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上面终于有了新的指示，开始要“回收”“上山下乡”的居民，但第一批的对象是“多子女困难户”。我却因为提早实行计划生育，只有两个子女而被排除在外。我十分感慨，又走在前头，不但不受到表扬，还因为少生一个而得不到“回收”。一直熬到五月份，才轮到我们。那时许多人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说了不少感天谢地的话。我不觉得怎么样，无非在饥饿中尝到有饭吃的幸福和快乐，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回头去咒骂那灾难般的日子，发现他们所失去的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六月份我的“转正”也获得解决，又是一次“双喜临门”。亲友同事又都在为我高兴，说我“出运”了，从此会好起来。但愿如此吧！我自己是不这样看的。“转正”不是额外获利，也不是别人的恩赐，倒是由于不当的阻挠，给我增添了不少麻烦，整整拖了两年半的时间，精神上受到无数折磨，经济上也吃亏不少，最后定级还是比同类教师矮一截。问其原由，回答是我曾被“审查”过，又被“下放”过。言下之意属“回收再利用”，身价自然要低，不能与“正宗原配”相比。真是岂有此理；这本是他们的过错，却还要怪罪于我。但是大家都说能“转正”就好。总之，今天比昨天强了就该满足，不管以前损失多少，也不管这当中是怎样的不公平，都该一笔勾销。那就勾销吧！苦泪辛酸都让时光给带走了，我的确感到经过长途跋涉，才到达生命旅途中的一个避风港，该歇息一下，实在是太累了。

那年暑假我不再天天往外跑，没有烦恼的事在心里挂着，也不因为不顺心而无故糟踏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看书写字。我争到一个安定而有保障的生活，应该知足了。我甚至还有闲情逸志去花坛摆弄花木。在小小的院子里我养了二十几种花草，那些花卉并不名贵，但看着它种活，抽芽，伸枝，开花，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几乎每天都有变化，有“新生事物”出现。有时是叶腋间钻出一个小芽来，有时是枝头伸出嫩绿的叶片，也有的花株正含苞欲放，有的跑得快绽出艳丽的花朵，散出一股芳香。每当此时，便感到赏心悦目，绪事如意，生命重新得到鼓舞。

对一种爱好，我会投入全部热情，很快也就被旁人看出。叔婶和邻居看到我在筛土堆肥，买盆讨花，挑水浇灌，忙得不亦乐乎，几乎都摇着头，认定我是个“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没有吸收教训”，跟过去的集邮一样，不是正经活儿。我知道他们在背后议论担忧，因为集邮已使我身败名裂，前途丧失，焉知养花不会如此？在当年这都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我却自行有数，我已从中得到益处，他们并不知道。我不外利用这小小的花坛调济以往过于紧张的神经，同时也用来消耗无聊的时光和过于旺盛的精力，以及我总要盈溢出来的热情，我并没有忘掉生活中最主要的。其实这一切假定是一位有地位的人在忙碌，他们一定投去羡慕和赞许的眼光，还要对他说几句恭维话。而我是个因好得祸，刚被“回收”、“转正”的人，那些花草也就随着主人显得不起色。世间凡是与众不同就难免要遭到责难，在中庸和世故者眼里，极好与极差都因为是少数，是异端，注定要得到“多数人”的讥笑和打击。

我不会“好了伤疤忘了伤”，我知道，有人还在背后谈论我的过去，有幸灾乐祸的，有作为逸事流传的，都是贬低和岐视的成分居多，只有个别是钦佩赞叹的。也有好心人不敢轻意在我面前提到我的遭遇，担心让我难堪。往事的确不堪回首，尤其那段戴着眼镜，脸黄肌瘦，蹲在公路旁叫卖茶水的情景，怪可怜，怪狼狈，我自己都不大愿意去想它。但我从来不怕别人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段经历，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特别丰富。它是那样痛苦，那样残酷。归根结蒂又使我坚强许多，使我领受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体会到濒临绝路的人最迫切的需求。它象是战斗中遗留下的疤痕，增添了几分光彩。我总是十分自豪地回味在度过难关时的自信和毅力，象一位船长回头去看船后的暗礁和恶浪一般，勇气倍增了，而不是削弱了。也许在克服困难方面，我确有超越一般人的力量。经过这场苦难的洗劫，在生活面前，我没有变得谨小慎微，圆滑势利，而是更加大无畏。

我也清楚地看到，在通往自己理想的路上，我仅仅是回到八年前的起点，那几年的生命全都廉价地消耗在对社会对人民毫无益处的瞎忙中。我的健康也受到严重摧残，可谓元气大损，力不从心，干不了大事。但我绝不言失败，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

