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城里，我开始写申诉书，要求被“回收”。可是一份份寄出去，结果都如泥牛入海，连个水泡也没见着。向书本索取，我会乐此不疲，向那些当官的求情，往往还没有开口就畏惧万分。但迫于生活，我还是鼓起勇气一次次走进县革委会大门，去向那些有关的头头反映情况。县里的几位主任，直属部门的组长都找遍了，有时为了追寻一位“关键人物”，不顾路途遥遥，三番五次跑到乡下他的家里去找他，遍尝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权势。虽是屡屡受挫，却也不断增添了自己的胆量，看出那些当政者的水平也不够如此。他们有的爱理不理的，只会滥发阴威，或敷衍搪塞；有的态度和言辞十分可笑，令人奇怪他们何以能当官。其实若将他们的外表剥去，只剩一付赤luo的身躯，和自己也仅有胖瘦之分，其灵魂没有多少是干净的。

希望在一次次碰撞中熄灭，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能讲理的地方？当初把人“辞退下放”，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和“研究”，也没有那么多“关卡”相互制约。一到谈“回收”，却忽然冒出许多“严肃”来。后来还是多亏一位在县革委会主管部门当官的同学帮了忙。他想办法绕过那位“强硬”人物，拿到同意把我“回收”的批复，我才于1971年9月18日比其他人早一步“回收”进来，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回收”后，我被分配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心学校任教。此时既不象刚入伍时那样感到陌生和快活，也不象经过休假又重返岗位时那样轻松和奋发。而是在颠簸了十四个月的苦难日子，在将要灭顶的时候，被救上岸来，一种极度的庆幸和宽慰体现在心里。但是这种感觉不会持久，很快就发现自己已失去许多，而这一切原本都是不该发生的。

亲戚朋友都为我高兴，纷纷祝贺我重返工作，视为天大的喜事，有的路上遇见，就好心地告诫：“今后要好好吸收教训。”这叫我感到茫然不解。我没有干错事，没有贪污腐化，盗窃营私，也没有消极怠工，为非作歹，这“教训”从何而来，只有去问那些把我“下放”的当官们。如果说我本人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不能太老实，让别人以为是好欺侮的，此外，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尤其对美娟来说，“教训”特别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回收”等于重新获得生命，是不幸中之大幸。当初如不被“退职下放”，恐怕也尝不到这“回收”的“乐趣”，没有这许多感想可写，有时真该谢谢那些当政者。

重新走上讲台，我一时又手忙脚乱起来。十一年前是由于生疏和幼稚，那时却似乎是呆苯和迟顿。学生经过“文革”的“洗礼”，“觉悟”提高了，掌握了各种政治词汇，学会了“不满意就造反”的“英雄气概”。他们在课堂上“不再当奴隶”，乱轰轰地继续着课前的“辩论”，却又都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他们运用着从“文革”中学来的本领，互相攻击诋毁，纠缠生活琐事，并且一定要压倒对方才肯罢休。我无法适应这样的课堂。学校中教师们也明显还分为两派，继续为学校一点芝麻大的权在明争暗斗。

此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对生活倍加注意，重新拿到“饭碗”，纯粹为了吃饭，为了活命。我已开始“稳重”和“世故”，脚跟是切实地踩在地板上。以前虽是倾身奔跑，一不小心就会跌倒摔伤，那时是一步一回头。从生存角度看，是更好了，从长远看，是倒退了。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失去热情和兴趣，没有冲动，没有激情。有一天学校领导要我带领学生到一个小岛上“郊游”。途中需赤脚涉过一道海滩，孩子们是兴高采烈地把泥土视为玩具，一路嬉弄践踏，虽浑身泥水也不觉得狼狈。我却小心翼翼踮起脚跟，因为没有赤脚走路的习惯，心里已感到在受罪，后悔不该找这样的差事。到了小岛上，孩子们蜂拥着朝山顶奔去，越是崎岖的地方越是兴奋。我落在他们后面，不住地环顾四周，企图找一条平坦的路，此时考虑的乃是生命的安危，徒峭的石径已令我感到胆寒。孩子们却继续在雀跃前进，我不时地在后面提醒注意，要他们小心加小心。可见我已堕落成一种保守的力量，只会防止偏差，对孩子们的勇气和努力，丝毫没有激励和帮助。到了山顶，海风把我吹得摇摇晃晃，手脚发颤，早已无心观赏大自然的风光，一面瞧瞧脚下的地面是否稳固，一面注视学生的安全。直到下了山，始终没有因为大自然的熏陶而逢勃奋发起来，没有给自己带来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仅仅为平安完成一次任务，松了一口气。

