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伊始，胆大的人抱着能干则干，干不了就跑的心态，率先冲上前去。一边看着风势，一边大赚一把。有了“第一桶金”，就象吃了定心丸，信心十足，暗自窃喜。政策也在逐步落实，报上开始大力宣扬“个体户”，表彰“万元户”，提倡“先富先光荣”。效仿的就多了，“头脑灵活”的各显神通纷纷走上发家致富的路。“政府里的人”也有人冒险去“下海”，“闯荡江湖”。老实人不屑一顾，后来看着别人西装革履，处处摆阔，心里又不平衡。工薪阶层仰人鼻息，无从发财，有不安分的也变着法子干违法的事，目标只有一个，朝着发展“钱途”而去。

我内心的防线虽然没有溃退，但看到自己满足于现状，变得惰性十足，与世无争，似乎在衰老，又不安起来。过去于困窘中不得不东奔西跑，却时时透出一股锐气，显示生命的活力，那时怕要“死于安乐”。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摧人向上，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忽然也想趁自己还能干十年、二十年，也出去拼一把，实现自身的价值。照着方格写出字，可以工整美观，却显呆气刻版，妞妮胆小。只有在没有框框的白纸上，可以无拘束地写出花样来，感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老是呆在学校大集体里，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谁也怪不了谁。

1990年9月，我决定请求“病休”离开学校。一个月后正式申请“提前病退”，同时开始四处打听。最初是希望熟人能引进到私有企业去摸索一段。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象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需要的是熟练的财会人员，懂得做“两套账”，还有营销人员，必须会“吹牛”。虽然我相信只要让我学一阵，掌握决窍，肯定能胜任。但他们不是职业培训班，对人员的要求是，“来之能干，干之能胜”。看来凡受制于人的事，都很难如愿。再说吃别人的饭碗，报酬再高，成绩也是别人的。自己创业，即使是个小店的老板，也是当家作主，所有劳累悲喜都归自己，岂不快哉！可资金呢？门路呢？谈何容易。一切复归惘然，教育局也迟迟不肯对我的申请下达批复。

1991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母校陈校长。他是我中学时代同年级的同学。在一中读书六年时间里，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彼此都有一定了解，由于我学业优秀，也算是学校里一个“人物”，是届组里头校友联络员。此外我还有一群志趣相投，高尚而友爱的伙伴。当年每逢寒暑假街委会都会组织学生成立“回乡工作队”，搞一些社会活动，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生活。这一来，同一街区的校友，虽在不同年级，不同班级就学，却因假期活动，经常在一起，逐渐成为好朋友。我们曾组织球队到机关部队去参加比赛，到郊外去游览参观。到了傍晚，大家又会不约而同聚在家乡那块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聊天讲故事，交换彼此的见闻。我们的学识，幽默感在同时代的学生中毫不逊色，爱好也十分广泛。我们的友谊得到各自家长的赞同，被称为一群“快乐的狗兄弟”。连家长之间也常有往来。后来他们都陆陆续续考上大学，但到了假期还要相会，照样到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去。而且每年都会去郊外拍几张照片留念。随着岁月增长，友谊变得更加成熟牢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群“狗兄弟”，我认识了一中不同届组的不少校友。七十周年校庆时，我曾帮陈校长从一位企业家，我初中的同学那里募到一笔款项，给当年校庆添加一点兴奋剂。陈校长认为我在校友中有一定的影响力，那时他又在筹备七十五周年校庆，得知我“闲置在家”，便热情邀请我去母校帮忙。我想闲着也是闲着，再说只是帮忙，如有合适的活，我随时可以离开，便答应他。不想，却从此把我引到另一个更广阔的新天地。

