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些年走过的旅程，我想，该是好好反省一下的时候了。

我这一生经历过多次坎坷，从1958年的“整团”以来，我屡屡遭遇失败。被“开除”过，又被“甑别”了；“文革”中被“审查”过，又被“平反”了；被“下放”过，又被“回收”了。始终是个“有问题的人”，“转正”被拖延，工资被“缓调”。这世界何以如此跟我过不去？如此折腾我本人，难道就容不得我这种人的存在？难道我是个愚蠢透顶的人？一个贪婪刁钻的游民？一个不可救药的懒汉？一个不懂世事的白痴？别人在不高兴我的时候，常骂我是“书呆子”，认为这是加给我的最确切的定义。我果真如此吗？

也许我确有一种天真幼稚，不切实际的书生气，一股忠于国家，忠于真理的傻劲。但这跟别人认为的含义全然不同。他们以为我的“呆”是不善于见风转舵，不会巧钻经营，圆滑势利。还以为这“呆”是因为书读得太多的缘故。然而不是，绝对不是。虽然我常把自己关在房里读书写字，这时我会觉得一切都十分美好，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要做的事业，我所苦恼的是自己的知识不多。我的思维总是集中在不满自己身上，这种不满却是我不断要求上进的动力。我也知道，一走出房间，接触了社会，跟陌生人在一起，我便常常失错。社会显示给我的是另一付模样，是我完全不熟悉，也是书上未曾全然看到的。而我还在用书上学来的，还有我固有的热诚去看待它。以书上描绘的美好世界来设计我的一言一行，我便完全失败了，错过许多良机。被人当成一个愚蠢的傻子，一个死板的书呆子。虽勉强活着，始终萎靡不振，不能根深叶茂。但是我不认为这一切是因为“书读得太多”的缘故。

也许我是一个懦弱的人，能说不能做，只会用“将来”安慰自己，欺骗自己，不愿去争得眼前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利。不敢给无理者以反击，虽在忍无可忍时也想过不该书生气，不该幻想靠别人的多情来生活，又觉得那样太无聊，空费时间和精力。使得别人日甚一日地蛮横起来，不把我放在眼里。

也许我太过于“绅士风度”了，企图以二十一世纪的灵魂活在当今社会里，势必要受欺。那适于生长在“将来”的人，是不适于活在现在；适于活在现在的人，正洋洋得意地享用着眼前的一切，看轻那适于生长在“将来”的人。

也许不公正的政治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机会，毁了我的理想前程，才变得如此多愁善感。只要有人明显表示对我的蔑视，我就自觉矮了三分；只要我发觉自己十分孤单，就心里发怵。一位同事在路上连打个招呼都不肯，我便从那冷漠的目光里感到猥亵，感到人生的可怖和无意义，以为自己的过去全错了。

也许我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容易激动，一愤怒就失去冷静，不管大事小事琐事，一味要有所反应，达不到目的就气馁，胸中闷着一股气，以为别人总跟自己过不去，企图显示自己的不可侮，又不看对象不考虑后果地跟别人吵起来，将事情搞得更复杂，矛盾更深。伤了一些人的感情，事后又不善于处理由此出现的坏局面，绷着脸只想等对方态度的转变，却使裂痕越来越大，变为真正的对抗，使自己原来是有理受欺，变为无理粗暴。这些愚蠢的行为虽然只占我生活中极小部分，它产生的后果往往占去极大部分。造就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

也许我总是不听从别人的“劝告”，“骄傲自大”，一心想“出人头地”。也许吧！一个人凭借个人奋斗，在成名成家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福祉，这有什么不好？如果我是那么“听话”，“善解人意”，我还能有一种向上攀登的冲动吗？所有“向上”的举动在中庸者眼里都是危险的。

也许我失败的原因是人们不敢承认的。试想一想，如果没有“大鸣大放”，没有“整团”，没有那一次人生的转折。我将走向另一条路，而只要让我进入科学领地，我这种老是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脾气，这种总想创新向前的愿望，一定可以在这块田地上耕耘播种结出成果，我也就不会是“骄傲自大”，“不听劝告”。我相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完成我想做的事业，我的意志和信念可以保证我的工作获得成功。