想想过去的天真幼稚，可以有许多幻想，许多美好的梦，这都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那时学乖了，不再轻举妄动，不再热情奔放。可以四平八稳，少犯过错。然而却在没落衰退，在腐朽至发臭。过去受书中人物的影响，一心要模仿追求，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那时不再相信这一切，怀疑的心理随着痛苦和挫折而增长。“九•一三”事件以后，更加觉得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就象没有绝对的静止。曾经威吓一时，被称为“接班人”的大人物，忽然间变为“叛国贼”。过去稍有冒犯就是“反革命”，那时却人人都在口株笔伐。仿佛一切都变得飘忽不定，没有一个既定方向可循，有时觉得在前进，又不知道要走向何方；有时似乎看到方向，也不清楚要不要走过去。

现实中导师描绘的远景越来越渺茫，国家的发展，没有为这一目标努力创造条件。一股反动的势力不是来自下面，而是出自上层。许多人在逆转中灰心丧气成为明哲保身的伪君子，成为可怕的中庸。有的厌世希望短命，有的享乐希图长寿，都不愿去考虑社会的将来。也有的以世故自居，看见年青人的奋斗就在心里发笑，希望命运把年青人捉弄得如他一般垂头丧气，以证明他的“成熟”和“远见”。他不想想自己是多么无能和衰败，没有一点创新，却故意制造谎言来吹捧自己，用人造的声誉维持自己的威望，企图永远高于新生的一代。

老朽的力量到了暮年是全无斗志，又十足的自私，都在忙着预备自己的后事，写遗嘱安排继承人，做棺材看墓地。不是将未敬之业交给年青一代，而是幻想到地下能继续享“清福”。子孙的成长，将来的事业全无安排。社会上对他们的后事也注重在棺木的好坏，出殡仪式的冷热，遗产的多寡。子孙后代德行高低，前途明暗，却不归咎到死人身上，这社会明显是为着死人，不为活人；为着过去，不为将来。我又何必庸人自忧呢！“回收”后的感觉，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

同年12月，上级发出通知，所有“试用”、“代课”教师凡符合条件的均可办理“转正”手续。这些人员是“文革”前积压下来，都有十几年的工龄。对我来说，这无疑是在生存中又得到一次鼓舞。在评议会上，我象一件样品摆在众人面前，让大家一一验看，评头品足。好的是这次“转正”不受名额的限制，教师们都乐得说好话。不象后来又一次“民办”教师的“转正”，全公社五个名额，而符合条件的有二十七位。为了得到生活上的保障，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大言不逊地摆自己的“功劳”“成绩”，与此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揭露别人的错误隐私，还要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各尽其能地表演着，差一步就是你死我活的相拼，实在怪可怜的。

可是，我的“转正”却受到上面的阻挠。县宣教组的“军代表”，一位由士兵提拔起来的朱长官，说我在“清队”中受“审查”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既然没有“结论”，当初却又把我“下放”，如今办理“转正”倒认真起来要“结论”，甚至扬言要追查是谁把我“回收”进来。这话在当年并不奇怪，因为“文革”还在进行，迫害就不会停止。

我理直气壮找“定案办”要“结论”去。他们却推得一干二净，不是原班人马，谁都可以说不知道，敷衍搪塞，不愿明确表态，自找责任。然而当初“审查”一个人，把人莫名其妙“下放”时，是那么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那时却谨慎起来。眼看别人都已“转正”，评级定薪，唯独我还悬着，心里不免着急。每个星期回家都不得不往县革委会大门跑去，象一只失群的蚂蚁，看去似有急事在身，却是被恐惧驱赶着，毫无把握地瞎撞而已。那个朱长官十分不耐烦，坐在办公室里动也不动，连打个招呼，说声“请坐”都不肯。往往是我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把要说的话掷出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有时纠缠了好半天，他仍一言不发，勉强说出又是毫无考虑的余地，或象驱赶牲畜那样把我撵出来。有时也得到满口应承，得到一线希望。过后却毫无效应。我只得又跑上级，找地区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们倒是十分热情，认为应该给我“转正”。可县里的人说：“那就叫他们下个通知吧！”推来挡去，把我当皮球耍了。那些人总是找出一切借口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也许在官场上他自身也有够多的烦恼要处理，切身的利益占去他全部的心思，难怪对下人会漫不经心的。后来县里一位领导“表态”：“照理说应该给你转正，可是事情复杂呀！”一句“复杂”又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领导也可以心安理得去办别的糊涂事。而我只能永远被“复杂”起来，不得“转正”。

