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萨特似乎被人们遗忘了。正像清晨人们被报晓的晨鸡唤醒后，扛起锄头匆匆忙忙下地干活去了，有谁还会总惦记着打鸣报晓的雄鸡呢。其实，萨特正是这样一只报晓的雄鸡，他的以探求、彰显个性自由为主旨的存在主义哲学，把人们从二十世纪的百年沉梦中唤醒。作为人类思想的一次再启蒙，萨特的思想启迪了包括东西方战后几代人重新找到了迷失已久的“人”的自由意识，而这种人的个体价值恰恰是人类在二十世纪被战争与革命的群体价值长期淹没了。

一

萨特生于1905年，卒于1980年，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基本形成于四十年代前后即二战期间及前后十余年间。萨特的思想概述起来说，主要强调人的存在决定本质，人不存在任何神定的、先验的和其他社会条件、物质条件事先决定的本质；人的本质完全是由人的自为存在所决定的。因此，没有什么必然性，人是在种种随机的偶然性中通过个人自由选择、自我奋斗来造就自己的本质和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根据这种存在决定本质思想，萨特强调个体对抗他人以及社会环境的种种制约和限制去积极追求自主、自由选择。萨特也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人学，即关于探索人的自由的学说。今天看来，萨特被人称作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形成于二战期间并风行于战后绝非偶然，它既是对战争状态下群体价值的反思，也是对战后个体价值的重建的哲学呼吁。

二十世纪，战争与革命一直是东西方社会的两大基本主题。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将整个人类社会卷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状态及战前战后的动荡之中。在此期间，以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党人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发动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建立起了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虽然大规模的战争状态基本结束，东西方社会都进入战后和革命后的恢复、发展时期，但战争与革命的社会主题并没有改变。所以，毛泽东主[xi]在上世纪后期还强调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依然是一个世界性主题。

在战争与革命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政治哲学必然是也只能是以强调群体价值为主流思想。无论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还是反侵略的爱国者，都同样需要用自诩高尚的国家利益、群体价值来动员人民参与战争；无论是高举义旗的革命者或是镇压革命的反动派，也都同样是以不同的民族利益、阶级利益或种种群体利益为核心的群体价值动员人民站在革命的这一边或是另一边。当人们面临战争和革命时，所谓的个人爱憎、个人选择以及个人利益等等个体价值都不重要了，国家、民族和阶级的群体利益、群体价值必然是压倒一切的，人们被别无选择地卷入战争或革命，而不会管你是自觉的、被动的还是被强制的。在西方社会，尽管自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已经解放了个性，个体利益和个体价值日益受到社会尊重，但面对战争无论在纳粹德国还是在反纳粹的法兰西，人们不得不放弃个人利益投入为国家、为民族而战。年轻的萨特，在二战期间，就是在这样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参与了法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尽管他把他的应征参战解释为是自己自主选择的结果。

1939年9月2日萨特被征入伍，9月3日法国和英国向德国正式宣战。由于萨特干的是较为清闲的气象兵，这使他得以有较多的空闲时间来从事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当兵不到一年，1940年6月的一天早晨，一觉醒来便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接着度过了几乎和当兵时间一样长的9个多月的战俘营生活。1943年萨特出版了他的后来被人们称为存在主义代表作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连同战前发表的小说《恶心》、1943年公演的戏剧《苍蝇》、44年公演的《间隔》和4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等，二战期间写作并出版发表的这些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形成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体系。加在一起总共有一年半多一些的兵营生活和战俘营生活，对于一贯自由放任的知识分子萨特来说，思想上的影响是深刻的，一直到晚年萨特还对这一段难得的生活体验津津乐道并深感体味无穷。事实上，萨特的思想是二战的产物，是对二十世纪战争主题的哲学阐释和思想反省。

