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更替之际，有两位备受后人称颂的人物，他们是伯夷和叔齐。人们认为在这两人身上充分表现出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忠孝节义精神。韩愈在《伯夷颂》中就写道：“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但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和这两个人，则恐怕未必如此。

据《史记》记载，纣王在位期间，“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歌之饮”。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殷商后期，当政的纣王只知道无休止地盘剥百姓，大兴土木，扩建宫室，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他的荒淫无道致使民怨四起，诸侯纷纷背叛。而为了镇压诸侯百姓的反抗，抑制群臣的劝谏，他特地设置了炮烙等酷刑。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将商朝更快地推向了灭亡的深渊。孟子说，君无道民可伐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因此，周武王伐纣灭商是合天道顺民意的，任何人——哪怕是历朝统治者称颂他的业绩。这是历史规律人间大道！可是，当周武王载着父亲西伯姬昌的灵牌讨伐商纣王的时候，伯夷和叔齐却拉着武王的马极力劝阻。他们认为，西伯尸骨未寒，武王就发动战争，是不孝；武王以臣子的身份去攻打自己的君主，是不忠。就是到后来西周取代了殷商，天下人都尊崇西周，伯夷叔齐却不肯臣服，逃到首阳山，坚持不吃西周的粮食，最终饿死在山上。临死之前还在谴责武王。

这就是伯夷与叔齐，他们抱着他们的“忠孝节义”抵抗着仁德的西周饿死了！这就是人们称颂的“忠孝节义”，其中真有多少让我们膜拜和景仰的呢？历史的长河中总不乏睿智者，历史总有人秉笔直书，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写道：“武王已平殷乱……”按照一般的写法，应是“武王已克殷”。毕竟武王伐殷时他只是商朝的一个诸侯王。司马迁这样写，显然是他认为西周才是合法的政权，武王为了解除百姓倒悬之危，兴仁义之师而“平”商纣王合乎天道民意。“天道（就是历史发展规律）民意”才是至尊的国家和人民的大义！这个“义”高于一切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而伯夷与叔齐死守的“义”不过是“忠臣不事二主”的狭隘思想。我们且不谈他们是否有沽名钓誉之嫌——这一点在后代是有人仿效的，你看这两位先是劝再是躲，最后到死都抱着万民痛恨、既倒难支的殷商，岂不是于大义而不顾、逆历史潮流而动吗？

对于伯夷和叔齐的“义”必须有这样清晰的认识。要不然，后人何以革弊除旧，历史何以前进？需要指出的是，历来人们对伯夷与叔齐大加赞颂，一是因为统治者的需要和教化的原因，二是一些腐儒癖恋这种“抱死守节”（不如说是“抱残守缺”！）做法。我们需要“忠义”，我们需要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忠义。

伯夷和叔齐还认为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是不孝不仁，他们在临死之前说：“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也。”则全是迂腐之气，死守教条。如果不使用武力，纣王恐怕不会自动结束奴役百姓的历史；如果守孝三年，武王很可能错过救百姓于水火的有利时机，生灵将多遭涂炭；“孝”同“义”一样，为国家百姓乃是大孝，载着父亲灵牌攻伐，还可砥砺斗志。这样看，武王当是给伯夷叔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伯夷和叔齐以不食周粟的方式守节或表示抵抗显得很可笑。像这样是骨气还是迂执之气不辩自明，现在是西周的天空，灿烂的阳光，新鲜的空气，百姓都安静恬适地享受着这一切，你们避退得了吗？虽然以死明志不失为一种保全气节的表现，而向一个荒淫无道、残暴不仁的君主表示至死不渝的忠诚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看到的是，伯夷和叔齐缺乏对现实明智清醒的认识，缺乏对忠孝节义精神的深刻领会，缺乏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我们应作为借鉴。这样死守陈规、不能与时俱进的人，是不值得推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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