我十分感叹，自己没有一点财富可以触动别人的贪婪，又没有一个“后台”能为自己撑腰。他自然就不放在眼里，何况又不是非做不可的事，甚至连考虑一下也未曾有过。“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空话，为着他自身的利益，恐怕还不惜牺牲别人的。这种人一点也不象是共[chan*]党的干部。每当跟他周旋了一阵之后，总觉得自己更矮小，失望得更快，有时就决意不再去向他乞讨求好，宁愿默默忍受困苦，还可以在精神上稍胜一筹。

我只是哀叹，一个教师教了十几年书，他的学生已有不少人也当起教师，可他自己还不能是一位“正式”的教师。好的是学生没有瞧不起我。就在我为此东奔西走的时候，一位过去在崖崎小学读书的学生，特地跑到家里来找我。他刚说已来了三次才见到我。我感到一点宽慰，难得这世上还有人惦记着，看得起我。他已是成人，第一次跟一位长大了的学生谈话，觉得师生感情依然存在。虽然我的处境十分狼狈，他却照样在尊敬和爱戴，视我为他的一位难得的启蒙老师。其实那时已经不是我去指导他们，而该是他们来给我指点和帮助了。但看得出他仍对我抱着“个人迷信”。也许我过去的确做过一些对学生有益的事，我自己是完全不记得。他那样地敬重，我倒要后悔当初做得太少。可想着眼下不应有的待遇，我又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

社会就这样地不公平，因为受过“审查”就不得“转正”，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后来据有关人员透露，早在1962年组织上已对我的问题作出如下结论：“经公安机关侦查，纯属集邮活动，没有政治目的、企图和活动，其团籍和就业问题应给予解决，此案不必复查。”可是“清队”中一些人总想从石头里榨出油来，不惜采用一切手段逼迫我，引诱我写出假口供，然后据此要定我的罪。后来出自某些人卑鄙的目的，竟然将1962年的“结论”抽掉，将我写的“翻案声明”毁掉，企图造成一条“悬案”来掩盖当初的“错案”。那时又没有人愿意替我来解开这条“悬案”，就这样将我“挂”着，就这样不得“转正”，就这样只能领取菲薄的薪水。我着实感到愤愤不平。

“转正”一事毫无结果，1973年家庭在农村“插队落户”又遇到麻烦。乡下的干部、群众对居民“上山下乡”越来越不满，认为这些人到农村占用了他们的口粮，而政府答应减少统购的诺言又没有兑现，于是迁怒到“上山下乡”居民身上。对他们百般挑剔和歧视，制造事端，追讨住房，不发口粮。许多“插队落户”的居民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只好“倒流”回城里来。这种情况各地相互效仿蔓延，我们的遭遇也不例外。房东开始索要房子，而且态度十分蛮横粗暴，声称限期不搬，就要拆除门窗。我找他们评理，他们觉得可笑，讲政策，他们说我是“书呆子”。美娟一人应付不了，只好搬回城里住。这一来成了“黑人黑户”，要吃“黑市粮”。以我每月二十几块薪金怎么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往后的日子又不堪设想。

搬回城里后，起初美娟每天照样走十几里路到乡下去出工，希望还能分到口粮。可是麦子入仓了，稻子收割了，仍是一粒粮食也不分给我们。美娟只好死了这条心，开始在城里找活干。刺绣、裁缝、雕刻、泥匠小工，只要有活就去干。甚至一度替人挑粪尿，一天五角钱。有一次体力不支跌倒在地，溅了一身臭。她爬起来，回家洗一洗，换件衣服，照样又去干。邻居好友十分同情，但同情不能当饭吃。后来她又到大街上摆小摊，贩卖零食。我因成了“堂堂教师”，不大愿意她出去“抛头露脸”，有碍“声誉”。可除此外，别无法子可想。她原是一位聪明漂亮的妻子，生活把她折磨得有点衰老。她把全盘的思想都倾注在求生上，倒是我不时阻拦着，妨碍她这种欲望的尽情发挥。我甚至怪她埋头于求生而忘了生存的另一含义。可是我的见解是错的，她为生活勇挑重担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她不愧是我生活中亲密的朋友和患难与共的伴侣。