也许我常常轻信别人，自以为是老实人，别人也该有一副好心肠。后来上过当，受过骗，也开始了怀疑，有时就防碍了跟别人友好相处，使原来坦白的事变得隐晦，使自己不必要地躲开一些人，自造孤独。这种由幼稚轻信，变为固执怀疑，不是成熟的表现，而是做人的失败。我也想过，如能在一个高尚的准则下，诚实，但不对任何人诚实；狡猾，但不对所有的人狡猾，因人而异，因事而论，该多好。但归根结蒂不在怎样为人，而是社会风气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国家就不敢正视困难，不敢暴露存在的问题，对人民采取瞒和骗。一提形势总是大好，一年比一年好，如此算来，我们该是很好很好了。用一个“好”字掩盖了许多不足，老实人听了很是相信，逐渐也有了怀疑。狡猾的人早就不相信，连真正的好也表示怀疑，并不断给老实人展示一付阴暗的面子，以他不信任人的眼光看去，一切都是不可信的影子。这种人不但以这一点害了自己，还想“忠告”别人。但他们深知其中奥妙，从来不去公开反对。唯有老实人一旦知道受骗，总要表示极端的反感，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社会上确有一小撮人以欺骗为能事，以骗人上当而沾沾自喜。他们以为有这一招，比别人高明。大家虽称他们为“狡猾的家伙”，却没有一点痛恨的意思，等于默认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上的实用性。这种人以为编几句谎言就可以得到别人的支持，可以在不了解内情的人面前博得几声赞同。但也可以在正直人眼里显出几份丑陋。而谎言一旦被揭穿，得到的是更大的憎恨和对以前所有的推翻。人类在科研和生产中“狡猾”一点，“复杂”一些，使自己的思维适应千变万化的自然界是可取的。如果在人与人之间无端造出骗人假象，迫使别人时刻警惕，在待人接物处世弄权方面兜圈子，实在是可悲的。我年青时受过几次宣传的骗，曾经以极大热情欢呼那些“新成就”，满怀崇敬的心敬仰那些“英雄人物”，并积极行动去响应种种“号召”，虔诚地把教导的话句句收入脑海，作为真理的发现，高呼“要不是经过‘整团’，我将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一再表示感谢别人的“挽救”，甚至象听信巫师的邪说，毅然掐死自己的亲人，以求“升天”的信徒，对一位朋友做出近似于背叛的行为。待到后来明白“新成就”里混杂着虚假的东西，“英雄人物”有着人为的塑造，“号召”里头是骗人的把戏，所谓“真理”也在瞎说，我已经吃了不少亏。

虽然从小受过的教育和一切美的东西要求我去做一个尽善尽责的人。现实却一再告诉我，诚实不得。但我还是不愿去学乖巧变圆滑。固然不该轻意相信别人的话，也不要固执地不相信任何人的话。不该改变自己的天性去适应别人的意志，虽是吃亏碰壁，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仍可以走得更好。二十年来我走了不少弯路，照理说，我该象所有受过磨难的人那样沉默寡言，胆小谨慎。可是我没有。别人因此视我为“书呆子”，父辈们失去劝告的热诚，朋友不再相信我的未来。我认为过去的革命者，在当时那些麻木的人看来，又何尝不是一群“傻子”、“叛逆”。可是社会恰恰需要这些“傻子”、“叛逆”不时去推动一下。要是大家都稳健起来，社会将停滞不前。再如果大家都互相欺骗着，互不信任，恐怕到了世界末日还不知道呢！

