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2年（1），张居正去世，京兆文官开始全面反攻，摧枯拉朽，清算张居正及其党羽。

公元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降谕工部，询问张居正已被没收的私宅处置，工部的答复未见于史籍，但不需答复，已能借此窥见万历皇帝当时微妙复杂的心境。

万历皇帝于公元1572年登极，至1620年常洛继位，距明朝灭亡已不到三十年，清仁宗嘉庆以明之亡“不在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万历皇帝一生很大一部分时光是在荒惰中度日的。长期的怠政使朝廷中枢几近瘫痪，万历年间出现的东林党人以学派发端，在喜宗朝企图力挽狂澜，诛除宦党，最终失败，历史学者黄仁宇以明朝灭亡在张居正去世时就已注定，其后世人，奔波往来，无非虚应故事，“是一部历史上总失败的记录”——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但这样一个皇帝即位初年，却坐拥过一个封建意义上的盛世！明朝史玄在《旧京遗事》中记载了张居正掌权时的情况：道路无警守，狗不夜吠，中秋月明夜，长安街上歌声曼妙。这期间生产力发展，社张居正会相对安定，南之倭寇，北之鞑靼，都没能进行大的侵犯。然则这局面消失了，像是文明史中那些人类奇迹，能让一夜风雨易换千年风骨，奇迹之亡亡在一时，而盛世之亡却亡在一代，起因在哪里？会有人把忧郁的目光投向北方那座夜里辉煌的都城，静静地等待明天，等待黎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等一些列人物的升沉起伏，大明朝暮年威风的兴衰消长，都从此开始。

张居正幼年好学，人称“神童”，纵观史上的各个改革家，北宋的王安石年幼也有类似的经历，两人都算得“小时了了大亦不失其佳”的“好孩子”，两人又都权倾一时。惊人的相似之处又在于，两人分别再生前、生后遭到了清算。

但张居正显然更早走上仕宦的坦途，二十几岁科甲中第，严嵩掌权时对其深为器重，而又能与严嵩的敌党徐阶交厚，不像很多人一旦陷入类似的套子就带上了儒学清誉的诟病。后为万历讲师，其时万历尚未登极，年纪也小，这便是张居正一份宝贵的政治资本。尚未领大权，他关注朝局动态，同时酝酿着大改革的计划，并进行着与之相关的思考。

明初太祖建制，试图将中国带向一个古人概念里单纯的理想社会，要人人节俭，风尚纯朴，于是削减官俸，要求官员节用爱民，在农村以乡为单位设置耆老，代理民事纠纷的处理，而没有可征引的法律明文，，是取老子“犹兮其贵言”之义，其意在于用道德的力量感召万民，而不是频繁的官府介入。设置军户及对口的税户，由军户出丁参军，税户负责额外的军税缴纳。一系列措施已与封建中后期生产力发展相悖。比如削减官俸，衙门例行公事所需银两部分由官府供给，但凡明文所为及之处，诸多杂务都需官员自行解决，这只会导致地方官被迫另谋出路，甚至腐败，又给了口实。耆老处理民事纠纷，虽则确实起到了维护那一套民间道德秩序的坐用，但其原则如“损富济贫”“父子相争过不在父”种种是对法制观念的大忽视，对很多正常的商业行为都起到了阻碍作用。而税户负责军户支出一法更加不切实际，法定税户需自行将自己赋税额外的军费税交与军户，而没有统一的机构负责这项缠着无数交通网的资金流动行为，结果也只能是军费不足，军户逃役，税户逃役。除了上述三个问题，也有一些问题是在明朝中后期逐渐凸显的，税务均一，而诸多自耕农及中下级地主有时无法负担，很多人被迫接受土地兼并，变卖土地、寄主为奴，以期逃避税责，土地的所有人改变又不在政府监控之下，大户借机逃税、大量人口流动，政府也全无掌握，收税困难，财政枯竭。关口在于政府的行政效率底下，这根源也来自不成熟的制度，也来自不成熟的观念，张居正知道，需要一次大改革。