起初，我只负责整理校友名录。每天查阅学籍档案，伏案抄写。还好，虽经过“文革”的洗劫，从1937年以来母校的学籍档案基本保存完好。学生名册、学业成绩和基本情况都记录在案。而建校初期的几届校友名单，也从解放前的一份旧校刊中找到。唯独缺1927—1928年毕业的校友名录。我后来找到几位健在的老校友，通过他们的回忆，补充了一些。解放前学生流动性大，每个学期都有一大批转学的，复学的，休学的，插班的。反复核对，还是缺漏、谬误不少。但总算有了一份建校以来较完整的《校友名录》。校友们看到它都异常兴奋，一边翻阅，一边不停地谈论起同班同桌的你我。有的还了解到自己祖辈、父辈或子辈、孙辈的同窗好友，了解到自己的亲属是一中哪一个届组，哪一个班级的校友。外地校友得知后纷纷来函索取。甚至有一位台湾校友，后来在台湾办退休时，因实际出生年份与户籍记录有出入，看到《校友名录》便想到从母校的学籍中找到有关他出生年份的证明。我感到十分欣慰，自己种出的果实，有人这样喜欢它。这也是我第一次有了机会来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虽然最后一年，母校留给我的是永远的痛，我还是感激她前五年给我的快乐成长。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当时学校里又没有一位专职人员来搞校友工作，校长逐渐把筹办校庆的事交到我身上。一个人要是没有兴趣的做事会很难奏效，即使鞭子在背后响动，行动仍然十分迟疑。一旦有了兴趣，就没有什么“不敢”的。我开始参与了校友总会的筹建，负责与各地校友间的通信联络，寄发各种有关材料等等，尤其以搜集校史馆和校友的成果资料最为艰难。

母校向校友征集成果资料的通知，已经寄了一拨又一拨，回馈的为数不多。我想，一方面是有的校友过于谦虚，另一方面邮寄资料确实麻烦，有些材料可能一时找不到，有些必须去复印，还要包装，要去邮寄，需要有充裕的时间，个人照片也未必有现成的。我请示校长后，决定采取登门征集的办法。福州厦门是省内校友比较集中的地方，特别是大学里头，人才济济，一定会有收获。校长同意我的方案，我便开始出差。白天找人不易，就利用晚上到校友的住处去“拜访”。校友们都很感动，知道我的来意后，有的像欠债似的，马上翻箱倒柜找资料，嘴里不停地说抱歉。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为母校，有名出名，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校友在工作事业中对国家、对社会、对集体作出贡献获得成绩，有了成果，应该向母校汇报，并视为一种义务。这不是为自己出名，是为母校出名，给母校增光添彩，给学生树立榜样，是教育下一代的好教材。还好，校友中不少人是我以前认识的，或通过我那群“狗兄弟”拉上关系的。大家见面不说客套话，总是大力支持，有的还主动提供不少新情况。从“已知”的又扩大到“未知”的。短短的几天，我已囊袋满盈，收获不少。

这样挨家挨户去征集是挺辛苦的，全靠两条腿，还得不停地爬高楼，何况到后来手里总是提着沉甸甸的材料，有时刚从一幢七楼下来，又得爬另一幢七楼。回到住所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又累又乏。要说我只是个“临时工”，何苦呢！但责任心告诉我，承诺的事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好，做完美，这就难免要苦了自己。但我从工作中得到的愉悦别人是享受不到的。我看到一中建校七十五年来，人才辈出，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其中不乏佼佼者或在单位中挑梁顶柱的。我为母校感到骄傲和兴奋。他们中有我同班、同届的同学。一些人当年因种种原因上不了理想的大学，毕业后只能从事一般的职业。自从改革开放，国家重视人才，有些人就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骄子。倒是个别当年被推到重点大学去的，却名不符实无所作为，有负名牌学府的声望。可见如果是一颗明珠，虽被秽物覆盖，只要擦洗，还能发出光辉；如果是一粒卵石，即使涂上颜料，也终有退色的时候。此外更应该庆幸的是我的一些学兄，1956年以前高中毕业的校友。他们当中一些人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按1957年以后的政治标准，恐怕是难于上大学的。现在那些人在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现，为国家作出贡献。一步之差，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未来。我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在与校友接触中最令我尴尬的一个问题是有些校友会问我：“你在学校中担任什么职务？”我说平民一个，还是借用的，大家又不相信。　我虽不介意，也一点不脸红，我唯一关心的是自己工作的效果，这才是体现我价值的地方。但是后来在公开场合，有热心的要把我介绍给校友，感到有点难说出口。如果我是一个“官”，介绍的人会十分自豪而且响噹噹地对大家说：“这是母校的××长。”于是大家鼓掌欢迎。可是我什么都不是，他又担心我脸上无光，大家对我不热情，影响我开展工作。也许一般人总喜欢把职位与一个人的能力挂钩，认为官越大，本事越大。派来的人职位越高，越体现事情的重要性。我却自嘲说：“做官的不用办事，办事的不做官。重要不重要，就看大家的支持啰！”后来也许是我“抛头露脸”的次数多了，校友们逐渐认识我，就不再有这样的“偏见”。