从长远意义看，我不会去诅咒过去，人们总是有理智，朝着“向前看”，大多数人不愿纠缠往事。要不，任何一种“落实政策”或“平反昭雪”都无法弥补人们失去的青春年华，无法愈合心灵的创伤。但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对人民也能抱此态度，还给生活本来的颜色。

1974年对我来说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不光工作“转正”，“上山下乡”“回收”一一得到解决，美娟也经由一位亲戚的介绍到离家四十多华里的一间小学当民办教师，每月工资十六元。为此不得不把未满四岁的小儿寄养到岳母家，把小女留在城里交给母亲看管。一家四口分成四处，也够为难的。然而好歹是个工作，能得到就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也该高兴高兴。

八月份县教育局又通知我，下学期去地区“中教班”接受英语培训。我原是一名小学教员，恢复工作不久，正当中学里随着国家外交战线上的节节胜利，纷纷开设英语课。过去被冷落的英语教师，一时象宝贝似地被人到处寻觅着。可是为数不多，有的早已改弦易辙，教起别的学科。不知当时领导从哪里得知我曾经自学过英语，或者竟以为我是“里通外国”分子，必懂得英语，故特意请我去任教。我一时犹豫不决，虽说学过一点，却没有过关，搁了十几年又几乎忘光了。但是一种继续学习的劲头，促使我应承下来。后来边教边学也支撑了两年，内心上还是觉得自己不配教中学英语。教育局居然要我脱产去学习，虽说是一次业务上的进修，但“政治意义”显然更大。同事们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认为这意味着一次“提拔”，由“小教”晋升为“中教”，一些人是要眼红的。我也感到自己正当福星高照，红运未衰。

9月8日带着满脸红光我来到地区“中学教师培训班”，再次当起学生，生活中充满了许多乐趣。每天夹着书本轻轻松松地走进教室，除掉自己的用功，无需替别人负有责任。课堂上老先生的提问虽够人紧张，但这种紧张是自己早就熟悉的。而且摔掉工作担子，不再“点燃腊烛”，而是“添加原料”，还感到有点“天天向上”。学校当局就不大管理我们，我们便是独立的自己，可以按各自的兴趣爱好去行事。学员们又都在相互尊重，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过一种彬彬有礼的绅士生活。我大概更适于生存在这样的环境里，再不感到孤单，课余时间常跟大家一起谈笑，跟女学员逗趣，找教师讨论问题，到学校领导家里做客，显得萧洒豁达，不亢不卑。这里没有要做人主的人，自身也感到一股旺兴的气息，不再有烦恼的时候，心平气和，时光就显得艳丽无比，日子也过得十分舒心。

这期间有一位出远门的朋友，特地赶到“中教班”找我，希望能陪他去泉州开元寺走走。大概开元寺作为闽南有名的古迹，一向是这里离乡背井的游子，思恋故土的所在。我刚好也想去看看，不够是怀着不同的情感去的。

久违的愿望一旦实现，有时带来的不是满足，而恰恰是失望。朋友涵养有素，不露声色。但从他的沉默中，我已知道他的感受。那时的开元寺既不是往日香火缭绕，诵经不绝，信徒进进出出的佛教场所。也不是熙熙嚷嚷、游客成群的古迹胜地。眼前是一片萧条寂静，大堂上赫然贴着封条，佛像仍在“关禁闭”，正如开元寺曾历经改朝换代，兵荒马乱带来的灾难一样，大小佛像也如芸芸众生总有劫数厄运。再看四周，花草还没有长盛，不见有管理的痕迹，草地上到处散落着从各地收集来的带有“古”的标志的石块。两三个来往的行人象在参观遭遇火灾的院落，除了惋惜，别无兴趣。只在进门处还有两位信徒在焚香跪拜，大约在安慰神明不必伤心发愁，要看到来日方长。

几年前这里曾辟为商场，名曰“古为今用”。这时商店已经搬走，为开店铺搭盖起来的场地也在拆除，开始要从“文革”“破四旧”的废墟中去“复古”。“保护文物”是解放初就提出来，并树了碑，刻上国务院的通令。想不到“文革”一来，需要“破旧”，正好“有的放矢”，显示“革命的威力”。待到过后，有人出来说话，又要“复古”。听说上面拨出一笔可观的钱，用来整修寺庙，用新的装饰使旧物复活。正门屋顶上两只斗珠的蟠龙已经雕塑完成，完全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唯龙的形象显示“古”的味道、风采。