回过头不能不看到那些善于乔装打扮，掩饰是非，左右逢源的人享通八面，他们活在这世上最走运，最受宠，是时代的佼佼者。他们最少吃亏，极少碰壁，把一切都处置得十分完美，为自己经营的算盘打得最精。可惜这群“幸运者”于社会毫无进益，他们只能绕着自己的小天地团团转。因为尚要远征、冲刺，便容易失错，而碰壁失错，在他们看来最不合算。他们又相信着欺骗的真理，看不到真诚坦率的存在，永远只能这样为自己着想着，打算着，满意着。

一个人可以在言谈中，被别人当作傻瓜，也允许在行为中有许多过错。只是在灵魂深处，必须时时反省：有没有放松为真理而努力，有没有做一点事使将来变得有望，这才是至关重要，和不该丢弃。我所遭遇的一切并非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完全是别人施加于我。我虽然失败了几次，还没有到了穷途末路，没有被周围的浊气熏倒、僵死。别人的轻视，并不表明他的强大，我也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如果我为此感到害怕，才是真正地失掉了；如果我为此玩弄才智，花费时间和精力，才是大错特错。别说我的心胸有多狭窄，我的“将来”也不复存在。我始终在思索，时时充满信心，使自己超脱于无聊的争斗。同那些愚昧地相信命运的人，又有不同。阿ｑ的胜利只是一句空话，一种自我陶醉，他是不作任何努力的，我却一直在努力，并且有勇气面对失败，坚持自己的事业。我不是一个只会埋怨数苦的人，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我虽一次次跌倒，却一次次爬起来，继续前进，我从来是不甘失败的。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73年的辞职演讲中有一段精彩的话：“这个人满脸都是尘土，汗水和血，他英勇地进行斗争，他一再犯错误，达不到目的，因为没有任何努力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但是他确实努力干，他有巨大的热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他献身于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他知道在最好的情况，他终于将得到胜利，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最糟的情况，如果他失败了，也至少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的。”

我不正是“满脸都是尘土，汗水和血”吗？我虽不怎么“英勇”，也断断续续地“进行斗争”，我当真是“一再犯错误，达不到目的。”但是我“确实努力干”，有“巨大的热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如果我“失败了”，除了“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还有是我自身的缺陷，智慧和能力的不足。如总统一样，从他走过的旅程，谁也不能否认他取得的成绩，虽然他又恢复到一个“普通的公民”，他终归不是走过场的。我虽然没有总统的业绩，我并没有白费时间，我一直在从事我认为“有价值的事业”。我还会不断努力，尽一切能量，默无声息地努力，努力而终无成效，我可以死而无憾。未来始终存在于我的前面，虽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我也不后悔。如果我后悔，我早就成为一个圆滑势利的小人，或做一个安分守纪的奴才。即使我的反省，也不是为了求饶，更不是为了退却。将来虽说还看不到，但是我看到自己在努力，我就感到有希望，希望寄托在人类进步的将来，对自己可以不存有多大的幻想。因此我无须改变自己，我忍受着并相信人们的看法是那么容易随着一个人的兴衰而改变。

经历1976年这场运动，我觉得自己被人误解得太多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才能释放我的热情，我不停地思考着。

自从1964年走过人生岔道口，一个新的理想就开始萌芽，但一直是滞留在我的心里，它不时躁动着。我也无时不想把它变为现实。生活不能安定的时候，我为生存奔波。心想，等生活有了保障再来努力吧！后来又被疾病拖累了，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发作，疼痛难熬，一个时期怀疑引起心脏病变，对活下去的念头更加强烈，便想什么都不干，治好身子再说。那些年点燃在心里的希望，没有因不幸的遭遇而破灭，那时更不能因疾病而退却。我为此作了种种努力，请教名医，试服偏方，象相信上帝那样，虔诚地吞吃药物，把大碗大碗的草药毫不迟疑地送进肚里，可疗效甚微。我又坚持锻炼，做气功疗法，靠着书本，按照说明和图解，一招一式地学，硬是把二十四式太极拳学会了。我不是为长寿来保养身体，我更强烈的愿望是为我的理想恢复精力和体力，期待有一天能承担这一重任。