那时两个孩子也相依为命度过他们苦难的童年。早在乡下，姐弟俩没有保姆，没有玩具，留在家里只有孤单和哭泣。小儿不会走路，只好关在房里，任其哭闹，直到声嘶力竭，感到无望为止。小女跟随邻居的孩子上山捡树叶，有时在家见弟弟饿了，也会动手把锅里的饭温热，喂上弟弟几口。我虽然觉得艰难的环境，也许可以养成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哪一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幸福愉快？逢年过节我便带他们回城里，让他们熟悉自己的老家和这里的亲人。这是“根”的所在，谁愿意背井离乡寄人篱下？每次一路上姐弟俩都会欢天喜地。小女边欣赏大自然的风光，边哼着自己编的曲子，那歌曲虽无章理，却十分悦耳动听，让父母听着心里快活。小儿总是不眨眼地望着陌生的世界，象一位小画家，正在构思一部伟大的作品。大约天下做父母的总对自己的孩子有点偏爱，无论自己的孩子怎样蠢笨，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可喜的变化，觉得他们一点小小的进步都是惊人的成绩。正如再糟糕的孩子照片，也能让父母找到可爱的痕迹一样。看着他们，我心中的不平和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感到世界本该是美好的。

“倒流”城里后，两个孩子更可怜了。一天下午六点多钟我从学校回来，看到他们还在外面奔跑，小女光着上身，小儿流着鼻涕。姐弟俩见到我象看到救星一般欢呼雀跃，边喊“爸爸”边冲过来。我知道美娟又出去摆摊子，留下两个孩子成了流浪儿。我又是心疼又是难过，然而我还不能马上抱起他们，我得赶去问问黄组长，“转正”一事怎样了，还有“上山下乡”“回收”的事也要去打听打听。我放下自行车，顾不得孩子早已盼望的心情，立即又跑出来。可得来的仍是失望的信息。垂头丧气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却不见了，又到外面去等他们的妈妈回来。我呼叫着，小女在公路边应答，小儿吧哒吧哒跑过来。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两个孩子跟我们一样在受罪呀！

进到屋里，我赶紧动手做饭，姐弟俩乖乖地在一旁等着，只有小儿细声说：“爸爸，我肚子饿。”偏偏柴草不干，烧着了又熄了，冒出股股浓烟，急得我满头大汗。幸亏这时美娟回来，放下担子就过来帮我烧火。两个孩子却伏在椅子上睡着了，只得把他们抱到床上去，可刚一放下又都醒过来。好容易煮好饭，已是晚上九点多，这时祖母过来“告状”：“早上那小的爬到楼台的栏杆上，太危险了。”美娟一听就骂小女没照管好弟弟。小女委屈地哭了。我心里很难过，应该怪我们没能照顾好他们。美娟不理解我的心情，埋怨我纵容了孩子。我知道那些日子美娟够苦的，一大早得起来做饭，然后到集市上买生花生，回来得赶紧煮熟再挑到街上去卖。晚上要料理家务，给孩子洗澡换洗衣服。我看她瘦了许多，不禁又叫她别去排摊子。她十分生气；“我又不是喜欢这样，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可不这样又怎么办？一斤黑市米四角多钱，你每月的薪金光买三个人的口粮还不够呢？”是呀！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

逢上星期天，我在家里尽量多做些事，支援美娟“做生意”。替她煮花生，再让小女送到街上去。有时小女提不动，我就亲自去送，小儿哭着要跟上，三人只好结伴向大街走去。这时我仿佛觉得人们在用奇异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便不屈地昂起头来，在苦涩中显露高傲，正视这真正的人生。就连小儿也会为这种贫困感到“自豪”。那时他不得不穿着姐姐退下来的旧衣裳，邻居小朋友便笑话他，可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件衣服我有，可惜你还没有呢！”他一点不为自己“男扮女装”感到羞愧。这种“自豪”恐怕也只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才会有。来到街上。美娟正寂寞地蹲在街旁叫卖，看见我们，象是得到极大的鼓舞，我想她心里一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患难中最需要相互支持。大凡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园，不要把那些生活穷困，灾难深重的人看得过于悲观，就连在路边行乞的人，也并非没有幸福的时光。美娟告诉我，前几天小儿竟独自一人跑到大街上。当他找到妈妈时，又蹦又跳，嘴里不停地欢呼他的胜利，这是他来到这世界第一次独自走出家门去找妈妈，他能不高兴吗？可我们都吓得要命，多危险呀！小儿毕竟还不满三岁。