筹办校庆，展示校友的辉煌成果是个重要内容。资金又是另一个大问题，所谓“有钱出钱”，指的是个人经营搞得好，经济收入较宽裕，愿意为教育事业作一点贡献，为母校慷慨解囊捐资助教的事。一方面他们的热心和愿望得以实现和寄托，另一方面母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对学生同样是一个榜样，一种教育，这本身比钱更重要。但当时国内经济还在起步当中，许多人都建议要争取海外侨胞的捐助，说外地一些学校就是靠这方面发威起来的。议论一通而已，谁心里都没底，不知道这条路该如何走出去，海外有多少校友，他们在哪里？学校领导更是顾虑重重，一旦达不到目的要招大家唾骂的。我把这件事挂在心上，有一次到厦门征集校友资料，找到我的一位“狗兄弟”胡明辉教授，他作为访问学者，到过几个国家，见多识广，帮我想到法子。提议发挥我这“非官方身份”的作用。组织一个民间校友访港团，自费赴香港联络校友。他这人是说到做到，立马行动，很快就通过一位在香港中旅社当副总裁的校友为我们办好赴港手续。我另一位“狗兄弟”孙礼元当年正派驻香港任一国有公司的董事长，他把一套刚装修完毕的住房供我们使用。陈荣春校友，当年也在香港新华社任职。依靠他们俩的鼎力支持，为我们牵线搭桥，联络到不少乡贤、校友，积极争取他们为一中捐资办学。后来能有一座科学楼，就是多亏陈荣春校友出面做港胞曾纪华先生的工作，才得以实现。

在香港，白天我们必须留在住处等待校友来访，或出去拜访乡贤，晚上则忙着四处打电话，找寻校友。通过校友间相互转告和提供线索，仅仅几天的时间，我们竟联络到七十几位校友，还召开了一次聚会，成立一中香港校友联络组。虽然这次香港之旅筹集到的资金有限，但沟通了与海外乡贤，校友之间的感情，打开了一条通道，为母校后来与海外校友的联络奠定了基础。在港几天，我没有一日专门出去游玩逛街，许多著名的景区胜地，抽不出时间去看一看。按说机会难得，当时又有不少干部借公务外出旅游，或兼而有之。我却是想办一件事，就首先要把它办好，办出成效来，无暇再顾及别的，更不会舍此求私，这种傻劲恐怕一辈子也改不掉。

香港之行在当时全校师生和校友中影响非常大。学校认为需要我这样一个人。我也觉得找到用武之地，便到县教育局撤回“退休申请书”，同时要求调到一中办公室搞校友工作。调动手续很顺利就办成。我再次进入母校，这次的身份已是教师了。

七十五周年校庆在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广大校友热心参与，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获得圆满成功。特别要提到新加坡螺城公会的侨胞们。那时离庆典的时间只剩一个月，我决定给那里的校友和著名乡贤发去请谏，目的仅仅想扩大海外影响，让他们了解一中。想不到他们接到请谏后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召集公会成员通报这件事，并委托一人在庆典当天千里迢迢送来二十多人的贺仪。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海外侨胞对家乡教育的重视和热心支持可见一斑。此外还要感谢各届组的校友联络员。他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帮助联系众多校友，提供多种信息，搜集相关资料，为母校集资办学牵线搭桥。这正是“有力出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仅仅做了该做的，而且都是事前幕后的，到了庆典那一天，该是学校领导去唱主角，我只是当中普通的一员。