1975年风湿病有了好转，我开始拼全力去学习我需要的东西，这时神经官能症却来了，经常失眠，有时整夜睡不着，我的脑力又给摧毁了，不能持久看书写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深入的思考，作文只能匆促而过，企图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构思，想到写到，杂乱无章，刚开头又近于要刹尾，想再拉一点，则成了拖泥带水自相矛盾，除了通篇不满的词句，没有一点实在的内容。我又象犯了过错，遭遇挫折那样，垂头丧气，毫无把握。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次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健身怯病上面去。

其次，我也不敢指望能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一点文字。一个时期文坛上崇尚什么，只要看当时那些搬笔弄墨的人是啥样的，便可知其一二。“文革”中我曾认识一位“文艺工作者”，他大讲特讲“高举”、“突出”，强调“思想性”，“政治性”，就是不讲现实性和人民性，象赶时髦似地研究“当前的需要”。如此产生的作品，作为一个时期的装饰品也许可以，要想有深远的意义，恐怕就不是这类人写得出来。我看他的作品就不说实话，象鹦鹉学舌重复着报上的宣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的作品只能给人一种故意造作的感觉，而不是情感的流露，更不是现实的写照，只是在堆砌词句，做文字游戏。他甚至自吹：“不用到现场，就能把一个事件写得绘声绘色。”如此踌躇满志，怎么会想到去揭露黑暗，激励人们创造未来？可是他的文章却能得到发表，可以成为一名“文人”。我就大大不如，那种公式化的文学创作，我既无能也不感兴趣，除非我也去说假话，但说假话是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我只好把理想一直埋在心里，埋在我的日记里。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扣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终于脱落。人们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重新获得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状况此时也大有起色，这正是开创事业的大好时机。我立即从地底下把我的“反革命”——一大捆日记本——重新请出来。

当那些“反革命”摆在我的桌上，我顿时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喜悦，象一个守财奴望着金灿灿的元宝，激动不已。可惜这次“隐藏”的时间太久，日记本已经潮湿发霉，上面有些字迹也模糊不清，有的受蛀虫严重咬伤，本子散了架，成为一堆纸片。我只好一本一本地收拾，一本一本地接着看。这里面有记述，有感想，有反思，有评击，但要想从中理出个头绪，选取有意义的东西整理归类，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说当初记日记不是创作，那时的整理却经历着创作的艰辛，比重新构思去写一部小说还费事。

有时，我会感到十分遥远，一位朋友曾劝告说：“现在已经不是搞文学创作的年龄了。再说，我们的制度还不允许发表有损领导者利益的文章。”年龄大，我不怕，可以用苦工来弥补。至于能不能发表，确实是个打击，但那时考虑这样的问题为时过早，我倘不知道要写的文章是啥样。只要我的文章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风格，只要它是独特的，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我就不必为何时发表而操心了。

问题是怎样个写法，我的日记似乎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我记下它们的时候，也未曾想过要为一个主题服务。而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很多就多写一点，一时想不出就三言两语了事。1968年虽整理过一次，也仅仅是按时间顺序，选择一些较有意义的事排列下来，这算不得创作。我也考虑过几个题目，如“理想与现实”，“家庭和教育”，以及“政治杂感”，“个人奋斗”等等，我的日记里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可是我怕力不从心，做不好这种需要精雕细刻的工作，我还是希望停留在日记这种体裁上。

我翻阅了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及《马上支日记》等几篇文章，看看鲁迅先生是怎样创作和发表他的日记。鲁迅说，“写日记的人成了名人，死后便有人把他的日记印出，大家看了也格外有趣，而且因为他没有‘摆空架子’，有着‘真面目’，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也有以日记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畏人知的’，虽然不象日记的正派，却不妨‘模仿着试试’。”我想，自己不是名人，将来也绝不会是。如果想发表“正宗嫡派”的日记，恐怕不会“有人愿意把它印出。”若说是以日记为“著述”，我又不敢“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我不外是想以自身作蓝本，以日记为载体，把我的遭遇和感想告诉人们。我所以要写，不是希望别人都象我这样。我仅仅想提供生活中无数模特儿的一个，让人们品评议论，能从中找到一点值得参考的，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算是我的目的。后来我想，只能用剪辑一部记录片的手法，把历来的日记裁剪移接，使之成为有主题，有系列的文章。