记得小时候跟朋友玩“砖头房子”，大家四处搜来砖块，你一块，我一块，叠了起来，里头还可以生火放烟，围着它欢笑一阵。到了意见不和，有人就把怨气撒向“砖头房子”，一脚将它踢翻，再扭打起来。过后和好了，大家觉得“砖头房子”蛮有趣，又一齐忙碌起来。希望“保护文物”不要变成小孩子的把戏就好。

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确是悠久古老的，那时花了几万元挖掘出来的一艘古船就象宝贝似地安放在寺庙里。后来又花了几十万建造一座现代化的楼房专门来保护它。目的是向大家显示过去是何等繁荣昌盛，如何发达强大。作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是求之不得，他们可以研究写文章。但是我想，如果不致力于发展现在，而一味陶醉于欣赏过去的“繁荣”、“发达”，恐怕整个民族都将变成一个古物，供发达国家来观赏叹息。没有国家的富强昌盛，古物再多有什么用。只有殷实人家才在自己的客厅摆上古董，显示他的富有高雅，贫困家庭即使手中有钱，也首先想到温饱，再建一个舒适的家，是决不玩什么古物。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应更注重于发展经济，才令人欣慰。

走出开元寺，朋友凄然地说：“有些东西还是熟悉的，样子也没有变。”这时一辆公交车驶过来，我们来不及讨论就跳上车，找到座位坐下。后面一位老大娘手里抱着孙子也上来，此时座位已满，老大娘只好站着。我看她一手抓车上的吊环，一手抱着孙子挺辛苦，就站起来让出自己的座位。这时不知是讥笑还是赞许，一个声音从旁边飘过来：“把方便让给别人！”一下子倒令我不自在起来，甚至后悔不该这样做。在我是认为“让座”理所当然，没有什么高尚道德可谈，但显然又和周围的人不合拍。过去提倡“向雷锋同志学习”，助人为乐是一种美德受到宣传，连佛教提倡“修善积德”，基督教倡议“仁慈博爱”也是这个意思。他们从唯心观点来演绎，我们从改造思想入手。那时仿佛这些也被破除，人心却“不古”了。代之而来是汹酒和打架，能在宴席上猜拳行令酒量压倒群芳者，或拳打脚踢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者，被当作时代的英雄，受到众人到处传颂。在“保护文物”的同时，更应该保护历来受到公认的好品德。没有人民公德，再古再多的文物恐怕也保不住。这方面也该还原如初才好。

一个学期的学习很快就结束，好景总是不长。1975年2月我返回原来的岗位。此时教育战线上又在高呼“改革”。教育要改革这本是必然的道理，因为社会在变化，科学在日新月异，教育就应该适应新的要求。如生物进化，用进废退，不断完善。可是“教革”喊了十几年，每次运动都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却越改越混乱，越改越无所适从。前一个运动是向“左”的，后一个运动就要偏“右”，其后又是向“左”，再来偏“右”，老是“矫枉过正”。这样的事往往是明知故犯，一级欺骗一级，一级满足于一级，都心安理得地过去。总是等到上层的方针变了，才跟着转，转，转，始终没个定数。可是每次报告，台上都说“教育一年比一年好”，却又每次都把前一次说得一文不值。现实并非如此不断地提高，事情也未必改得更好。只是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明白，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虚伪的话也就听得进去。

教育改革应当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和提高，如果这种改革只意味着把原来的一切完全推翻从头造起，所谓不“破”不“立”，那是吃力不讨好，其后新的东西未必能适应自然的变迁。所谓“旧”是在“新”的比较下得出，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也一度代表着先进，其中还包含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是历代继承和积累的结果。正如水和空气永远是人类必需的一样。绝对谎谬的早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把一切都打倒，一时又设有一种能为人们所拥护和掌握的新生事物来代替，势必造成一个时期的混乱和停滞。

教育改革说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从道理上讲应该受到欢迎，方法上是努力提高“下层”的水平以缩小跟“上层”的差距。还是削足适履，压“上层”去接近“下层”？看来有人喜欢采用后一种办法。大概这比较容易做到，或只会做这样的工作。正面提高总比较难，需要有耐心有理智有毅力。而威迫恫吓，惩罚处治只要靠“专政”就能办到。裁剪枝叶剩下的是一幅上下左右对称而呆版的图案，得不到多姿多彩的自然美。难道这就是“教改”要达到的目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教育界的混乱不是我们的敌人破坏的结果，而是上层内部意见不一造成的。这一年教育部长关于“教改”的讲话还没有传达到地方，中央宣传机构即已发表了攻击的文章。有的地方一个晚上同时传达了两份相互矛盾的文件。教育的混乱明显在一些人身上。“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点起一盏明灯。”那时是咒骂的人比比皆是，点灯的不知在哪里。即便有人点起微弱的灯火，也即刻被咒骂的人吹灭。黑暗中的喊声，调门再高，人群还是不知所向。心中的方向被搅乱，分不出东西南北，前进的步伐只好停下来。尽管外面的世界在不断更新，我们仍在摆过来摆过去，走不出圈子，改不出更好的名堂，反把一些好的传统的东西给破坏了。