处在战争状态下，战争的双方都在强调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群体利益、群体的存亡决定着个体利益的保障和存亡；强调个人的选择和决定只能是无条件服从国家和民族在战争中的群体选择和决定。一切不服从国家或国家当权者对战事决策的个人选择都会被无条件镇压。在这种条件下，个体被群体完全淹没了，个体利益被群体利益掩盖了，个体价值完全被群体价值取代了；在兵营里个人的自由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了，在战俘营里俘虏的自由完全失去了。当时正值三四十岁的年轻知识分子的萨特不能不深切感到了战争对于个性的压抑和个人自由选择的极大限制了。虽然萨特一再申明他介入反纳粹战争是他的自主选择，尽管他坚持认为人们身陷牢狱也依然有选择越狱或自杀的自由，然而萨特也许并未意识到，他在二战期间形成的以彰显个性自由为主旨的存在主义哲学，正是知识分子和一切被卷入战争的人们个人利益、个体价值倍受压抑的心底呐喊。萨特的存在主义正是以哲学思潮的思想形式把这种心底呐喊喊了出来，呼吁人们及人类社会去寻找被战争主题所淹没了的个体利益和在群体价值中所迷失了的人的个体价值。战后萨特存在主义在西方社会几十年的风行传播，也集中体现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人们对于启蒙运动以来已经确立但被战争一度迷失的人权观念及个体价值的恢复与重建需要。

二

萨特的哲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传入中国并一度风行起来的。八十年代，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旨在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与此相伴随的是一场以思想解放为旗帜的改革启蒙教育。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潮就是在日渐开放的中国八十年代的学术思想界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迅速传播开来，并且对于其后一二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解放和个性意识觉醒发生了积极的思想影响。萨特的思想所以会对东方社会的中国的改革发生积极的影响，以及对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究其根源不仅在于萨特对于前苏联和新中国都持有善意态度，而且主要还在于他的存在主义思想确实适应了这些国家推进社会改革的理论需要，而且与长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确是存在着哲学上的不解之缘。

萨特坦承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但他声明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萨特认为马克思没有把人的自由作为出发点，而是强调人是经济制度的产物，是与他的哲学不同的。因此，萨特认为他所强调的“人的自由是存在的，它必须构成真正革命的基础”，这种个体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确实，马克思主义是动员、引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并强调人是生产关系的产物，人的阶级属性是由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人要获得解放首先有赖于其所处的阶级的解放，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所以，马克思主义虽不否认个体价值、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但更强调个体服从群体、个人服从阶级，提倡个人特别是革命者勇于牺牲个人利益去投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尽管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也充分论证了群体与个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始终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各自强调的重点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强调群体价值，后者则更强调个体价值；前者强调必然性，后者强调偶然性；后者强调人的自由选择，而前者则强调人的自由必然受到的阶级局限和经济条件局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斯大林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chan*]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两大社会主题下，马克思主义这种重群体价值的思想体系能够有效地动员人民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革命斗争。应该承认，在大革命年代，无论是前期的夺取政权还是后期的建立政权、巩固政权，都需要强调阶级利益、政党利益、群体利益，也需要人们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群体利益，甚至需要对于任何不利于革命事业的个人自由选择加以必要的压制和限制。然而，如果把这种革命年代、革命主题下的政治哲学在社会的和平建设时期长期推行下去，显然是要出问题了。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社会，恰恰问题就发生在这里。这个时期在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被严重地教条化、公式化、绝对化，看重群体价值的政治哲学被推到了极端，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奋斗甚至人权观念等个体价值都成了反义词。个人、个体仅仅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集体、群体机器上的一个不应具有任何主动性的“革命的螺丝钉”。在物质上不允许有个人私有财产，在精神上禁止人们创建和持有不同于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在社会行为上强制人们在从上学读书到工作就业和生活消费、甚至娶妻生子等等都不得自由选择而须听命于国家、单位及组织的安排。国家和集体“把一切负担都自己扛”，从社会生产的资源配置到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全面负责；人们对国家和集体形成了完全的依附性、依赖性，个性意识泯灭了，个体价值迷失了，个人的自由完全被集体主义统一意志淹没了；个人失去了生气，社会失去了活力，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几乎把社会主义的发展引入了死胡同。