我开始了“剪辑”。首先我得把需要的材料一段一段地抄在纸上，然后裁剪成许多字条，分门别类放在一起，从中去掉一些雷同的。再把内容主题相似的写到一块，并假定在某一日，或相联的几天中发生。于是我感到一种“失真”，感到“合并”太勉强，不如原来的日记，虽是短短几句，却干脆利索地说了一件事，一点即时的感想，可以完全看出我那时刻的真实情感。是“野生的天然产物”，完全的“原生态”。同时“合并”在语句上也失掉了原有天真可笑的模样，失去了野性，使原来有强烈情感的字句没有了锋芒，就象用大人的手笔去描拟孩子的字体一样，生硬而呆板。虽然这样可以显得我有足够的修养，可以省掉一些累赘，却毕竟不是我当时的情绪，看不到我本来的面目。也许要创作就免不了会“失真”，要顾及文章的层次，结构和逻辑，有些事得补充说明，穿插叙述，让人明白，还要把自己装饰一番，就象要穿上衣服，免得暴露无遗，不够雅观。但过分的打扮，又会令人作恶。光溜溜的身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上面有优美，也有暇疵，看的人没有不信任的。一穿上衣裳，就可以有种种猜测，显得神秘，也值得怀疑。我几乎要对这样的“剪辑”感到失望。

我还是按原来的计划写下去，因为除此外我没有别的路子。两个月后，我写出第一章，这开头的工作实在艰难，经过多次重写，不断修改增删，靠一锤一锤反复敲打，才有了一个形体。我感到它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零乱，每一篇都有一个中心，可以拆得开，也可以合得来。我逐渐有了信心，步子也迈得更快了。那些时候，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上面。我避开了一切挑衅和刺激，尽量敷衍着忍受着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把最难忍的耻辱咽下去。我每天奔走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做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该上课的时候，我骑上车花上半小时赶到学校去。下了课，又赶紧奔回来。到了家一放下自行车就伏到桌面去，一直写到支持不住才停下。每天路上来回骑车的时间成了我锻炼和休息的时候。学校当局对此十分不满，校长婉言批评，同事背后舆论，说我“工作散慢”，“家庭观念强”。我无心理会，我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这会比“表现不好”的评语更令人担心。

经过五个多月紧张的工作，1977年4月我的“剪辑”工作基本完成，我把这部日记体的文章题名为《心迹》。虽然我感到还很不理想，它无论如何受到我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不能把我的意图完全表达出来。但是我相信这绝不是最后的一次，我只是提做了初坯，今后还要反复修改，多次重写，只要一次能比一次好，我就有希望。一时我也想不出有更好的写法，没有一个能修改得更完美的计划。我的脑力已明显消耗了，可以说是精疲力尽，只好暂停下来。而此时“揭批查学习班”也将开办，我不得不去对付另一场可怕的搏斗。

1978年春，文学战线出现了可喜的苗头，人们敢于公开评论时政，敢于说出心里话。我感到《心迹》有了希望，它同国家的命运竟有如此的相关。过去我担心日记本落在别人手里，一些人会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从“帽子工厂”飞出无数臆造的东西套在我头上，还有“钢铁工厂”的打击，后果可想而知。那些人害怕别人说真话，因为一说真话，就免不了要对他们不满，要揭穿他们的伪装。那时一再提倡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样就有希望了。我所写的东西，不但不担心别人知道，还想拿去发表呢！

同时我意识到时间对我来说，已经不多了，我也知道自己在这世上十分孤单，死后不会有多少人来给我送葬，那墓头的花圈将是极少的。我因此一定要将《心迹》写好，作为敬献给自己的花圈。