但他也清晰地认识到凡此改制种种，人在明处，事在明处办了，所作所为皆有法律明文或圣人话语为据，雷厉风行，是谓“经”。但事后还有利害、倾轧、掣肘，一点犀利的眼神，一次神经的触动，一群自打的算盘，是谓“权”。王安石变法就失在后者，自己领导变法，却并未手领大权，牵及各方利益，其财政改革被地方官认作是发财的机会，就打着他的旗号投机倒把，又陷入党争，被百姓唾骂，宋神宗迫于压力罢免其职务，使其郁郁而终。王安石不知道，过度的中央集权，官制冗杂，中央不能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致使上下脱节，地方官铁板一块，肆行贪墨，就是“权”之所在。在这情况下，所谓“制度”也者也只是一个理想，况且背后还有君权掣肘。事可从经，亦可从权，在绝对封建君主专制之下，一个臣子想为国为民开天辟地，就必须有足以抵抗反弹的力量，有一批听其指挥的副手，有渗透了各处机要的党羽，为了保证改革的彻底施行，有时候甚至需要实际上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张居正既明白这些，就不能否认，凡“理想”之实现，绝少不得对“现实”的把握，欲使我大明王朝辉映万里，光耀千秋，就必须由此道，依权谋和心计杀出条血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刀光剑影在所不辞，骂的任他去骂，写的任他去写，我自岿然不动，王安石最终见弃，罢其职位的却是最初给予支持的宋神宗，张居正看明白了，注定发生的那场悲剧里，到底谁才是为了百姓，为了家国，为了天下。

可以说，王安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王安石则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两人的分野由观念开始，由人生经历铺行。张居正研究佛法，写给别人的信引用过“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的句子，深谙静心之术，已决定身在世上，却怀着一颗世外的心，一路走到底。

机会来了。

公元1572年，隆庆皇帝去世，内阁首辅为先朝元老高拱，《明史》载高拱“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万历年幼，便肆无忌惮，一次宦官传话，公开嘲笑万历年幼。高拱又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多有嫌隙，主张废止宦官干政，表面上可以维护文官权力，在道德和行政效率上都符合这个政府的形象，但有明一代，宦官掌权，从来都是对皇上负责，废止宦官的另一个影响就是限制皇权。高拱目的在前者，而张居正想到更多的是后者，为了未来改革，他不能与皇权有这种冲突，有个前车之鉴王安石在，便更是处处小心。同时，他要借此机会打压高拱，夺取实权，于是向万历及两宫太后进宫献策，联络冯保。万历皇帝迅速下诏，削夺高拱权位，遣返原籍，并终身受地方官监视。

至此，张居正轻松地控制了大局，打压了故交高拱，深得幼年万历信任，与司礼监冯保交厚，他又在都察院（监察机构）大量扶植亲信，作为排斥异己的副手。凡是他的决定，冯保都照拟批红，深宫里的小万历把他当“亚父”看待，两宫太后会尊敬地称其为“张先生”。羽翼遍布各省，他已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了。

针对财政枯竭的情况，张居正展开了多项改革。首先是肃清吏治，地方上的豪强和一些奸猾的吏民经常逃税，他一方面制定考成法，所有地方官必须接受京官的考核，他又派遣大量办事雷厉风行的副手下任地方监督办事，自上而下也少阻力，于是国库充盈，财政收入由隆庆朝的250万两升至四百余万两，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他又提倡节俭风气，身体力行，万历疹疾初愈，慈圣太后想要出城祭祀谢神，却遭到了张居正的委婉反对，张居正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宫里又省去了一次用度。而张居正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试图通过清丈土地，以土地数量和产粮能力具体规定应缴赋税，而且消除之前提到的那种政府对土地所有权更易全无掌握的情况，“摊丁入亩”（2），使流民皆耕。保护的是自耕农、贫农和中下级地主的利益，对大地主则是莫大的侵犯。繁花似锦，眼前拥簇，而背后也不乏危险的存在，一方面大地主对张居正有了反感，另一方面张居正的党羽密布，使长期受道德主义熏陶的许多文官有极大的不适，在他们看来，党羽密布就与奸臣无异，至于政绩认不认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则君臣猜忌，上下颉颃，封建君主专制之下，是否存在一种完全不被扭曲的的由臣子发起，中央向地方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在自己所处的时期未能终善其身的，董仲舒、王安石、主父偃、商鞅……想吧，一个不靠“势力”的人能够领导成功的变革？这些问题文官多不会想，他们不知道张居正扶植私人是处于改革的需要，自不会认可。就算有人认可，如果他不去依附张居正，就难免成为都察院众矢之的，而依附了又似与忠君爱国的传统道德相悖。于是，在无数不约而同的打量和思考下，一股暗流涌动了，一场悲剧酝酿了。