这样的社会状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吗？符合共[chan*]党人当初发动革命的初衷吗？显然，在社会发展体制设置和社会管理的政治哲学上确实是出了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共[chan*]党人面对社会现实，开始了历史性的意识形态反思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从政治哲学上拨乱反正，全面调整群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的辩证关系，解放、启迪个性自主意识，强调尊重个体价值；从经济制度上，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集体、国家与企业、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国家实施放权让利，发展个体私有经济，培育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功能；在社会管理方面，健全法制，放开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行政控制，鼓励人民自由择业、自主经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强调以人为本、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全面创建既具社会凝聚力又具社会活力的和谐社会。这便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改革所体现的社会发展导向，从政治哲学上看，这是一场在中国发展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变革。她启蒙性唤醒了中国人沉睡多年的个体意识，使人们真正发现和找回了迷失久远的个体价值；而这种作为“人”的个体意识和个体价值，恰恰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主题及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群体价值所长期淹没，甚至被长达两千多年的儒家正统文化所强调的群体价值所淹没。显而易见，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发生的社会改革，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文化条件和社会思想需求。正是在这种改革开放的社会条件下，萨特旨在彰显个性解放、追求个人自由、主张个人选择、个人奋斗的哲学思想，引起了广大个性觉醒、积极追求自我发展的一代中国人特别是向往改革的一代年轻人的强烈共鸣。二三十年来，改革造就了几代时代新人。这些时代新人正是以积极顽强的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精神，从山沟走向都市、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机关走向商场、从旧体制中走向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从统一单调的生活模式走上了丰富多彩的生活道路。

三

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永恒难解之主题。自从有人类社会，人们总是试图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探索对这一社会主题的合理解决，并且在探索通过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来更好地处理好这种基本社会关系。应该说，这一永恒主题总是在被求解中，但谁也不可能获得最终解。萨特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然而毕竟不是一个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他的哲学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睿智，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与困惑。特别是当他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介入到社会政治活动中时，他的哲学局限和思想困惑便是显而易见了。作为一个社会，如何协调人们不同的个人选择造成的利益冲突？个人的自由发展如何突破社会条件的种种限制？社会制度的选择如何保障和协调不同的个人的极为不同的自由选择权利？说出“他人就是地狱”的哲学命题并不难，然而要做出解决“地狱”问题或在“地狱”实现个人自由的社会制度安排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五十岁之后到晚年的萨特，其思想日益表现出极大的困惑和摇摆。为了主张个人自由、反抗社会条件和现存统治秩序对个性自由的限制压抑，他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效仿中国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来反抗法国的现存统治秩序；为了介入革命运动，他看好前苏联和中国、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称共[chan*]党人为同路人，并且理论上最终倒向马克思主义。他晚年称自己年轻时对于个人自由选择的主张过于天真单纯，并向强调群体价值方向倾斜。萨特晚年完成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表明它在理论上从强调个体价值转向强调群体价值，即是朝向马克思主义群体价值哲学的深度倾斜。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于二十世纪，但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二十世纪，它不是社会政治哲学中的主旋律，甚至说它在上个世纪只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价值掩盖下的一种杂音。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反映了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疯狂；同时，二十世纪又是人民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因此，二十世纪不可能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真正“介入”社会发展的时代。“人”的真正的自由选择、自由发展是需要一个和平的、和谐的社会环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一世纪也许为以人为本、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个体价值重建创造了更好的社会条件。世界格局已经形成，除了恐怖活动和局部的反恐战争外，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革命后的发展中国家大都进入稳定的改革发展时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和谐的国内环境，才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日臻完善的法制秩序和文明的社会制度，也才能为协调人与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断改进完善社会自身的调节机制。基此，人们有理由相信，萨特所向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他百年之后的二十一世纪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实现。

-全文完-