校庆过后的善后工作仍由我来处理。凡校庆期间发来贺电、贺信、贺词、诗书画墨宝、礼品、贺仪等等，所有表示祝贺的单位、个人和寄送成果资料的校友，都得一一答谢，不能有任何疵漏。对校友的每一个细小的礼节，都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在日常工作中校友是我的服务对象，联络和接待是主要事项。只要有地址，我会把每期《校友报》都寄到校友手上。外省市难得回乡一趟的校友，视《校友报》如家书一般珍贵，他们接到后大部分回信表示感激，说是没有一份报纸能如此令他们心醉，有的还索要以前没有看到的《校友报》。对每封来信我会一一回复，不敢有丝毫怠慢。每逢新年，我要替学校给校友们寄去贺年卡，这都是一根根丝线牵连着母校与校友的情谊，加深了校友对母校的爱戴和感激。许多远道回乡的校友，都想到母校来走一走，看看母校的变化。应该说较有名望的校友，学校会主动邀请或由校友带进来，领导出面会客作陪。有突出贡献、影响较大的校友，事前要作好安排，挂上迎接的布条，贴上欢迎的标语。一般的校友他们不敢惊动学校，总是悄悄地来，静静地走。其实只要有人告之一声，我总是不论职位高低，福贵贫贱，一概热情接待。校友们能来学校走走，是对母校怀有深情。我求之不得，感激不尽。说明我的工作做得好，除非特殊情况，我也不去惊动领导，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要忙。

校友工作不象上课那样，天天都有事。学校的主要任务仍是教育教学。所以校庆过后有时遇到上级临时来学校抽调下乡人员去搞义务教育，搞计划生育之类的工作，我会成为“多余”人员被派去充数。

转眼到了1995年，学校开始筹备八十周年校庆，我的工作又忙碌起来。这一次的筹备工作做得早，时间较充裕，我也比较有经验。最令我自豪的是到北京、上海去组建一中校友分会。事前学校领导持反对态度，认为北京地面大，校友分散，几乎都在政府机关和科研单位上班，工作繁忙，对组织校友会未必感兴趣。但我心里有数，这几年在与校友的联系和接触中，我深信校友不论职位多高，工作多忙，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和忠诚是永远不会变的。甚至可以说，职位越高，成绩越大，对母校的感情越强烈。如果没有这点素质，恐怕他们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在我的坚持下，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以办事的准确性、周密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四月中旬，我和会长两人乘火车到达北京。一位厅级干部的校友深夜驱车赶到站台来接我们，还非得亲自为我们提取行李不可。一时竟让我感到一种被人尊敬的高贵，但我心里明白自己的分量，他其实是在感激母校培育之恩，同时坚持他为人谦虚的礼节。北京的校友已为我们做好了一切。他们相互转告，接下来的几天，不断有校友来看望我们，有的从老远的郊区赶来，光乘公共汽车要花两个多小时；有的刚从外地出差回家，听说母校来人了，顾不上休息就跑来。校友们象对待久盼的亲人，热情接待，关怀备至，令我感动不已，不少人过去都在与母校的通信中与我认识，这次见面格外高兴。经过大家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成立一中北京校友分会。

会议当天，除掉因公外出，或一时联系不上，凡知道的校友都出席了。他们当中有厅部级干部，有教授专家，有离退休干部，也有年轻“北漂”一族的。许多校友虽长期住在京城，但彼此不通信息，从未谋面，几十年后突然相会，相貌虽然陌生，心灵却相通，一说出名字，那惊讶、感叹、热烈的场面，使会场几度“大乱”。大家一下回归到学生时代的顽皮场面，彼此“挖苦”，“揭底”，“喜笑怒骂”互相叫着小名，象一群天真活泼的“老顽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虽然他们对我敬重有加，我愧对难当，不光是因为自己职低位卑，还因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前辈、老学兄，和他们比起来自己毫无建树。我知道，他们其实是在敬重母校，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我不够是提供了这种机会，满足了他们的愿望，造就了这样的情景。我是有幸得到母校的泽惠，借着她的光彩来照亮别人。

在京期间，我又赶快通过电话与上海校友作好联络，定好时间，地点，他们发出通知。所以我们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召集了会议，成立了上海校友分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同样令校友们兴奋异常，激动非凡，我就不再细述。