星期一我必须回学校上课。美娟照样一大早就出去，照看小儿的任务还是落在小女身上。她总是懂事地点着头，小声“嗯”一声表示同意，可语调嘶哑，眼角边似乎还噙着泪花。有时小儿哭了，我只好等他不注意时悄悄溜出去。而小女却叫起来，声音有点凄厉，尽管她答应过，可看到爸爸离开，妈妈又不在，她能不感到孤单害怕吗？她才刚刚五岁。结果小儿也哭了，此时我怎能忍心走开，只得回来哄骗他们。最后没办法，也只好让他们去哭了。我想只要不出危险不生病，苦是一种锻炼，对孩子的将来有益。我不为此感到悲哀，看到别人的孩子穿着漂亮的衣裳在嬉笑，我一点不羡慕，只有无所忧虑的人才会满足这种幸福。我认为人的一生，不在童年的遭遇，童年是短暂的，孩子也是无所烦恼的，决定的是成年之后，走进社会面前是一条怎样的路。我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翅膀长得硬不硬，能不能高飞翱翔，冲破云层去异国他乡观光觅食。倘若只知道在原地打转，再肥胖也只是一只庸鸟。

居民“上山下乡”政策的失败，造成许多“黑”人“黑”户在城里到处游荡。这些人络驿不绝地扣打当年负责“上山下乡”事务的“四向办”大门，愤怒围追县革委会要人，要求返回城里居住。但是那些当官的，办事的，根本不予理会，也许他们也做不了主。拿人民的利益为自己请功有人干，一到谈“回收”，是纠正工作过错，等于打自己的嘴巴，就谁也不愿做了。

有一次我到“四向办”去想反映一下自己的困难情况。一位年轻干部摆出一付官架子，对人不屑一顾。我站在一旁也冷冷地看他怎样对愁眉苦脸的群众高声斥责，无理拒绝。所用措词当然堂皇：“上山下乡是毛主[xi]的指示，是消灭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是伟大的战略部署……”对别人可以满口革命，大言不惭。被生活迫得走投无路的居民，只能低声下气苦苦哀求。他们怎么敢说这不是“毛主[xi]的指示”，不是“伟大的战略部署”？他们象一群被人欺侮惯了的乞丐，还在等待恩赐。我觉得自己也是一副狼狈相，在那个年青人眼里同样是“下等人”，对待“下等人”的态度就是傲慢。我知道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这不仅仅是个权欲熏心的小官僚，支撑他的是当时整个的现实。

人们说干部办事看“关系”，看“后台”。为了被“回收”，我也跟着做种种拉“关系”的努力，走访所有亲友熟人，希望找到一个通向“四向办”主任的人，借他的“关系”来解决问题。我还不得不跟“四向办”那些人敷衍着，见面赶快热情打招呼。回应往往是冷淡和轻蔑的。但我并不要他们的热情，我深知自己对他们的招呼全是出于个人目的，而非对他的尊敬。权力在那些人手里，为了被“回收”，不得不这样，即使一百次冷遇，也还要做下去。尽管这显得有点下贱，但绝不是他的高贵，而是我为生存权利奋斗的决心。对方的傲慢淫威只能叫我更瞧不起他，丝毫未使我感到一丝害怕。

生活迫得我要到处奔走，每个星期天，整个假期都在东听西探，希望上级有新的指示，希望出个“清官”来为民伸冤。有时得到一鳞半爪“好消息”，大家奔走相告，彼此欣喜一番。可是随着希望破灭，得来的是更加深沉的忧虑。一些迷信的人又把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期待有一天会出现奇迹。他们上山求神拜佛，抽签卜卦，恳求上苍解脱苦难的人。连美娟也听信了一些谣传。我虽觉得纯属迷信，有许多可笑的地方，但我不愿予以驳明，宁愿让她信其有，不愿她的精神遭到折磨。生活原本如此，当我的能力无法改变困境，当我感到危险就在眼前，也曾经在心里默默地祷告，祈求上帝的拯救。那是谁也不知道，连美娟也不晓得我在恳求上帝的帮助。许多时候总能平安无事，度过难度。虽然我不祷告也会这样，我还是情愿在精神上愚弄我自己，甚至依赖它忍受着生活中的种种不公。