我开始抓紧将《心迹》再作一次较大幅度的修改和重写。这次我可以不受原始日记的束缚，不再做筛选剪辑材料的工作，专心从写成的材料中去组织构思，把繁多的章目合并缩小，再作补充和扩写，使内容更加丰富饱满，主题更为集中明朗。还是用五个月的时间，我又写了二十几万字。当时每写完一篇，心里就泛起一次美好的遐想，信心跟着一次次增强，希望的火花越燃越亮。不够有时我很怕回过头去看看写完的东西，我知道一定可以发现许多不足之处。我也不希望在写作时让别人说我不行，或自己感到没有希望。这会严重挫伤我的写作热情，影响我的思路，对进一步创作失去信心。

后来我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又急于想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成功，我的《心迹》能有一点别人喜欢的东西吗？因此我又多么希望有人能看看我的稿子，给我提出批评，帮我修改，使我的作品完善起来。

我决定让我的《心迹》走出去“经风雨，见世面”。可是一位朋友还没有看，就先给我一大堆“鼓励”，其实他的意思是不相信我会成功。后来他勉强看了几篇，道是“写得真实，有情感”，却不想把它看完。另一位朋友直率地说：“从艺术观点看，只能算是习作；从内容来说，比你的遭遇更惨的多得是。为此花那么大力气，恐怕不值得。”我知道，我已经得到第一批读者的否定。

对写作，我是有过怀疑，能行吗？1976年内弟要参加“招生推荐”，岳母要我帮内弟写一篇“心得体会”，一篇“批判文章”。我给他指点了一番。可是送到公社去，主管的人说，那两篇写得很糟，内弟因此没有被推荐去上大学。岳母很怪我无能。我自己也感到沮丧，连这样的作文都不行，还谈什么文学创作？我所写的会有人愿意看吗？不外又是下等人的秽物，跟我的人身一样，要受到无爱，受到岐视和耻笑。

再说，我所写的会不会十分幼稚，十分拙劣，没有一点价值，仅仅是自己珍惜的玩物而已，对别人毫无意义。记得有一次，一位学生拿了他写的一首诗让我看。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他感到多么满意。我不得不称赞一声“好”，以他的程度和水平来衡量是不错的。可是我说不出具体的好来，那确实不是一篇成熟的作品。我因此想到自己的《心迹》，我不是也十分满意地盼望着，说不定跟这位学生一样，只因为水平如此，用自己的尺度衡量，以为不错，一旦拿给别人鉴定，只会落得同样的下场。所谓“意义”，“价值”只是对自己而言。我心里很懊丧，担心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白费时间和精力，历来支撑自己的所谓“将来”，也就十分可笑。

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检讨一下是必要的。如果因此恢心丧气，放弃努力，半途而废，将是十分危险的。比起成熟的作品，无疑要看出很大的距离，可是不该过早去考虑自己的成果，能到怎样的水准，就到怎样。我的朋友也不外是那种对不成名作者的作品，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他们并没有深入文章的主题，看不到作品中寄托的思想，和我个人为理想奋斗的意义，更不用说去考虑我的作品对社会有何用处。他们只是注意文章的技巧和表达能力，还有情节如何。我知道这方面会让他们失望的。

后来有两位老同学对我的《心迹》作了较认真的阅读，甚至还在他认为精彩处划下红线，表明他颇有同感。于是我得到一种嘉奖，我的《心迹》能给人力量了，我同时说出了别人想说的话。我的努力终归没有白费。忽然，我又着急起来，国家已允许人们畅所欲言，如果我不能争取尽早发表我的作品，而让别人的文章说尽我的观点看法，我的《心迹》又要变得毫无意义了，就象一项科研成果被别人抢先公布一样，同样的努力得不到同样的声誉。但这仅仅是瞬间的担忧，我清楚自己作品的尺度，不能企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发表。而且只要冒出这样的念头来，我便放松了努力，缩短了目标，最多只能成为流行一时的摆设而已。