1996年八十周年校庆开得轰轰烈烈，母校在社会上的威望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和扩大。我所做的一切结出了成果。我感到心满意足，别人是否肯定我的成绩，我无所谓。但是有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又不得不说，这不光是我个人名誉权利受到伤害，更多表露一种腐朽思想还在一小撮人头脑里生根作怪。

1995年科学楼作为八十周年校庆的献礼，开始动工兴建，由谁题写楼名，难倒了校长。我提议请科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教授题写。我有“渠道”可以通到那里，我的一位同学黄锦顺是卢教授的得意门生，后来又接替他任物构所所长，同卢教授的关系不同一般，七十五周年校庆时我的同学曾请卢教授为母校题过词。我们俩又是好朋友，当年在学习上是你追我赶，不相上下。他勤奋、诚实，得到大家的器重。他对我同样尊重。每次我到福州出差，只要电话打过去，他就专车开到旅社看望我，却不愿让我上门去拜访他。题写楼名一事，经联系，他满口答应帮忙。1996年农历正月初三，他打电话给我，说卢副委员长回福州过年，初五就要上京开会，时间很紧，叫我赶快去一趟福州。我转　告学校领导，初四一早赶到福州。在黄所长带领下，我们拜访了卢副委员长。卢副委员长慈祥可亲，平易近人。而我这人喜欢科学、文学、艺术，对它们有着浓烈的兴趣，也就敢于同即使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交往。唯独惧怕“政治”，跟那些浑身官气的不会有多少共同语言可讲。而卢副委员长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一种学者智者的神态，没有半点为官的架子，还十分谦和地声明，只为教育、卫生部门题过字，其它都谢绝了。当时我带着相机，抢拍了学校领导同卢副委员长交谈的镜头。还请卢副委员长的女儿为我们包括我的同学和卢副委员长一起拍了两张合影，我和黄锦顺同学单独在卢副委员长家里合拍一张。在我潜意识里，这完全是一种礼节和尊重，一个事件的记录。名人伟人也是人，能同他们合影虽是不易，也极平常，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更不必大惊小怪。

可是有些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张照片十分珍贵，是学校的荣幸，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鼓舞广大师生和校友。似乎成了一种资本，可以用来到处炫耀。于是有人羡慕，有人忌妒。“太阳慷慨地撒发光辉，不想与老鼠结下仇恨。”这句至理名言再次得到验证。在我只想把工作做好，做完美，从没有考虑可能带给自己的影响，不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坏的可能对别人有利，想不到好的也会给自己带来祸害。学校编印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的时候，有人认为这张照片难得，非采用不可，可以增加纪念册的分量。可是偏见和等级观念、贵贱标准，束缚了一些人的正常思维。他对我这人总看不惯，认为我资历浅，浑身都是“问题”，声誉也“不佳”，怎么配与一位他认为是高不可攀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起合影呢！他自己可是做梦都没有这个机会呀！这岂不是大不敬，有损伟人形象和政府威望。但照片又非用不可，如何“除掉”我，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不敢公开做这件事，而是待到纪念册要付印时，才临时通过所谓技术处理，把我的影像从那张合影中抹掉，连同我同学的形象也遭到损害。此事到庆典前三天，我接到印出的纪念册时才发现。他解释的理由是我非学校领导，只有领导才能代表学校与副委员长合影。这真是可笑至极。但愿他不是出于个人忌恨，却暴露了一种极端腐朽的思想。历来有些人眼里只有领导，为了维护领导的形象和权威，不惜牺牲普通人的利益，甚至用卑鄙的手法粗暴地践踏别人的人格和尊严，侵害别人的权利。道理本来非常简单，别提我为学校办了一件大好事，光是照片所有权属于我，要么你刊登，要么不登，不经我的同意，谁也无权对照片作任何技术处理。许多知道真像的校友都非常气愤，极力为我鸣不平，要我去控告这种侵犯别人肖像权和名誉权的行为。我知道有些人还一直沉溺在所谓“重政治”的怪圈中，以为在他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可以为所欲为，毫无法制观念。我相信，时代在变化，人们的觉悟在提高，一切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都将被无情地抛弃。这件事最后伤害的绝对不是我。