直接受害的是学生，他们的懒散行为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学到多少知识，照样一年一年地升上去。一些学生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不把英语当成一门必读学科。我白白受训一学期，满腔热忱化为乌有。况且，教师再高明也扭转不了看“关系”，靠“后台”得到所谓“推荐”的升学之路，还有那种“缴白卷的英雄”。学生中难得有几个肯认真读书学点知识的。整个社会也没有多少人在重视教育，中央的号令早已失去威望。

唯有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在默默忍受一切，想一点将来，这将来也无非是找一分工作。至于创造发明，成名成家象是仙人们的事，凡人不谈这些。象我这样的中年人，别人眼里是一粒不会发芽的“豆鼓铺”，有谁还在努力？还想发展？柴米油盐，老婆孩子，上养下育，招待应酬，访亲问友……绪多事情必须考虑。没有一刻争得清闲。社会仅要求我这样活下去，无须有理想，无须有奋斗，何必为碌碌无为感到罪过。不是说“工作积极意味着脱离群众”吗？大家对现实感到不满，你若仍在努力，岂不被当作叛逆？

1975年社会上的“批林批孔”运动，已把国家的经济搞得面目全非。动乱，腐败，衰退是在高喊“形势大好”口号下的主要表现，维持现状只是一付空架子。唯派别斗争越演越烈。“儒法斗争”是新兴名词，所谓“法家派”和“儒家派”，代表着“文革”中掘起的“新派”，和元老的“旧派”，国外称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或“鹰派”与“鸽派”。几乎是任何一个国度里都有这种性格不同的两派。但都不见得一定要一派彻底压倒另一派，才能终结政治舞台上的争斗，即使到了统一的地步，也还要分化。

街上的大字报明显又多起来。称为医治社会的“良方”到处都是。也许医院的医生要尽量挖掘病人的病根，全面准确地剖析病状，越是彻底越受病人欢迎。医治社会的“医生”就不那么幸运，你把社会的病态揭示得越透彻越要遭到迫害。无论谁当权都喜欢恭维，即使社会的病症已有目共睹，他们也还想隐瞒着。

我时而还上街去看看那些大字报，并非关心着其中的一方，不外如看婆媳相斗，泼妇骂街一样有趣。得不到“权”的一派在冠冕堂皇的词汇下大谈“路线斗争”，攻击当权派的胡作非为。掌权派正在享用“权”的甜蜜，害怕又一次“运动”或“革命”。他们不肯当众辩论，只在背后进行镇压。失权派的大字派在群众中颇有市场，大家由于对现实不满，都归咎到地方当权者身上，希望那些人赶快下台另换“清官”。所以凡是反对当局的行动，都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却很少有人去认真分析一番真伪，和该由谁来承担这一切。大字报的作者巧妙地避开实质，纠缠现实中的焦点问题，达到搞臭当权者的目的，好让他们能重新上台。其实情况颠倒一下，让反对的人当权，让当权的人在野。群众一样要不满，一样对反对者的大字报喝彩。当然，在痛快淋漓数落别人的同时，也往往败坏了自己的形象。

地方上的派性斗争是无聊的，关键在上面是哪一派人掌权。地方的再有理也得服从上面一派人的意志。地方的派别斗争只是上面手中的一、二张牌子，原来就无伤大局，但地方当权者还要大书特书“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巨幅标语。大凡有权无理，害怕群众揭发，就来这一套，却越发暴露自己的心虚。

七月份县里开办“清查资产风学习班”，把一些“有问题”的干部拢进去“审查”。为此掌权派紧张地活动，准备挣扎。失权派加紧行动，准备夺权。一心想钻进官场的，上窜下跳，以为这是个爬上去表演一番的好机会，就是当一名小丑也显得比周围的同伴“高贵”。在台上虽是一付奴才相，到了台下就有许多官架子。所有关心权的人都热呼起来，拼命去追逐这个抢来夺去的球。一些人从生产和工作中抽出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到这种争斗中去。街上的大字报只是争斗的一部分，密室里的策划更加频繁，锣鼓声铿铿锵锵地响着，人们在希望那些拙劣的演员早点下台，准备登场的也已化好妆．只是台上的人并不那么情愿自动退下来。

