁模样，穿着十分朴素，待人也和气。他整天呆在房里写东西，很少出去游玩。交谈中他直言不讳为“大叛徒”刘少奇辩护。我们感到惊讶，一个个默不作声。我却从内心钦佩他的胆量，看到中国的希望，在那样恐怖的年代，居然有人敢公开唱反调，是很难得的。他只住了三天就走了，他那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象一盏明灯，一直亮在我的心里。

我的同伴大概玩够了，想起家了，都决定回去过年。我不打算回去，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应该继续“长征”到别的地方，应该上北京。结果只剩下我独自一人，这样也好，失去一种依赖，倒是增强了独立的能力，我再不必去考虑和迁就别人的意愿了。

2月4日我办理专供“红卫兵”的免费火车“返程票”离开广州，当时各路“红卫兵”彼此交换“返程票”，反而走得更远，有人因此走穿大江南北，周游全国。我则采取不在中转站下车的办法，有意让50次列车把我往上海方向带。此时，一路上象在荒野里穿行，车窗外满目萧条，冷气嗖嗖，光秃秃的树丫子呆立在铁道两旁，没有一丝生气。我看不到想象中的北国风光，不禁感到一种失落，只好蜷缩在车厢里，让咣噹咣噹的轧轨声拉着低垂的脑袋不停地晃动着。火车不时“晚点”，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过道里是寸步难行，大家只能用随身带的饼干充饥，却一滴开水也没有。大小便更是难堪，小青年憋得哭出来，有的用牙杯盛着再让同伴传到车窗口倒掉，女同志听说是用干毛巾去湿……，在那种环境下，谁也顾不得害臊了。

晃了三天两夜才踏上上海地面，大家象是从宠里被放了出来，说不出的畅快。出了站台，独自一人，我忽然觉得象掉进大森林里去了，分不清东西南北，尽管大街上人群如潮，车辆如涌，却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凭经验又想抓一张市区地图，却买不到，只好不停地问警察，象走迷宫似地费了不少劲，才找到接待站住下来。

在上海，望着川流不息的公共汽车，有轨无轨电车，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从接待站到外滩，从外滩到南京路这一带上上下下地游逛，不敢贸然跑到更远的地方，也就看不到更多的什么，我有点失意，也许过去把上海想象得太美好太神秘了，但确实是许多游览场所都关闭了。当时的上海是“一月夺权”的发源地，最最最“革命”的，不象广州还生长着“资产阶级香花异草”，那里的文化公园晚上照样有娱乐活动。在上海只看到举着红旗，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几乎每天都有，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的。

不久中央关于停止“串联”的通知下达了，“红卫兵”不能再免费乘坐公共汽车。于是住了几天，我就决定离开。

在上海坐火车一样艰难，车站里到处都是等待上车的“红卫兵”，光排队得花上一整天时间。我孑然一身，没有同伴替换，如果跟着排龙队就一步也走不开。好在单枪匹马，别人肯相让，我到队伍前头找闽南同乡。在外地只要方言相通，便一见如故，很快在上车时让给我一个位置。

中途我在杭州作了短暂停留，到西湖边去观光。那是个名不虚传的游览胜地，虽是冬天，树叶落尽，湖边垂柳施展不出迷人的丰姿，水中荷花也早已枯萎，看不到笑容相迎的脸庞。我仍感到她清秀和霭，恬静诱人，那山那水，那古迹风光，令人觉得她的装束一点也不夸张，朴素可爱。从爱护自然真实出发，对她难免多情，连那里的女孩子也个个婀娜多姿，让人想念。

从杭州又拐到南昌，那是“八一”起义的圣地。江西省又是革命根据地，炫耀最多的是一些有关革命的旧址。然而大街上却意外地见到不少衣衫褴褛的乞丐，使人很难想象这是最早革命的发祥地，也不懂当初革命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为了“改朝换代”吗？

回到福州，一下落入三叔父的褓襟，行动受到限制。他对我关心备至，处处包办，生恐我在福州城迷失，不敢让我到处去闯，光每顿要按时回去吃饭，就有些为难。我只好象作客一般，规规矩矩，也就感觉不到还有值得留恋的。

2月21日回到家里，经历55天的“长征”结束了。家里人正焦急地盼望着，不知我的去向，又听到传言，“红卫兵”在“长征”途中病死不少人。我这一回来，大家简直象看到我从死人堆里走出来一样高兴，全都围过来问长问短。我爽朗地笑着，把沿途搜集到的一大堆毛主[xi]像章，分散给大家。

回想起来，要不是“文革”搞所谓“串联”，一个小学教员哪能有机会到外地去参观游览，虽说没有干一番大事业，在个人成长道路上还是得到一次难得的锻炼。见多识广，思想境界开拓得更宽，再不愿去作那种无谓的争斗。我心里感到从没有过的充实和富有力量，觉得在这混乱的环境里，我不比那些身居要职的人更无能。