我决心继续努力，不间断地学习，隔一年或两年修改一次，就象草木要年年剪修，呵护，直到成形的一天。而且勤能补拙，别人三易其稿，我是九易、十易还不肯罢休，直到我十分满意为止，才算我的作品已走到尽头。我知道，不管我修改多少次，每次都能发现不妥之处，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一个词，也有时是整句整段的增删。每经过一次改动，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后来通过朋友的关系，我又让一位搞文学创作的人看了我《心迹》的一部分。他认为文章格调太低沉，埋怨数苦得多，感想多。认为我应该写一写周围同情和支持的人，才能让人看出这世界是光明的。

我想，对创作一部小说来说，他讲得一点不错。也许他没能理解我寄托的意思，也许我的文字没有把自己的意图表达清楚。我所以要写，不完全是为了数苦，我的遭遇在全国数百万不幸的人中算不得什么。有的惨遭涂炭的程度胜我百倍，我不够是极普通的一个，只是我要叫出自己的声音。我反复强调只想提供一些真实的情况，表明自己在逆境中的信心和勇气，并不懈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办到。我总结了经历过的一切，认为有自己的过错，也有当时社会的弊端。我的努力并没有靠别人来支持。事实上，在冷酷的现实生活里，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里，敢于公开执言，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只是背地里议论着，替不幸的人惋惜，不平。但是这有什么用？当年并不存在有一种议论的监督。现在倒好，许多作品写到“右派分子”时，有人暗中帮助，打抱不平，还有伟大的爱情伴随着，甚至把“右派分子”描写成一位受人尊敬的英雄。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并非普遍现象，否则，悲剧就不该发生。有许许多多的生活，本身并不完美，为什么一定要自欺欺人？这跟阿ｑ自以为“被儿子打了”，有什么两样。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编造，把典型的事例作为普遍存在的法则去表现生活，我恐怕做不到。

我历次身陷困境，靠得还是自己解救自己。我一次次失败，我一次次努力，始终热情向上，毫不气馁。在整个过程中，我会埋怨数苦，就象不论谁受到痛打，都会叫，会哭，也会有绝望的时候。我写《心迹》不光是为了诉说心中的怨恨，还为了拯救自己，逃避世俗的污染侵蚀。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有许多的不完善。我的文章不是一串串珍珠，但肯定是一堆混有宝玉的沙石，只要细心挑选，就可以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如一片荒芜的山坡，虽杂草丛生，很不美观，仍可以找到几株药草，医治那些正需要它的人，还因为这原始的景象，而让人们看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我的“感想”是多了，我认为那些都是肺腑之言，是生活的结晶，也是我文章的那“几株药草”，绝非无病呻吟，没有遭遇同样不幸的人，恐怕很难写出来。我也注意到，许多“感想”是当年日记的摘抄，处在过分激动情绪下写出来的，有点偏激，刻薄，不留情面，可能无端伤及他人。词句上刺眼扎手的东西多了些，显得不礼貌，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在修改中，我会逐渐把它磨平。也有人说，为什么我的《心迹》总是纪录过错和失败，没有成功和荣誉？首先我是一个极普通的人，自然没有辉煌的成就和业绩。其次我认为有一点成绩是应该的，极为平常，唯有过错和失败是不可原谅的。其实如果一个人老是念叨他的成绩和功劳，他的动机就很令人怀疑。只有时刻不忘教训的人，才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未来。