内忧潜伏，外患俱在。张居正任用戚继光、俞大猷等优秀将领，并给予一定的军队自主管理权，允许其进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军制改革，以弥补之前提到过的军制缺陷、倭寇评定很快，又调戚继光北上，抵御蒙古俺答的进犯。戚继光北至蓟州总兵不到三年。俺答就称臣封贡，之后不再有大规模的进犯。

而那股力量已经在他大改革之下渐渐强大了。

文官力量由来已久，明清虽为君主专制极锋，文官整体而言没有太大实权，但常常代表道德的力量对朝中任何一个他们心中认为行为不轨的人进行打压，甚至形成对皇权的制约，因为文官行止，常常能领导全国范围的舆论走向，皇上也不能视而不见。“土木之变”、群臣抵制正德皇帝放纵行为、嘉靖朝数百文官与嘉靖皇帝相争的“大礼议”，都显示着文官力量的不容忽视。一群人上书弹劾，其间有投机钻营借打压他人博取功名的，更有一心为国对奸臣党羽视若仇雠的，这情景便矛盾了：一心为国的张居正在忙于公事同时，不得不应付另一群一心为国的文官的纠缠，他完全可以调动手下那群都御史，反击那些前赴后继的文官，但越是反击，代表道德力量的文官失败产生的悲剧感就越能感染更多的文官，张居正的名誉便越是受损。

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在老家江陵去世，按理说张居正应该离职“丁忧”，回老家守孝三年，张居正自己悲伤过度，三次上书清秋回江陵老家服孝，大改革不允许他这么做，年幼的小万历也不允许他这么做，于是拒绝其请求，称为“夺情”，张居正便戴孝留在北京，扔负责任内事务。

文官们立刻找到了攻击的机会，他们认为张居正做法，无非官样文章，做个形式，势压圣上，万历也是处于被动才“夺情”，这是擅权，是大不敬。几十名翰林编修由吏部尚书张翰领衔，径直前往元辅私邸劝张居正放弃伪饰，离职丁忧，被张居正拒绝。事后张翰马上受到都御史弹劾，弹劾内容只字不提张翰与往张居正府邸的关系，而是另寻枝节，逼迫张翰下台。翰林们明白监察机构已成张居正左右，用官场“正”的那一套已毫无海瑞意义，遂越权上奏，直接上告万历，说张居正势压君上，“不忠”，拒绝丁忧，“不孝”，忠孝两不全，那就可以把他说得不是东西了。万历皇帝迅速下诏，越权参奏的四名官员皆受廷杖，行动坚决果断，幕后是否有张居正操控都有待稽考，但可以确定的是，小万历迅速降敕，内称今后凡参奏张居正都是“欺朕躬年幼”，完全承认张居正的特殊地位。百官除一名办事进士邹元标扔敢上书参劾，无人敢提及张居正之事了。（2）

次年万历大婚，张居正主持之后回乡葬父，在湖北拜谒了高拱，此时年过五十，终日国务缠身的张居正向高拱指着自己的白发（3），两人或许会互相笑着。不知张居正是否有过此种体味：那么多正襟危坐的文员没发沟通，能够沟通的却是昔日的敌人也是朋友，官场内外，快意恩仇，唯其如此，才有了某种顷刻超越这苍茫生世的慰藉。

参考书籍及文章：《万历十五年》（美·黄仁宇著）

《明亡清兴六十年》（阎崇年著）

《明史·徐阶高拱张居正列传》（张廷玉等人著）

《一条鞭法》、《张居正》、《万历》、《清丈》（百度百科词条）

注释：（1）·也有史家认为是公元1584年。

（2）张居正于1580年要求全国清丈土地，但由于1582年张居正去世，之前全国仍有地区未实行清丈。后来清朝的“地丁合一”制度，当是张居正改革的延续。

（3）·邹元标后被万历充军贵州，日后张居正遭受清算，他是文官中少数几个表示反对对张居正定罪的，因此参劾并非沽名钓誉，当有其理智因素的存在。

（4）张居正遭清算后刊印了据称是高拱写作的《病榻遗言》，历数张居正之虚与伪饰，擅权专断，但其真实性连后来的万历、申时行都无法认定，当属时人投机行为。

本文已被编辑[千山我独行]于2007-9-30 8:34:08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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