我那时有着掌权派的朋友，也有着失权派的朋友．他们的对立在加激。作为朋友，我也许并不希望掌权者就此下台，但从国家的前途看去，我还是希望他们这一派赶快结束．但又深知后来者未必高明。因此我并没有象孩子似喜欢在开演前跑到台前台后去走动。后来是连观众也不当了，不外是那么个演法，不会有新花样，无论谁掌权，他必然首先为他一派人服务，也必然遭到另一派的攻击。当权的或想当权的都只是为着自己的权力在争斗，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早被他们抛到一边去。

不出所料，“学习班”还没有分晓，已经有人在高喊“支持新生事物”。报上开始评“水浒”，要打倒“投降派宋江”。在死人身上作文章，一些人看出个征兆。“学习班”不再那么声势嚇人，差点失权的人复苏过来，伺机反扑。那些盼望出头的人垂头丧气在寻找退路。群众希望“杀他几个”的场面消失了。其实这种估计本来就不现实。对自己阵营里的蛀虫、败类，无论如何横不下心。当真“杀他几个”，后患无穷。老子教训小子，是唬一下要他“今后不敢”。小子当真不听话，也束手无策。靠自身力量要剜掉身上的痈疽，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也许解放初人民从苦难中来到一个新的天地，心里充满着庆幸和感激。那时对干部的“整风”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容不得你不改正。七十年代人们对旧社会的概念已十分抽象，而且如草木枯荣一般，过去的消亡，新生的来临已不值得奇怪。发展的潮流，促使人民有更高的追求。难怪有特权的拼命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没有特权的想方设法“走后门”营私。目的都在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时提出“整风”很难深入人心。即使换上另一批人，也会为过好日子不择手段。

“称为神和称为魔的在争斗，为的是地狱的统治权”。群众仍象一群在荒芜的草原上迷失了方向的羔羊，没有一个既定目标要去，风暴来了，顺着风跑一阵。风停了，他们的脚步跟着慢下来，遇到危险再折个方向，往另一边蹒跚而去，在茫茫的草地上流浪着，过着勉强维持的生活，直到躺倒为止。许多人因此萎糜不振，热情和干劲消失了，产生不出一股创造生产的活力。个人的奋斗更是没有用，也是盲目的。没有人知道该坚定不移地往哪里去。虽然不时有个无形的声音在高叫，在愤怒地咆哮：“往这里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许往那里去，那是悬崖峭壁……”可是惊慌失措的人群，已分不清东西南北，在他们眼里随便一个方向都可以是“这里”，也可以是“那里”。他们不知道这声音发自何方，不能相信它是唯一的福音。在忽“左”忽“右”的驱赶中，大家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不知道起点在哪里，该回去？还是该前进。眼前急需的是填饱解渴的粮食和水源，并朝待在一个平静而阳光充足的山坡上停下来喘口气，恢复疲惫不堪的身躯。

个人可以经历痛苦曲折，国家、教育经不起一再折腾。我期待着为国家，为社会效力。我希望来一场暴风雨，将一切污泥浊水冲刷干净，将枯枝朽木打扫利落，还世界一个崭新的面貌，不死不活最叫人闷得慌。我知道，自己迟早会无声息地老去，只有我的女人和孩子把我记住，而我用痛苦和耻辱换来的感受和体会却未能告诉给人们，使如我般的人免遭不幸。我如此匆忙跑过人生舞台，如蚂蚁般出现在世上，悄悄地爬，贪婪地觅食，为混口饭而活，这样的活还有什么意义？童年苦于父母的束缚，青年又为前途担忧。结了婚总可以安心，又被“下放”去“上山下乡”。想方设法从困苦中挣扎出来，争到“好运”，又投到国家社会的命运中去同悲哀，自寻烦恼。然而象希望父母明智，家庭和睦一样。我不能不盼着自己的国家有一个供人齐心协力去争取美好生活的环境，不能不为国家的混乱感到痛心。我从来不想做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我回到起点还想继续前进。我不怕失败，所以还要发噜嗦，还想“大鸣大放”。当然，希望对于困境中的人仅仅是一种力量，对于想贡献的人只是一种鼓舞。如果相信因此就会一切都好起来，也可能走到绝望中去。我在矛盾中生存着，摸索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