精神上的充实和自信，我往往看得比物质上的拥有和满足还重要。在那样困苦的年月里，我仍不忘享受一点娱乐。除了经常带孩子去“团部”、“机场”看解放军公映的免费电影，那时影院正在上演一部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据说十分火爆，有个地方公开放映，拥挤的场面导致踩死人。说故事感人至深，主人公悲惨可怜，“整个影院都在哭”。于是我带领全家也去看，这一看几乎花了美娟一天劳动得来的辛苦钱，我还是不心疼。可是电影却让我失望。我不认为值得去为那位姑娘伤心落泪，我自己的境遇就够苦的，从未想到应该痛哭流泪，还去同情别人干什么。也许温饱的人掉几滴眼泪，表明自己有“阶级感情”。我却认为是意志薄弱的表现，真正的无产者不一定要流泪，真正的人生无须那样悲哀。从发展的意义说，不应停留在痛恨过去，而更应该着眼于创造未来。一个人在困境中最需要的还是力量，是精神上的鼓舞，而不是“同情”。

“精神”是支柱，但不能填饱肚子，“物质”才是最实在的东西。1974年除夕，当安逸的人们停止工作，在自家门前杀鸡宰鸭，热气腾腾准备迎接新春的到来。我还在孤独寂寞地迎着北风，为“回收”和“转正”奔走。家里冷冷清清，乡下已经一点食物也不肯供应，城里没有“居民证”，买不到任何食物，一切都凭票证供应。“高价”的食品又买不起。美娟十分过意不去，总不能让孩子去看别人热闹，在大年初一还吃地瓜粥。我不认为过年过节一定要吃一顿好饭，然而不这样就在世俗面前显得不景气。再穷也要在过年时摆一点门面，预示来年有好年景。我想，本来就没有好年头，何必去强装，至于新的一年，当然也希望着，希望只存在于我的努力。

我决计去做一次“为了吃”的努力，找到一位学生家长，他有权批“条子”买二斤“平价”肉。去了两趟才找着，不料他却打起官腔：“今天不批条子”！我明白是不愿意的托词，二话没说就往回走，一点不感到沮丧，也不以为受到挫折。这种“走后门”的事不是我的心愿和特长，只因为事前他答应得十分明朗，我才有找上门的勇气，我深知自己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到社会上去交换，需要的时候只能低声下气向别人乞讨方便，希望自然渺茫，况且内心早已不满自己这种违背意愿的行为，却毫无办法，在别人的社交词令和圆滑手腕中感到不好受。而一旦别人帮了忙还得赶紧表示感谢，付出一定犒劳，要是他不时提起，心里会惴惴不安，不知这人情债何时能还清。

回到家，邻居房里正在喝酒行令，一片欢笑之声，还大言不逊夸赞自己的“好能耐”：“水产、食品、供销，这些部门我通通走得到，要什么有什么。一元钱可以当两元用，别人是两元才有一元用……”，“人家买东西要张着嘴在那里排队等半天，我这里有人会亲自送过来。”这的确是真实的表白，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他在商业部门工作，手里握有别人需要的物资，以物换物，可以通行无阻高人一等。这不奇怪，有的人利用手中的职权为他人打开方便之门，物资、招工，只要他的一张条子，样样行得通。于是受恩者的报答源源而来，手表、收录机、布匹、金条、直至女人的身躯都奉献给这位时代的权势者。社会主义国度内，就有这样的两个天下。

生活中的困难、挫折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成熟，从此振作起来改变自己的地位，成为走向成功的动力。相反，如果因此仇恨一切，决心向整个社会挑战，就可能走向犯罪。我庆幸自己在困境中始终向着美好的世界靠拢，没有被邪恶的念头所诱惑。但我也不是一只驯服的山羊老在圈里伸长脖子，死死等待主人的恩赐，以为自己一整天没有走出圈门，该会得到奖赏。我更多的时候在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搏斗，并锲而不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