有朋友看过我的作品后，力挽我将它创作成小说，甚至替我设计了这篇小说的层次，对一些情节提供描写构思，建议我为了使人物形象完整高大，具有代表性，不妨虚构，把别人的东西写上去。我十分感谢他的一片好意，这也许是不错的。优秀的小说，可以鼓舞人们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揭示人生的美与丑，善与恶。但是，我个人总存有“偏见”。认为小说是那么完美，那么富有戏剧性，可以看到许多“巧遇”，虽然也可能是生活中所有的，必竟属于典型，不是普遍的。人们又喜欢种种“巧遇”，以致极力去创造它，却让真正的“巧遇”失去生活中存在的意义，成为骗人的东西。象“文革”期间发表的那些所谓“三突出”的小说，反映的事件大同小异，只能是几个被推崇的镜头。一提到“阶级斗争”，几乎就是“四类分子”不甘心失败，搞复辟报复。现实中就算有过这种事，所占的分量就如书上写的那么多吗？一些人用书上提供的“典型”去认识生活，结果是无辜地伤害了许多人。所谓“中间的”，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平凡事，却不能被选作创作的主题。而作品中描写的优秀人物总是“高、大、全”，极端的公式化脸谱化。我很不愿意去看它们，深知那是人为的塑造，是作者汲取各方创作出来的所谓“楷模”，甚至是臆造的“理想”。尤如拾取百鸟之羽装扮成一只美妙而奇异的鸟类，尽管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却是世间不存在，十分偏激的东西。我还是宁愿自己多观察生活，虽然也会受骗，但不是生活本身的过错，是我自己的幼稚和轻信。此外为了改编成小说我得象“整容”那样，在我的作品中去掉一些，再人造一点。按小说的要求来写，而不是提供生活中一个原始的侧面，虽然它可以是许多美的侧面的组合，但这样的“美女”容貌表现在我身上，我会感到脸红，它违背我的本旨。为了能得到发表，我还必须去研究别人需要什么，怎么样才能让编辑看上眼，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这样做，恐怕很难，也不会快活，或者说我还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一点吧！

有一次钊人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把它留到二十一世纪再说”。我想这话不错，我的作品仍十分幼稚，应该让它生长几年，几十年，力臻真善美，直到瓜熟蒂落，如此才能为天下善良的普通人争口气。

我觉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写真实的可贵，越来越需要富有哲理的语言。人们对文学欣赏品味的提高，已经不再满足那些看后，可以痛快一时的作品，不相信那些脱离现实的虚构，虽然它可能十分完美和富有戏剧性。人们对一部作品评论最多的是它的真实性，客观性。人们会因为看穿其中的一些虚假而否定它的全部，觉得读这样的书等于浪费时间。作者的一切努力也就白费了。称为“美”的东西，过了几年往往又会被人重新认识，唯有源于生活的真实才最长久。

真实的东西，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一个饥肠沽漉的人，只能老实说“饿了！”无须多加形容。如果已近绝望，一句“我想吃！”该是表达了多大的欲望。只有经历磨难的人，才懂得说真话的分量。我听过一位农村妇女介绍她的模范事迹。她不识字，也就不用写讲稿，一口气说了两个多钟头，井井有条，生动感人，连她的内心活动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我想这是她确实做了一些事，真正有所体会，照着生活原来的面目，客观地描述，并没有刻意追求“重点突出”“因果关系”“合乎逻辑”，没有凭空塑造，窃取别人的形象，但是她成功了。唯一不足的倒是她想说些客套话，时髦话，有意无意夹进几句生硬的书本语言。在她看来也许是华丽的词句，想显示她多少懂得一些“文化”，结果反显得别扭。要是她用日常说惯的家乡语言讲出来，会更生动。事物本身有它的完整性，有它内在的联系和感人之处，就看你是不是善于去发掘。

我还是愿意保留原来的面目，如此才能打动别人和我自己的心。任何时候好人都有缺点，坏人也有其长处，绝不会是纯粹的好，绝然的坏。只有真实地提供好的与不好的，人们才会更愿意学习那好的，并从不好的一面吸取教训。如果总想把自己的人物写得十分高大完美，由作者来塑造一个供人学习的楷模，这无异于在愚弄和欺骗读者，对读者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不应该总是由作者来指导读者，应该提供一个机会，让双方共同来评价书中的人物。

鲁迅先生说：“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鹄，便鸱鹄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声音。”就让我叫出自己的声音吧！不管这声音多难听！

在忧患中获得新生，我终于做了一件对得起自己的事，我感到欣慰。

本文已被编辑[吴钩]于2007-7-26 8:15:07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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