1999年年底我年满退休。新来的何校长热情邀请我继续留校筹备八十五周年校庆。他十分信任我，几乎是把筹备校庆的事全权委托给我。我有点惶恐，不够我已是轻车熟路，在校友中人缘声誉也不错。外地校友回到母校，许多人认识我。因为融洽，工作也比较顺利。我除了搞联络组织工作，还独自搜集编写了《一中校友风采》丛书，登载了一百五十多位杰出校友的业绩和成果。同时亲自编辑出版几期《校友报》，校庆过后又编辑出版《八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册。所有这些刊物，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以往出版的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得到大家的肯定。整个八十五周年庆典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赴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英国、新加波、香港等地的校友、嘉宾共一千七百多人，比以往任何一届要多。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都先后报道了一中八十五周年校庆的盛事。称一中是福建一所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一级达标中学。其校友遍布海内外，其中有中科院院士，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多人，有一大批教授、研究员，当中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就有五十多位，还有不少著名的企业家、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我知道这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能显示出来的后面有我的一份辛劳，不由得心里感到一种满足和安慰。只有广大校友的热心参与，这样的活动才有意义。何校长曾多次表彰我的努力和成绩，我也再一次看到自己的价值，虽是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我对自己仍然充满信心，这已不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有具体的成果可以呈现给人们。我不必在别人面前感到自卑，自怨，自叹，我再一次相信自己有能力来做好我想做的事。

我十分庆幸能在工作中认识和接触到许许多多热爱母校的校友。他们当中有科学院院士，有许多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教授专家，有全国劳模，英雄人物，有政府高官，而更多的是在各个岗位默默奉献的莘莘学子。他们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但是我无权说出他们的名字来炫耀自己，我清楚自己背靠的是母校巨大的怀抱，离开她，我什么也不是。我关心的是如何向校友们学习，象他们那样对全社会做出贡献。

在母校这十年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并努力去实现它，我觉得对得起她的培育，也对得起自己。学生时代的抱负，虽然未能实现，但我尽力了，不能做大的，就做小的，重要的是要做得完美，得到大家的肯定和赞赏，这样的人生可以无怨无悔。

我不习惯书写自己的成绩和功劳，我历来认为干好工作是分内的事，是应该的，如同一日三餐那样平常，用不着去详细描述。只有过错才值得牢记在心，因为那是不可原谅的。也许没有什么可写，正说明我已成熟，失败和挫折较少，不必耿耿于怀，大概我已经十分满足了。何况这点小小的成果，比起众多杰出的校友，他们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脱颖而出，对社会作出贡献，更是微不足道。

关于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1991年我到一中工作后，就全身心投入到我所热爱的事业，再也无心去搬弄我的文章，于是一直搁着。直到完全退休以后，顿感精神“解放”，人生进入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可以从容安排自己的一切。我才把稿子再拿出来潜心审阅、修改。而且每次修改，都差不多意味着重写，否则在语气上，情绪上怎么也不能“通顺”。但是我觉得每重写一遍，就象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既提炼文章，也洗炼精神，可以达到修身育性，怡养天年的目的，也使自己的退休生活更为充实。就象和尚天天打坐颂经，随着日月推移，功德自然在逐步圆满。到后来，我也就不急于把稿子脱手，这样可以时时感到还有事要做。而且以前每次修改之后，总会觉得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现在是修改之前有这种担心。一到审阅完毕，往往心里就泛起一股暖流。感到没有白费光阴，甚至充满信心，想入非非。不知是自己迟顿了，还是作品真的成功了。如果说过去我的理想只是一根漂浮在空中的鹅毛，支撑它的是一阵阵狂风，于是有时它高高飞扬，有时又突然降落在地。现在我的理想已是一位登山勇士，依靠的是自己的信心和毅力，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有希望达到顶峰。

这几年，对作品政治性的问题少一些担忧，但如何能走进出版社的大门，我却毫无把握。还是听天由命吧！也许只能象处理我的后事，将来让别人去考虑了。而且如果社会已到了至善尽美的程度，我的作品不再公诸于世，又有何憾事！鲁迅先生说得好：“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以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未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全文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