1967年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鼓动下，上海首先刮起“一月风暴”，夺走市政府的权。接着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效仿进行“夺权”。但是有“夺权”，便有反“夺权”，人人都打着捍卫毛主[xi]的旗号，认为自己手中有真理。这种斗争起初还限定在口诛笔伐的“文斗”，很快就演变为刀枪相向的“武斗”，等于在全国进行一次全面的内战。

这时，不光学生组织“红卫兵”，机关干部、工人农民、社会各阶层都组织起各自的“红卫兵”，可谓山头林立，都自称是最最最“革命”的。互相却在造谣、污蔑、攻击、陷害，为了一个“权”字进行你死我活的相拼，把人世间一切恶浊的行径都表演出来。一派人对另一派人实施残酷镇压，一心一意要将对手从地球上给清除出去。我有一位朋友在厦大读书，曾是一派“红卫兵”勤务组的头目，在一次“事变”中被对方捉拿，遭到严刑拷打，关在私设的牢房里整整一个月。后来在一位“地下群众”解救下逃出来，躲在家里养了一个多月的伤。当他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当初那股“捍卫”的革命热情，早已被“想不通”重重地掩盖了。

青年学生被激励着去冲锋陷阵，他们确实代表着一股新生的力量，代表着勇敢和无畏。他们中有一大批默默无闻，被人瞧不起的人闯出来，露出头角，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许多人对这些蹶起的人感到惊讶，以为过去根本看不出他们有成为“英雄”的一天。有的在背后哼着嘘声，以“英雄”的过去说明他们只是巧合，忌妒他们的走运，预测他们可能失败的下场。殊不知时代的英雄在不露声色的时候，是看不出有独特的一面，还常常被人埋没。真正的勇士在时机未到之前也总是深藏大志，隐若计谋，并不企图让人知道他是可以大有作为。但他们始终在不懈地努力，一旦时机成熟则全力以赴，顶天立地。那种古代“匹夫之勇”和单有舍身精神的“义士”，都不配做当今的英雄。平时“红”得发紫的人已毫无作为，也许是太满足，养胖了身子忘了翅子的作用。而受压抑的人却不停地在煽动翅膀。到了一次想象不到的暴风雨降临时，前者的翅子经不起狂风吹折，只好躺在地上喘粗气。后者的翅膀却强壮到可以跟风暴争斗，可以凭借狂风的声势舞出种种惊险的动作，让岐视过他们的“红人”抬起头来呆呆地瞧着。所以对人切不可过于附骥仰望，也不可露骨岐视。人各有千秋，漫长的人生路上，可能遇到的机会太多，料想不到的事会随时出现。各人的命运不会总是如此，历史的规律可以预见，个人的轨迹很难断定。尤其是一个处在生命力最旺盛时期的人，他的智慧和精力是无穷尽的，一旦环境适宜，便会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来。

对勇敢的“红卫兵”小将，我是寄于同情和支持。虽然他们当中也有“野心家”和“投机商”，但更多的青年学生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在大风大浪中显露聪明才智，有的为此献出生命。我有一位亲戚的儿子，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校品学兼优、出身单纯、按当时的标准，前途是无量的。可是“文革”一来，不但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还在一次“夺权武斗”中，因进攻对方“据点”，不幸触电身亡，成为他们组织的所谓“烈士”。也许他至死仍以为是在为“真理”，为“革命路线”而献身，是光荣、是值的。可是，除家人要为他凄然一辈子，熟悉他的人感到惋惜，至今还有谁记得？

这些天真的“红卫兵”小将就是这样被人拿来当枪使，成为不同派别撕杀的工具。一旦胜利了，他们就被放到应该去的地方。最后成果落在阴谋家和政治上的扒手手中。那些人在趾高气昂，称王称霸，在人肉宴席上欢庆他们的胜利，也同时准备对反对派施展更残酷的报复。正直的人们只会皱眉头，路见不平的也坐在家里喘粗气。许多人后来都眨巴着眼睛问：“难道这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如今，“文革”早已过去，当时简直象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突兀而来，凶神恶煞，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的道德，信仰全都毁坏。历时十年，震得民心、党心全乱了，只留下一堆烂摊子。后来都说是一场浩劫，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当时却认为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提起“文化大革命”就象是又一次盘古开天地，伟大得不得了。歌颂的诗歌，赞扬的文章，比稻田里的谷穗还多上几篓。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岁月里，我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表层上的几个斑点，更为深刻和惊人的事件就不是我一个普通人能了解到的。我只是以自己的眼光写我所经历过和知道的“文革”中一些琐事，以及我个人对此的感想，十分片面和局限，同时缺乏研究和思考。不够却都是真实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